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理会议始末会理会议后的后续影响

Posted 2022-12-27 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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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会议始末会理会议后的后续影响

会理会议虽然早就结束了，但由于这场会议涉及的复杂关系，它后续还产生了不少影响，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彭德怀、张闻天的关系上，这场会议的影响一直都在。那么，会理会议的始末究竟是怎样的？会理会议的后续影响又是怎样的？毛泽东对彭德怀、张闻天后来究竟有怎样的芥蒂呢？确立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最为关键的时期是在长征的时候，其起点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终点在洛川会议，其中会理会议也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得到几乎一致的拥护，是因为毛泽东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积累起来的领导威信尤其是其指挥作战的能力起到了关键作用。遵义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军事战略问题，是如何尽快解决中央红军的出路，如何使中央红军尽快地走出国民党军的包围，脱离危险地域，与任弼时、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组建新的红色云贵川边根据地的问题。这就向在会议上取得了军事领导权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迅速争取战争的胜利，以杰出的战斗业绩来巩固其领导地位。所以，尽管会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李德对毛泽东并不满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也反对毛泽东的领导，但毛泽东既往的军事领导才能还是得到了前线将领的高度认同。会议对于长征以来中央红军在军事领导上的纷争、冲突比较顺利地作出了裁决，认定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犯了单纯防御路线、拼命主义、逃跑主义的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取得了负责军事指挥工作和红军作战行动的权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是被其认为是自己直接指挥的四大败仗之一的土城战役。当时，毛泽东集合军委纵队干部团、三军团、五军团、一军团一部等长征红军的大部分主力，以尾追川军郭勋祺部为打击对象。但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付一直被认为是战斗力很弱的川军，却因情报失误、判断敌情不确，遭遇重创。毛泽东东山再起的第一仗的指挥能力受到怀疑。博古即直言：“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但毛泽东的领导权力却没有受到影响。2月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商谈决定，变换中央领导，以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党内总书记。7日，中央红军放弃遵义会议原定的北渡长江与贺龙、萧克部会师计划，开始四渡赤水的战役。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毛泽东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实行大范围迂回，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变被动为主动，从而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打破了敌人的整个追剿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军事杰作，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通过四渡赤水，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得以进一步确立。 林彪信件代表了一部分将领的意见 四渡赤水历时4个多月，红军实行高度的运动战，其特点表现在“跑路”，艰难的转圈式来回行军。这对于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来说，是难堪的重负。而且，这种行军，由于军情紧急，上级往往不告诉下级作战意图，下级持久行军却不明所止。更为重要的是，疲惫的中央红军在承受这难堪的重负后，并未迅速脱离困境，与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期望大相径庭。所有这些，激起了一部分指战员的不满。于是，在3月10日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黔敌时，毛泽东的权力受到质疑，毛泽东上任不到一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被撤销。毛泽东的职务被撤销是与会高级将领表决的结果。尽管毛泽东通过努力，成立了中央“新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但毛泽东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战术还是颇具争议。刘英就回忆说，“在当时，毛主席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着是走路还是打仗。” 3月16日至5月3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指挥能力提出了严重的质疑。红军在狭窄的云、贵、川边境，围绕赤水河穿插、“兜圈圈”，飘忽不定，行踪无常，只是不断的走，战斗伤亡很大，不少指战员情绪十分冷落、悲观。杨尚昆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感叹：“红军在四渡赤水那一段走得实在苦……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记录：土城战役，朱德亲自督战他所在的红三军团四师阵地，对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非常恼火，对他大发了一通脾气；在娄山关、遵义战役中，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已改变建制，废止师级，直辖团级）伤亡惨重，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参谋长孔权腿被打断，第十团团长张宗逊，腿被打残，参谋长钟伟剑牺牲。对毛泽东指挥意见最大的是红一、三军团指战员。其中，尤以红一军团长林彪的牢骚最盛、意见最大。按聂荣臻回忆录的说法，“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林彪表示不满后做了3件事：一是发牢骚，埋怨毛泽东指挥红军尽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二是直接打电话给红三军团长彭德怀，要求他出来指挥。红一军团在刚占领的会理城休整。林彪当着红一军团主要将领聂荣臻（政委）、左权（参谋长）、罗瑞卿（保卫局局长）、朱瑞（政治部主任）的面，直接打电话给彭德怀，明确表示，“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拒绝后，林彪做了第三件事，直接给中央“新三人团”写信，并要聂荣臻签字。聂荣臻拒绝后，林彪单独签字上送。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在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方面，对毛泽东的指挥也存有疑虑。在二占遵义、中央指派刘少奇为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时，彭德怀对刘少奇说：“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伤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结果。”彭德怀还认为，目前中央存在对敌作战犹豫的现象，并对中央的作战方针提出批评。刘少奇与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据此联名报告了中央。彭德怀及红三军团其他指战员的情绪很快被毛泽东指责为右倾。中央领导层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也存在看法或保留意见。