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经济角度谈论

Posted 2022-12-27 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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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经济角度谈论

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兴起又覆灭，一段风云诡谲的民国历史就是以它为序章的，所以要读懂这部民国史自然要对北洋军阀的兴衰历史有所了解。北洋军阀兴起和覆灭的原因涉及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本文将从军事经济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北洋军阀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军阀。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1912年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最后到1928年张作霖退出关外，北洋军阀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最终走向覆灭的历史过程。北洋军阀是在封建势力依然存在、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它落后于时代，对外卖国、对内残民，是一支极端反动的军事力量。因此，它的最终灭亡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然而，就是这支反动的军事力量，开始时只有7000人，发展到北洋军阀兴盛时期，兵力超过了百万，成为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势倾一时的霸主。并且同样在短短的时间内（1912-1928），这支强大的北洋军阀倾刻间又土崩瓦解了。应当说，北洋军阀的兴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本文拟就其军事经济原因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北洋军阀兴起的军事经济原因 北洋军阀孕育形成始于1895年，其创始人是袁世凯袁世凯早年为朝鲜王室编练过“镇抚军”，同时负责过通商和外交事务，曾有“非唯知兵，且谙外交”之名。在朝鲜的经历使他开了眼界，因而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1、增加武器装备费用，加紧更新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袁世凯从新建北洋陆军始，就极为重视部队的武器装备更新。新军是接收淮军的定武军10营，又加募一些新兵组成的。清军原来的武器不外是弓箭、大刀、前膛火药枪之类，自太平天国革命后，才开始使用外国武器和中国制造的近代武器。定武军也配备了一些新式武器，但数量不多，且种类纷杂。袁世凯对世界各国军队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当他在提到欧美各国的军械装备时，曾说“编伍以步队为主，枪队、马队为之辅，有辎重、医药队以接济，军械衣食、粮饷、料物，取携立应”；“查泰西各国，讲求军火日新月异，精锐无前。且均能自出心裁……其常存备用枪械，恒数倍于养兵之数，遂以有恃无恐。我中国各行省设局制造，己历年所，然遇有战事，终须购诸外洋。其自行仿造者，器械多粗劣不堪，子弹每炸裂相半，种种误事，不可枚举”袁正是看到了先进齐全的武器装备在军事力量中的重要作用，想方设法改善自己部队的武器装备。袁当时改善武器装备采取了两条主要措施：一是直接向国外购买；一是自己仿造国外先进武器。由于当时中国的军工厂经营管理不善，开工不足，技术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不高，所以，袁军“枪炮多购自外洋”外洋的枪械比较先进，但费用不低。据北洋陆军史料记载，袁军1902年的武器装备购置费占其全年军费总额的26.7%，这就是说，袁军1/3以上的军事开支用于专门购买武器装备。这个比例不仅大大高于当时其它军阀，也高于现代武器装备很发达的美国。美国1980年装备采购费也仅为24.7%，而俄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军械费也只占25%可见，袁为更新北洋军的武器装备是不惜财力的。关于用械方面，袁世凯模仿的是德国军制，在他接手新军之后，即向北京“督办军务处”提出：“陆军现用枪械稍杂，拟换一律，增募新兵，亦须添械”。此后，新建陆军均改为奥国制口径8厘米5响“曼利夏”步枪、马枪。“新建陆军”的“军用器械始成一律。”这些武器都相当两至50两之间，而1名新军正兵年法定收入在43两以上，加上其他非法定收入，实际上1名北洋士兵的年收入超过自耕农1户的收入，接近当时1个小地主的水平。再拿北洋军官与外省文官法定收入比较，1名队官(连长）的薪饷与公费，计达720两，与文官知县、知州的实际法定数接近；1名营官（营长）的薪饷、公费2800两，超过了道员的法定收入；1名镇统（师长）的薪饷、公费达12000两，己大大高于总督、巡抚的实际法定收人可以说北洋新军军官的待遇是比较高的。军队官兵的生活待遇，是军队生存发展和保持战斗力的基本条件，直接关系到官兵的切身利益，影响军队的士气；同时还有利于吸收社会人才，增强部队战斗力。