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系新文化运动是怎么开始的

Posted 2022-12-27 新青年

篇首语：寸阳分阴须爱惜，休负春色与时光。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系新文化运动是怎么开始的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系新文化运动是怎么开始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五四运动的概念及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了一定的结论，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其实包括新文化运动。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其实不可以简单地以1915年为开端，并且结束于1923年，他认为应该可以再详细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且他重点分析了这场运动究竟是怎么开始的。 “五四”运动其实是两场“运动”的组合：一场是政治运动，亦即学生爱国运动；一场是文化运动，习称“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突发性的，急风骤雨，暴起暴跌，前后持续不过一个多月。后者是渐进性的，其兴也缓，其衰也慢。一般的看法，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为开端，1923年左右结束。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主张将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1915~1918年为酝酿期；1919~1923年为鼎盛期；1924~1927年为后续期。 《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是如何“混为一谈”的 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或者说，它所提倡的“新文化”，还没有形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声势。历史学者在考察《新青年》杂志的时候，每每看到《新青年》杂志后期的巨大声势，难免会有意无意放大它前期的影响。实际上，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很难说有多么高远的理想。最初只是一个面向青年，提倡“德智体”，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之类的一般性刊物。鲁迅就说过：《新青年》在开始的两三年里，“不但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当时，张国焘正在北大读书。杂志主编陈独秀，开始也谈不上有多大知名度。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陈独秀与蔡元培很早就认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这件事必须经过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批准。蔡元培担心陈独秀的资历和学历不够，怕教育部通不过。于是在向教育部申报的时候，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一个“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经担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最初一两年，《新青年》杂志的作者大多是陈独秀的一批安徽老乡，而且名不见经传。既没有鲜明的特色，主编和作者的名气也不大，早期《新青年》的影响非常有限。每期只印一千本，出版商赚不到钱，几次想中止出版。陈独秀好说歹说才让出版商继续维持。一些学者认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还有的研究者说，《新青年》杂志有一批很有名气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者最初并不有名，是后来才有名的。比如毛泽东在1917年给《新青年》杂志投过一篇稿。当时毛泽东只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新青年》杂志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那个时候的北大，比今天北大在全国教育界的地位要高得多。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份量，可引胡适的话为证。胡适后来分析五四文学革命为什么能够很快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文学革命的主张，一下就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想见。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就立即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到北大以后，拉了一批北大教授为《新青年》写稿，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这样一来，《新青年》由一个以安徽读书人为中心的地方性刊物，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后来吴宓他们在东南大学办《学衡》杂志，想和《新青年》杂志抗衡，但没有搞得过《新青年》。他们对《新青年》很不服气，认为《新青年》之所以“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这块招牌。 陈独秀怎样炒作《新青年》 除了北大这块招牌之外，陈独秀为了扩大杂志的影响，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些做法，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讲，就是“炒作”。怎么个“炒作”法？第一招，是文章“故作危言，以耸国民”，语不惊人死不休。第二招，是自己骂自己。杂志编辑部假冒读者的名义，写一封骂自己杂志的“读者来信”，同时又写一篇文章加以批驳。两文同时登出来。虚拟的正方和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骂的人百般挑衅，批驳的人刻薄淋漓，非常具有戏剧性和观赏效果，激发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第三招，挑衅竞争对手，拿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东方杂志》开刀。《东方杂志》是一份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04年，老板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的都市文化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民国初年，中国的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新青年》杂志要扩大影响，首先面临与《东方杂志》竞争。为了打压《东方杂志》，陈独秀一直在寻找机会。机会终于来了。 1918年的某一期《东方杂志》转载了日本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用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而就在前一年，辜鸿铭参与了张勋复辟活动。于是陈独秀以此为借口，发表文章攻击《东方杂志》为“复辟”张目。当时中国人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记忆犹新而且深恶痛绝。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将“复辟”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陈独秀的文章一出，《东方杂志》的声望大跌，销量也大受影响。《东方杂志》的很多老读者，老订户，不再订阅了，转过来订阅《新青年》。商务印书馆只好降价促销，最后不得不撤换主编。在这一过程中，《新青年》杂志很快取代了《东方杂志》在全国知识界独占鳌头的地位。除了陈独秀“自我炒作”外，还有一件事，也大大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这件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夕。当时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叫林琴南。这个人到晚年，思想相当保守。他对《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激进言论十分看不顺眼，于是就想方设法攻击《新青年》。最初写小说讽刺，后来直接写信责骂。由于林琴南名气很大，他这一骂可不得了，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新闻媒体竞相报道的结果是，《新青年》越挨骂，越出名，销量迅速攀升。新文化也开始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新青年》影响扩大，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赶上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为什么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对《新青年》扩大影响有很大的帮助呢？这里不说别的，仅举白话文为例。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杂志自1916年就有意主张白话文，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1919年以后。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与1919年的学生运动大有关系。