两河口会议始末 两河口会议的背景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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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始末 两河口会议的背景和过程
两河口会议之前，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情势认识上存在分歧，党中央方面意识到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必须要先要解决这一分歧。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在会议上，周恩来阐述了三大问题，之后毛泽东、博古等人相继发言，最终确定了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1军团2师4团与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9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1、4方面军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贺长征中的两大主力会师，并表示要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携手共进，去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4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于会师后改称第1方面军。 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战略方针。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二、关于行动方针。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找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他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20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甘川陕首先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相关参考
会议旧址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统一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等。会议正
懋功会师之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两河口会议，会议之上，张国焘的“川康计划”计划被否定，毛泽东的北上计划成为党和中央的战略方针。张国焘虽然表面答应，但在实践上却处处不配合，导致《松潘战役计划
早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张国焘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和中央存在很大的分歧，之后，经过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以及巴西会议，张国焘分裂党的意图不仅没有打消，而且愈演愈烈。在多次违反党中央
毛儿盖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右路军穿越了茫茫大草原，来到了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巴西乡，他们要在这里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会合。没想到，张国焘依然没有放弃其分裂红军的企图，拒绝和右路军会合，于是，中
1.拒绝让出总书记职位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北上决议，将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四方面军。但是，张国焘处处表现出迟缓。 松潘守敌人数不
宁都会议中，毛泽东在党内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直到遵义会议，他才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而毛泽东真正重掌军事指挥权则是在苟坝会议。从这一角度看，苟坝会议的作用和意义绝对不亚于遵义会议。那
张国焘与毛泽东本文摘自《张国焘的这一生》，少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按：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
会理会议虽然早就结束了，但由于这场会议涉及的复杂关系，它后续还产生了不少影响，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彭德怀、张闻天的关系上，这场会议的影响一直都在。那么，会理会议的始末究竟是怎样的？会理会议的后
八七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党和革命事业今后应该何去何从是八七会议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八七会议召开的目的。八七会议的目标虽然是明确的，但实现过程却是曲折而艰难的，究竟八七会
《松潘战役计划》失败之后，中央在芦花会议上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但由于张国焘的动摇，攻打松潘的时机再度失去。张国焘的错误如果不加阻止必然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中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