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其困龜北洋军阀较优厚的生活待遇无疑对稳定本部官兵起了巨大作用。袁世凯在这点上看得比较远他不仅重视武器装备的更新，加强战斗力中的物的因素，而且注意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发挥战斗力中的人的因素。所以他说：“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悉，悉力从公。”（《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北洋军阀初期战斗力较强，与其粮饷待遇较高是有密切关系的。 2、加强武器装备的维护管理，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军事经济效益 北洋新军的武器，绝大部分是仿制或直接向外国购买，武器性能较为先进可是当时清军官兵的文化素质太差，对武器装备既缺乏应有的了解，又不注意爱护，致使许多武器装备被损。正如张之洞在《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中所描绘的那样，“外洋新式快枪快炮，精巧非常”，可是“旧日将领，大率不解，亦不爱惜，精疏者任意拋掷，谨慎者收藏不用，听其锈蚀其余擦拭拆卸装配修理测准诸事，全不讲求，将且不知，何论兵弁，操练不能，何论临阵。”袁的新军建立之初，各营枪枝损坏相当严重，甚至有的营多达100多枝。针对这一情况，袁曾一再告诫士兵：“枪枝为军中利器，资以击敌，籍以护身，关系全营胜负及士卒性命，倘临阵损坏一件与损伤一兵无异。”为了加强对军械的管理，新军总部设有军械局，置总办委员一人，各营管查军械委员均归调遣，并要求各级军械委员会“必须曾习械厚者”的内行“充当”同时特制定了《验报枪枝章程》、《损械罚章》《派匠修械章程》《饬购拭枪油章程》等数十款，详尽规定了枪械保养与修理细则。而且还规定了检查制度，每月5日由军械局调集各营司械委员，以抽签方式，分往各营细查，如发现锈蚀、损坏，未经呈报，兵丁予以严惩，官长则记过申斥。袁世凯认为“军械为制胜要具要求各营官必须“加意点查，切实珍护\'如有携械潜逃者，各领官不仅负赔之责，而且还要受到严厉宄治。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北洋军阀的军事经济与古代军阀相比，己经有了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采用新式武器装备；兴办一些新的兵工厂，仿制外国先进武器；开办路矿企业，广开军费来源；照顾官兵经济利益，以调动其积极性；另外还采用了外国兵制等。这说明北洋军阀的军事经济有一定的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己近代化了，使其军队一时有所发展。这正是北洋军阀初期能够迅速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北洋军阀覆灭的军事经济原因 北洋军阀的军事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近代化，但它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却是病态的、畸形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军事开支庞大，军费严重不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家分裂，战火连绵。在前期，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在中后期，大小规模的战争更是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1922年，比较大的内战就有179次之多。国家财政绝大部分用于军事开支。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70%以上。地方军阀的军费支出，有的竟达当地财政支出的94%以上军费总数在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有册可查的为26100多万元有人估计，北洋军阀军费最多的时候，在3-6亿元左右（李瑚《中国经济史丛稿》）由于军事开支过大，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军费严重不足的局面始终没有摆脱。军费不足，这在军事经济史上并不鲜见但北洋军阀的军费不足是一种破产性的严重不足。由于军费不足，加上军官克扣军饷，致使士兵哗变、军队倒戈现象愈演愈烈。到1923年，中央财政己“来源涸竭，债务层迭，岌岌可危”内外债总额己达17.2亿元，积欠军政各费达1.8亿元“举凡破产之危状，共管之动机，实己迫于眉睫\'中央财政己“陷于绝境”（李瑚《北洋军阀》)。第二，军阀自筹军饷，自招兵士，军队成为私人的工具在正常情况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部分，军队的军饷、给养和装备从国家取得，军队的行动由国家统一指挥国家若不能为军队提供军饷、给养和装备，兵权就有可能落在私人手中。清代在咸丰以前兵权是掌握于中央的，自曾国潘的湘军之后，出现了兵为将有的局面。“清季兵为将有的根源，是由于兵为将所自招，饷为将帅所自筹，兵随将转，兵权握于将帅手中。其后湘军将帅做到行省总督、巡抚，就造成督、抚专政的局面，以迄于民国北洋军阀，其根源都始于此”（罗尔纲和左轮6响手枪及格鲁森快炮先进，如曼利夏步枪与马枪皆为1895年出厂，出厂后即为袁军所用。