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的缘起宁都会议周恩来责任

Posted 2022-12-27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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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会议的缘起宁都会议周恩来责任

宁都会议的缘起在于当时的苏区中共党内弥漫着“左”的情绪，而毛泽东则是少数清醒认识到局势的领导之一，今后的革命何去何从是当时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宁都会议中周恩来的作为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尤其是他和毛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和分歧的问题。一 1931年底，周恩来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线从上海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之所以赶赴苏区，与共产国际对苏区工作和红军建设的重视有关。早在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示“特别要加强群众性工作和组建红军”。7月29日，共产国际专门就红军建设问题给中共中央发来长达7000字的指示信。8月28日，共产国际就红军建设问题再次发来电报，指出组建红军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环节”。8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远东局：“千方百计巩固苏区”。12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责成远东局关心一下，以便落实我们以前下达的关于加强红军、加强苏区和开展无产阶级局部斗争的指示”。既然要加强苏区工作，就必须派出大量干部。193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负责军委和苏区工作。此次会议上，周恩来通报说，由上海赴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打通。据周恩来向远东局的报告，从1930年9月至1931年4月，一共向苏区派出228名干部，其中172名到达目的地。即便如此，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领导人盖利斯还写信给周恩来，指责说：“关于派人到苏区的具体的实际的工作、同红军建立联系、领导苏区和红军”等等任务“很少过问”。1930年10月间，在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曾经“在政治局提出自己前往苏区的建议”，远东局以周恩来是“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不可替代的人物”的理由加以“反对”，所以未能成行。随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改造”的完成，周恩来再次提出赴苏区，中经一波三折，最后于1931年底抵达。周恩来抵达苏区前，中共党内已弥漫着“左”的情绪。应该说，1930年下半年，针对李立三冒险在大城市发动暴动，莫斯科给予严厉指责。1930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李立三“根本不想尊重事实”，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因为现在“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但是，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色彩始终挥之不去，总以为占领城市才是革命发展的象征。例如，1930年6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苏维埃政权要扩展到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城市，这样的城市应成为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基地，同时也是我们在政府中领导作用最可靠的保证。”很自然，一旦苏区有所发展、红军力量有所增强，以进攻大城市为特点的冒险政策很快就占据上风。 1931年5月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刚从中国返回的米夫和盖利斯做长篇报告，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定革命高潮再次到来，国民党军队“暴露出非常严重的征兆”，“我们的前景十分良好”，“红军大大增强”，“南京政府正在走向彻底崩溃，陷入全面的政治危机，其必然结果将是南京政府被推翻”。因此，1931年11月20日，米夫致信斯大林说，如果过去“与敌人进行大规模巨大的战斗是不合适的”，现在“就要求占领一些中心城市（现在可能谈得上的是吉安、南昌，而将来则是汉口和长沙）”，“有理由十分担心中央苏区江西的领导人现在把过去不夺取大城市的指示变成教条”。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进攻路线”成为中共的选择。1931年9月20日，王明起草并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突出地指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要求苏区“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强调“目前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调：“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该决议要求中央苏区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将目前分散的各苏维埃根据地联成一片，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二在这样的背景下，赴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很自然要贯彻“进攻路线”，与毛泽东发生意见分歧难以避免。周恩来到苏区后中央红军的第一个大战役，就是攻打赣州。早在1931年10月22日，临时中央就致电苏区中央局：“接国际来电，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正与前三次给你们的指示相符合，请你们立即把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布置及所取得成绩告诉中央。”10月24日，毛泽东等回电报告红军难以立即向外发展：“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在毛泽东看来，一是红军的力量还不足以攻取大城市，二是为巩固根据地内，红军必须要开展打土围、拔白点的工作。但临时中央坚持己见，12月4日发出训令，要求中央苏区“应以红军主力配合群众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攻打赣州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周恩来赴苏区前就主张攻打赣州。1931年12月6日，周恩来为临时中央起草致苏区中央局电指出，红军主力宜“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周恩来到苏区后，1932年1月上旬，在瑞金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应该选择哪一个城市作为进攻的对象，除毛泽东外的其他中央局成员都表态攻打赣州。会后，2月9日，周恩来撰写《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党的目前紧急任务》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实话》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号召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从苏联解体后公布的一份档案可以略知一二。这份档案是1932年5月3日由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联名从瑞金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电报一开始就指出：“我们在［中央］苏区扩大方向和红军作战行动上有分歧意见”，“［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其他委员都同意这个意见，并决定攻打赣州。