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这样一来，《新青年》提倡的白话文，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并且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上面我说了这么多，意思是新文化运动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并不象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1915年《新青年》杂志一创刊，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事实是，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杂志基本上是孤军奋战，还没有形成为一场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形成，应该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后的事。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大约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文化运动”为“新思潮运动”，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我另外想谈的一点是，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展，有很大的差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然不用说。湖南、四川、浙江是新文化运动比较先进的地区。其他地区就要滞后一些。比如福建。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派的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 1922年，北大入学考试，国文题目共有两道，其中一道是作文，题为《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没想到有不少中学毕业生竟然不知“五四运动”为何事而缴了白卷。 “民主”与“科学”：挡箭牌还是具体主张？ 作家艾芜、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五四运动前,学校图书馆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芜较早接触到了新思潮。沙汀的家乡是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最后，我想谈一下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三年前，有人送我一套《新青年》杂志的电子版。这套电子版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可以进行主题词检索。我拿到这套光盘后，试着进行主题词检索。检索什么呢，长期以来，我们谈论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民主”与“科学”。于是我首先想到检索一下“主”与“科学”这对主题词。但是检索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一点，但也不过五六篇。考虑到谈论民主和科学的文章，不一定标明在标题上。于是我又检索了《新青年》杂志中“民主”、“科学”两个主题词出现的频度。检索的结果是，民主仅出现了260次，“科学”一词的频度高一些，但也只出现1907次。在总字数多达540万字的《新青年》杂志中，“民主”和“科学”这两个系列的主题词，出现的频度都相当低。当然，我也检索了“民主”和“科学”的同义词、近义词。检索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检索以后，我很纳闷：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于是我回过头去寻找他们的依据。经过反复寻找之后，我发现，几乎所有教材和研究论著中，凡是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谈《新青年》杂志；谈到《新青年》杂志，必提“民主”与“科学”；提起“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上的，题为《本志罪案答辩书》。这篇文章并不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词，也不是杂志发表的一篇宣言。实际上是陈独秀为回应当时反对《新青年》杂志主张的人而写的一篇答辩书。后来被历史学家反复引用的，是下面这段大约200字的话：本志同人（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作者），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如何解读陈独秀的这段话呢？ 自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观念非常激进。这样一来，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为了回应那些人的批评，就写了这篇答辩书。答辩书中，陈独秀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去抵挡对方的攻击。于是，陈独秀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1923年，胡适就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反对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讲的虽然只是“科学”。实际上，当时“民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科学”相似。大约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民主”与“科学”就逐渐受到中国人的信仰和推崇。到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神圣地位已经完全确立。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那些批评《新青年》的人“叫板”说：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民主与科学，才算是好汉！所以我说，“民主”与“科学”只不过是陈独秀的挡箭牌，并不是《新青年》杂志具体提倡的思想主张。早在清末，“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就得到知识界的反复倡导，到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得到大多数中国读书人的认同了。《新青年》杂志如果仅仅是将“民主”与“科学”老调重弹，就不会惊世骇俗。所以《新青年》杂志很少发表文章讨论“民主”与“科学”，也就在情理之中。 很多话题并非预先设计 那么，《新青年》杂志的哪些主张受到当时人的较大关注呢？实际上，《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涉及很多的思想流派和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比如讨论过孔教和家族制度，讨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过白话文、世界语，讨论过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工人问题，讨论过俄罗斯、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众多话题。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事先并没有一个总体设计，也没有料想到四五年后将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所以《新青年》杂志的很多话题，并非预先设计好的。《新青年》杂志中的有些主张，在今天看来很有意义，但在当时却并没有产生多大反响；相反，有些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主张，在当时却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新青年》杂志的哪些思想主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呢。考察思想主张的反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拥护这种思想主张的人很多；另一方面是这种思想主张最为反对派所攻击。当时守旧派对《新青年》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白话文运动；一是反对孔教。当时中国新闻媒体对《新青年》杂志的关注，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新青年》提出的其他思想主张，很少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当然，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杂志转向提倡社会主义，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所讲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人们眼中的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差距。后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所建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象，几乎只剩下“民主”与“科学”，白话文运动和反对孔教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总之，《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新文化”也不是一开始就声势浩然。《新青年》从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人们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很少注目。“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各有不同；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2009年3月5日）来源：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作者：王奇生，北大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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