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参会人员都有谁 苟坝会议的命名问题

Posted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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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坝会议参会人员都有谁 苟坝会议的命名问题

  苟坝会议的参会人员至今没有确切的名单,但还是有几个人是确定参加过这场会议的。这场会议形成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新三人团”,在中共革命史上是标志性的。根据相关史料苟坝会议的名称是毛泽东在这场会议结束24年后才定下的。 苟坝会议参会人员都有谁具体是哪些人出席了苟坝会议呢?实际上,除了可以明确的几个外,其他还是一个谜。朱存福在其《出席苟坝会议领导人初考》(陈松:《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57~162页)一文中提出,出席会议的人员可能有:张闻天(政治局常委、苟坝会议的主持人)、毛泽东(政治局常委、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博古(政治局常委,1935年2月5日后代理中国红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云(政治局委员,中央纵队政治委员)、王稼祥(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朱德(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凯丰(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邓发(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叶剑英(中央纵队副司令员)、李维汉(中央组织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云逸(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李富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李德(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邓小平(中央秘书长)、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另外,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有可能出席会议。由于苟坝会议开了3天,在当时候的战争环境中,并不是所有领导都能完整的参加完每次会议。如彭德怀和杨尚昆参加遵义会议时就只开了一半,中途到刀靶组织阻击战。 苟坝会议的命名问题 在毛泽东1959年八届七中全会的谈话未披露前,最先提出“苟坝会议”一词的,是1992年中共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一书。此前,各种回忆录和有关研究文章提及这段史实时,均侧重于对“新三人团”于1935年3月成立时间、地点的探索和考证,未把3月10日开会讨论进攻打鼓新场、3月11日又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3月12日成立“新三人团”系列事件联成一个整体来认识,未明确提出“苟坝会议”的概念。 毛泽东在1943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应为苟坝——引者注),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从有关情况考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未去过打鼓新场,讲话中提到“在打鼓新场”,显然是指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会议所在地。 1943年,周恩来在谈到当年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1972年,周恩来再次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二次从遵义出发,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周恩来的两次谈话中,前一次说到是“鸭溪会议”,后一次只是说“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没有提出“苟坝会议”一词。 1978年5月18日,陈云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谈到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情况。他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指挥小组。决议上没有”。显然,陈云的回忆也和毛泽东一样,把红军将要进攻的打鼓新场误述为“在打鼓新场”。 洛甫(张闻天)在1943年12月的笔记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时任红3军团参谋长的叶剑英在1983年10月23日谈到当年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情况时说:“成立三人军事小组那个会我参加了,记得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主席还到茅草房去躲。” 从上述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叶剑英等关于参加苟坝会议的谈话和张闻天的笔记,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直接提出“苟坝会议”这个概念。 2003年12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传》(1949—1976)出版,书中记载了毛泽东于1959年4月5日在上海讲话的部分原文。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苟坝会议”这个概念,比《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中提出时间早了30余年。其原文是: 他说:“……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原注),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 由此可见,苟坝会议是毛泽东1959年定名的,并纠正了自己1943年把“苟坝”说成是“打鼓新场”的说法。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提到成立“新三人团”的事。 毛泽东在1943年(延安整风)、1959年(“大跃进”后)、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几个特殊时期,在有关讲话中都提到了苟坝会议,说明苟坝会议在毛泽东心中印象深刻,很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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