……当莫斯克文来到时，毛泽东提出了在［赣］东北扩大苏区的计划，并反对攻占中心城市。毛泽东遭到反对后，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而我们把占领大城市的计划具体化了，并开始攻打赣州。”电报将毛泽东的主张视为“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声明：“［中共苏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这条路线。”（莫斯克文即周恩来。中括号内文字为原有，下同）可以看出，周恩来支持临时中央占领大城市并攻打赣州的“进攻路线”，与毛泽东的观点不一。电报还指出，“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批评”。1932年5月30日，周恩来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的文章，实际上是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的理由是，赣州乃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事如毛泽东所料，红军1932年2月发起的攻打赣州遇阻，被迫放弃攻城计划。3月中旬，在赣县江口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并表示“今年年内不可能占领大城市”。但是，建议仍遭否决。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以红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军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这实际上仍是一条以大城市为目标的“进攻路线”。 3月27日、28日，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召开，毛泽东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进入闽东南，打开局面。在毛泽东看来，沿赣江向北发展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因为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在南昌，向西发展有赣江阻隔，大部队往返不便，向南发展必然会同广东军阀顶牛。这次会议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向东南方向发展。东路军向福建进军后，一路高奏凯歌，占龙岩、下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师大部。其他中央局成员虽然同意红军向闽东南进军，但和毛泽东的出发点不一，考虑的是入闽筹集款项。从上述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联名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可以印证这一点。电报说：“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在漳州募集资金后，我军准备回过头来进攻广东来犯福建和江西之敌”。电报还明确地指出，筹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准备进攻粤军和大城市”。而毛泽东明确表示“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是“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的“外线作战战略”。可见，毛泽东视东路军入闽具有“出击求巩固”的重要战略意义，而其他中央局成员则认为这仅仅是为再度进攻大城市而筹集资金的战役意义。恰在此时，5月20日，临时中央发来指示电，再次要求“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6月初，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根据6月9日苏区中央局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这一份新材料可知，“已从前线返回”的毛泽东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电，毛泽东“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这说明，在临时中央的压力和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的劝说下，毛泽东被迫同意了“进攻路线”。随后，6月1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三尽管如此，周恩来仍支持毛泽东在前线指挥。上述6月初在长汀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议虽然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但是“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在6月10日还单独致电临时中央指出，虽然毛泽东“身体极弱”、“失眠”、“胃口也不好”，但毛泽东“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因此，“［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毛泽东一方面不得不按照临时中央的意旨取“进攻路线”，但都随时在实际斗争中采取灵活应对的策略。这是从7月下旬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与毛泽东一起随军行动开始的。按照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红一方面军击溃入侵粤军后就应在赣江上游渡河，北上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经过对敌情的分析后，于7月25日致电后方中央局，指出“赣江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危险”，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陈、罗，指陈诚、罗卓英，当时分别任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第二路军司令官和第二路军第十一师师长。）7月29日，周恩来致信后方中央局，再次肯定“必须以最大决心迅速渡河，地点决限于万安”。红一方面军由信丰经于都到达兴国后，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开会讨论行动方向。会议接受毛泽东建议，决定红军主力北上消灭驻守乐安、宜黄之敌，再打从赣江以西和从南城、南丰等地来援之敌，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8月15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通报了这一战略布置。这说明，兴国会议已再次改变计划，不再“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而是在赣江以东向北推进，避免在赣州至吉安一线与兵力密集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事实证明，兴国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根据此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8月8日出发，行军8天，抵达乐安招携一带，并投入乐、宜战役，一周之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南昌、抚州为之震惊，敌军急调武汉胡宗南师赶往南昌，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乐、宜战役后，红军主力直趋南城，准备攻克该城以进一步打开赣东局面。然敌情发生变化，南城守敌增至3师17团，且城防工事坚固。周、毛、朱、王研究敌情后，决定放弃攻城计划，改令红军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发动群众并筹款，“准备东进敌人（陈、吴等师）进至相当地点，即给以迎头痛击”。（吴即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第二路军司令官和第二路军第九十师师长。）当获悉敌军以6个师组成左右纵队，对南城、南丰、宜黄待机的红军实施夹击时，红军向苏区东韶、洛口回师，随后撤至宁都以北青塘一带，准备依托苏区之有利条件，寻机求歼来犯之敌。对于红军不进反退的行动，后方中央局9月7日致电周恩来，指责他们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要求红军立即向西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对于上述提议，周恩来9月8日回电表示，“西袭永丰不仅体力未恢复”，“并且敌军已先臻安防我西进，五十二、四十三、五十九师又均在永、吉附近，袭取永丰将成不可能”。