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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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
今天的中日关系依然处在阴影之中,虽然出现过很多不理智的现象,但抵制日货一直是中国人对日本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抗议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民国初期就发生过类似的活动,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爱国人士曾经有着一种方式支持中国外交。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的抵制日货,在1919年重新掀起了浪潮。这年,战胜国在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和约,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迫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史称“五四运动”。 这一轮抵制日货,由拒用日本银行票据,从日本银行撤走资金开始。随后,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 西方媒体和研究人员都注意到,中国的学生团体第一次在这样的运动中扮演了推动和领导角色。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觉醒,学生们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破坏日本广告牌等。学生们的公告栏上,堆满了草帽、雨伞、热水瓶以及从行人那里收缴的其它日本商品,西方媒体将此形象地称为“草帽战”。这些还算“温文尔雅”的抗议活动随即被学生们放弃,更火爆的集中烧毁日货行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运动迅速扩展到商人、商会、手工业者、劳工等各阶层。 五四运动与此前的抵制日货不同,带有了更激进的暴力色彩。学生们在北京痛殴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焚烧其住宅。而在海外,如新加坡等地,当地经营日货和为日方服务的华侨纷纷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铺也被捣毁,激进的华侨青年甚至与当地警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4人死亡8伤。日货在新加坡的销售量比往年同期减少七八成。暹罗(泰国)华侨号召动用各种手段,包括武力手段抵制日货,因此与暹罗政府多次发生冲突。暹罗的日货进口额锐减为上一年度同期的一半。 五四运动在7月份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但令人容易混淆的是,1919年全年的日本对华出口额却比1918年增长了3%,这一“怪现象”是由于中国总体进口额急剧增长,从日本以外的其它国家进口额增长了26.6%,是日本增长率的7.6倍。 抵制日货在随后两年的成效更为明显。1920年,日本对华进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而其它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33.3%。 1921年,由美国建议,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的代表团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列强之间在《凡尔赛和约》中未能解决的海军力量对比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世界和平体系。中国问题是会议中心议题。会议期间,中日经过谈判,于次年2月4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日本交还从德国手中继承的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许多特权。2月6日,与会各国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公约》)。 这期间,抵制日货的运动继续开展,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相当于192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9%。同期,中国从其它国家的进口则增长30%以上。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说明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强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 在华的西方媒体,普遍将中国的抵制日货看作是有效的经济武器。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各次抵制运动中,日本的出口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尤其在1921-1927年期间,对华出口(包括香港)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28%,中国抵制日货会迅速伤及日本经济的筋骨。而反过来看,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减少对外贸的依赖,更不依赖日本,因此,抵制日货或其它洋货,对中国经济自身的伤害较小。 当然,抵制运动是有成本的,尽管中国的出口额并不大,但对日出口也在抵制运动中减少;其次是运动初期收缴的多是中国商人手中的日货,受损的其实是中国商人;当然还有日资工厂里的工人,在罢工或停工期间,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当年的美国研究者有一个观点值得重视,他们认为,抵制运动还有可能成为对市场行为的一种勒索,将经济活动作为政治武器,经常进行抵制运动,可能令中国人难以建立对市场规则的尊重,甚至会习惯性地利用政治干预市场运作。 日本法律专家则不时在欧美报刊上撰文,认为中国的抵制日货行动表明中国政府违反了各项条约,没有能保护好日本的合法财产。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中国政府多次下令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但也仅限于此,对运动本身基本是睁只眼闭只眼。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的确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遵守国际法和相关条约,即使是不平等条约,在没有废止之前就是有约束力的,这本身也涉及到国家信用和国家尊严;另一方面,民间的抵制日货行为,不少与政府的外交追求是合拍的,也是相互呼应的。这种两难,导致了政府经常被卡在民众和日本之间,或被指责对外软弱甚至被骂为“汉奸卖国贼”,或被指责不遵守生效条约。 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雷迈(C.F.Remer)等在1933年也系统研究了中国的抵制洋货运动,他们指出,必须注意到中国抵制运动的参与者的成分。从1905年抵制美货开始的商人,到1919-1921年期间的学生为主流,再到1925-1926之后的执政党和工人力量的参与,抵制的途径也从行会抵制发展到社会化的强制抵制,最后甚至发展到以暴力流血为保障手段的强制抵制。“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在不少城市都发生了拘禁、游街、甚至处死违规商人的行为。为抵制运动筹集资金也成为日益普遍的做法,一是将没收的日货以“令人吃惊的荒谬的低价”出售,二是要求违规商人缴纳罚金,这些经费被用于雇佣纠察、救济罢工工人,当然,因缺乏监督,也有相当部分去向不明。 密西根大学的研究认为,中国历届政府对待抵制洋货,只要活动本身不出格,不针对政府、不出现暴力,一般是持观望放任态度。但从1925年开始,国民党发现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他们就开始主动引导和鼓励抵制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就主要是由国民党中央机构主持领导的。抵制活动逐渐由民间自发发展到官民结合。 哥伦比亚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两组研究人员都认为,抵制日货代表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崛起,它放大了中国微弱的声音,抵制运动的成效彰显了民族主义的胜利。 密西根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抵制日货是与日本在华侵略伴生的现象,是中国手头并不多的有效武器之一,是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对抗。而中国的抵制日货,就如同罢工一样,本身是弱小的,抵抗是艰难的,而面对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非战手段”了。要求中国取消抵制洋货运动,正如要求欧洲减少军备一样,在缺乏安全感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总结说,无论如何,“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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