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正跟随红三军团行动。张闻天应该知道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张闻天对他的战略战术存在看法而故意隐瞒。在“新三人团”里，王稼祥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也有意见。他对张闻天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他要张闻天开会讨论，决定红军的作战计划、行动方针。于是，在抢渡金沙江成功，夺得会理城后的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郊外召开了扩大会议。 特别会议争执激烈 此次会议的召开非常特别。一是参加会议的人员特别。按一般规律，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军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出席，但当时在军中的政治局常委博古、政治局委员陈云、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凯丰没有出席。与会人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朱德、“新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及扩大的红一、三军团司令员、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二是会议的时间比较特别。此次会议召开时间长，前后3天，这在长征途中并不多见；参加会议的通知来得很急，中央紧急通知，必须当日下午2时赶到。三是会场比较特别。会场摆在城郊的一个铁厂的草棚子里，草棚外不时有敌机扔下的炸弹爆炸声，有一颗炸弹就落在会场附近，墙壁震得摇晃起来，尘土落了开会的人一身。“军团来的负责人就住在这个草棚子里，就地打铺，地上铺了卧草。喝水、吃饭都由我带警卫员送去。”刘英说，这是为防避敌机轰炸扫射。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闻天的报告事先已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张闻天严厉批评了林彪的信，认为这是动摇、右倾。毛泽东讲话很多，他严厉指责彭德怀，并涉及到张闻天。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对林彪是恨铁不成钢，认为他写信是受了别人的蛊惑，批评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但却认为彭德怀、张闻天是别有用心，是想取而代之。毛泽东批评了彭德怀的右倾情绪，还说林彪的信就是他鼓动起来的。彭德怀听后十分愕然、难过，但他对毛泽东的盛怒之中所说的话并未过多申辩。不仅如此，他还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没打好，有些烦闷，但只是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在会上，彭德怀也批评了林彪的信，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他表示林彪的信与他无关，“事先我不知道”。毛泽东在会上，还暗示张闻天与林彪、彭德怀有关，说张闻天到红三军团是联合彭德怀一起反对自己，严厉指责张闻天“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会理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批评了林彪等少数人的错误思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作战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毛泽东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理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更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维护了团结，也更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并为后来粉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奠定了基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进，越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应该说，会理会议加强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 会议余波不断 会理会议的争执本应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烟消云散，但是其中涉及的权力纷争（至少毛泽东个人是这样的看法）使这一事件竟随革命斗争的胜利而时浮时起，其阴影竟影响当事人几十年甚至一生，特别是在毛泽东与彭德怀、张闻天的关系上更是如此。毛泽东始终认为张闻天、彭德怀当时存在“换马”的阴谋，会上话里话外如此。会后，在几次党内分歧、冲突中，毛泽东不断地以此作为历史根据，说明他们与自己的“不合作”。 1941年，在延安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有人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拨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团”。张闻天听了感觉十分委屈，回家当晚写了一封申明信，但未发出。其时，正值整风前夕清算十年内战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时期，张闻天已经失去了党内领导职位，并被认为是“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张闻天在回忆这段时期的内心感受时曾这样说：“当时我有点苦闷，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 张闻天犹豫再三，还是主动找毛泽东面谈。第一次，毛泽东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他”。第二次，毛泽东约请康生、陈云、任弼时与张闻天谈话，批评十分严厉，说张闻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张闻天对此过火批评，感觉很不舒服，相当抵触，但仍未辩解。 1943年9月，延安整风进入高潮，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总结历史经验阶段，毛泽东旧事重提，当面指责张闻天“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张闻天听从夫人刘英的建议，在笔记中详细辩解了这件事，说：“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小组，完全是误会。会理会议上，我的报告大纲是同毛、王商量的。我当时批评下面的右倾很厉害，是带勉强性的。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年底，张闻天将笔记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写得很好”。据杨尚昆的说法，当时张闻天还专门进行了调查，查实是一个同志“信口开河乱说的”。在“笔记”说明事实的同时，张闻天还附上了一件“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比起张闻天来，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更为“恶劣”。他一直认为，彭德怀是要直接夺权。彭德怀对此一直未多作辩解，以求“事久自然明”。但彭德怀低估了此事对他的影响。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会议后期，议题转向批判彭德怀，在大连的林彪也被紧急召来，作为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救兵”。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实际上已先在党内核心层统一了彻底批倒彭德怀的思想。批判时，毛泽东“新账老账一起算”，认定彭德怀与他自认识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再次谈起会理会议彭德怀的争权，以作为彭德怀反党的历史依据。在场的林彪当即解释说，他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与彭德怀无关。彭德怀认为总算澄清了一个20多年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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