9月23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后方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严厉指出：“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陈述道：“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于是，毛泽东、朱德在26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加上收到临时中央7月21日长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 四一方主张避敌锋芒，择机歼敌，一方主张立即出击，与敌决战。就在前方中央局成员与后方中央局成员的争论之中，10月3日至8日，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需要指出的是，前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同样存在分歧。原因何在？周恩来认为“前方负责人太多”，方针的制定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而是“银宝塔式的指挥权”。本来，自红军撤围赣州后，毛泽东一直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实际上是红军在前方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参与前方指挥后，周、毛、朱、王于7月25日致电后方中央局，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 这一电报在解决“银宝塔式的指挥权”的弊端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对毛泽东的军事行动权进行了限制。如果以政府主席身份参加红军行动，显然地位高于中革军委，而以毛泽东任总政委，权限在具体的作战指挥权。按照周恩来的设想，将作战计划与决定权赋予中革军委会议，“原意是在提高军委信用”，而“军委会原指主席团”。毛泽东既非军委主席，也非副主席，仅仅作为军委委员参加具有“作战计划与决定权”的中革军委会议，权力当然明显受限。之所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周恩来在7月29日给后方中央局的信也进行了明确解释。他指出：“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央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毛泽东“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非常明显，考虑到毛泽东一贯抵制“进攻路线”，这一安排在发挥其战术指挥的“经验与长处”的同时，取消了其“主持大计”的权力，目的就是“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此时，面对强敌压境和不断变化的敌情以及后方中央局的不断催促“进攻”以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前方中央局成员争论不断。周恩来1932年9月24日给后方中央局成员的信中说：“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会是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在后方中央局成员看来，前方中央局成员之所以出现争论与分歧，之所以敢于“分散我们的兵力去做群众工作”，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而周恩来“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而这种“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因此，后方中央局提出：“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工作”。这是9月30日后方中央局成员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的内容。这说明，宁都会议召开前，后方中央局成员就已经设想将毛泽东从前方召回。然而，周恩来反对后方中央局成员的提议。因为，他早就认为红军行动“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所以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会议争论之中，临时中央于10月7日来电。这封电报一方面同意后方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批评，指出：“我们必须向毛泽东及其纯防御战术的拥护者指出，他们没有充分看到国内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巨大变化，以及南京政府的进一步削弱”；但另一方面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公开批评和“将他从军队中召回”，而是要求后方中央“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可见，临时中央也非常清楚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过去一直认为这封电报是宁都会议结束后的11月发往中央苏区的。现在可以肯定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10月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埃韦特从上海发给负责东方工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明确谈到：“这里的中央主张进攻策略，但反对撤销和公开批评［毛泽东］（［1932年］10月7日交换的电报你们已经收到）”。这说明，电报是10月7日发出的，而且同时发往了莫斯科。正是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和临时中央的电报，宁都会议“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即周恩来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会议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综上所述，围绕宁都会议的起源问题可以清楚地知道，周恩来并非如龚楚等人所言，赴中央苏区就为“清算与斗争”毛泽东而来。相反，周恩来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上，尤其是1932年7月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与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行动时，大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毛泽东“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所提两种方案都是希望留住毛泽东在前线指挥红军。同时，也不必讳言，在战略行动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存在分歧。在当时“左”倾中央力主“进攻路线”的背景下，身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不顾毛泽东的反对坚持攻打赣州，并指责毛泽东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后，又将毛泽东随军行动的权限缩小，通过改政府主席身份为总政委职务将其“主持大计”的权力变成仅仅发挥战术指挥的“经验与长处”。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两种方案中，“主持战争全责”或者“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很明显，这是为防止毛泽东违背“左”倾中央的“进攻路线”。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以宁都会议起源为视角，恶化或淡化周恩来、毛泽东矛盾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这是学术研究的价值及生命力所在。任何问题都应如此，宁都会议当然也不能例外。

宁都会议的缘起 宁都会议周恩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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