其他一般设备如：锨斧、锯、帐棚、望远镜、指南针等，都比较齐全。新军如此装备一新，成为当时中国装备最优的一支近代化军队。 1、重视军费的作用，千方百计筹集经费 军费是军队建设的重要保障，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制定了比较系统的措施从1900年到1907年他先后上奏皇帝指出：“今欲整顿军实，练成劲旅，则不得不先自筹饷为始伏维练兵之道，养兵为先，兵资饷以为生，饷视兵而尤重，故筹饷为练兵根本，必须指有的款，应时挹泣，方可持为士卒养兵之源“军械告匮，士同徒手，粮饷不济，师必饥溃，而军械、粮饷尤持有通道以为之转输。东省为南北咽喉，水陆运道所经，关系用兵全局，最为重要臣维练兵之道，筹饷为先，盖必有以赡其身，而后乃能固其心而齐其志”“总之不能自强，嗣后步步荆棘，不堪设想，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必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不则己矣”（《袁世凯奏议》88-201页）由此看来，他对近代军事费用的认识，还是相当系统而且深刻的。他的见解与当时的一些军政要人相比，显然高人一筹。他特别强调“自强首先练兵，而练兵以筹饷为本，以造械为用”袁世凯出于政治需要，急于建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在军事上提出了一些符合历史潮流的主张他当时身居高位，握有军权，他的这些主张大部分能够得以实施。北洋集团的“强有力”和繁重的赋税可以说是同一概念。袁世凯推行新政，除练兵费绝大部分由户部和练兵处供给外，其余都是他自筹。他认识到了军费的重要作用，总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千方百计筹措军费。他的主要手段有：恣意加重旧捐税，1909年仅盐课就刮得517万两，占了直隶省岁入的三分之一；滥增新捐新税，1903年开办印花税，1904年又增硝户税，次年加征渔船捐和鱼税，此外还有国民捐、巡警捐、房捐、妓捐等等，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1909年直隶田赋定征达316万两；强夺“中饱”，1902年9月，袁以“整蚊吏治”为名，奏请从1903年起将各府优缺差“陋规浮费”（即非法定的额外勒索）一律改“公费”，收归“公有”，称为“提中饱”，从此每年又刮得银约30万两；摊派公债，1905年，袁奏请以银120万两作抵，发行公债480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省举办的公债。同时，袁世凯还巧取豪夺，把原先李鸿章创办的北方各省路矿企业全部接收过来，并加以扩充，大力经营工矿企业1907年，他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从金融上将轮、路、电、邮四政控制起来通过这些手段，袁世凯为他的北洋集团获得了大量额外军费，为北洋集团的迅速兴起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2、提高北洋新军的俸饷，改善军人地位，稳定军心 北洋新军的俸饷，远远超过绿营和其他省的新军。以一个普通步兵营正兵而论，薪饷为4两5钱，除扣去将近1两的伙食钱，所剩3两响士兵在军中的生活，而且士兵手中每月仍能拿银近1两，等到退伍之时，“先5钱，足够养家糊口绿营马兵当时只有2两，其他新军最多也不超过3两。当时北洋新军入伍3个月后，正目每月扣饷1.5两，副目及正副兵扣1两，扣足6个月后，由各营统一寄送兵丁家属。这样做不但不影响士兵多购买买日用等物，携带还乡”。北洋军^这种甚厚的俸饷，是其他新军难以相比的，也优于晚清社会的中等经济地位水平。当时，1户自耕农（晚清农村人口中的中产阶级）的年收入约在33《绿营兵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连年混战，财政极端困难，往往不能按时筹发军铜。大小军阀都要在不同程度上自筹饷，同时自招士兵，这是形成私人军队的重要经济基础^这样，军阀们考虑的是筹饷养兵，士兵和低级军官则把当兵作为一条谋生的出路。有钱则粮饷充足，装备精良。实力强大了就可以扩展地盘，继续扩充军队，取得更大的权势。因此军阀间的争斗和战争也就愈加激烈。第三，军事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无法满足军事消费需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始终未能建立统一、完整的军事经济体系，没有建立起坚实的军事工业基5础北洋军阀统治前期，虽有不少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但因局势动荡不安，战事频繁，始终未能很好实现，军事工业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军械工业(包括军械和火药）厂数，1895年前是13家，1913年发展到23家，到1920年仍是23家；资产额1895年前是12000万元，1913年发展到12800万元，到1920年仍为12800万元（《北洋陆军史料》390页）军事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呈日益下降的趋势。由于连年混战，造成对武器装备的需求极度膨胀，保障战争基本要求的军事工业远远不能满足军事消费需求，绝大部分武器装备只能依靠向外国购买，导致了军事经济系统内部军品生产和军品交换的发展极不平瓶1918年仅曰本供给中国的军火就将近1400万海关两（章伯锋《北洋军阀》158页）然而，大量的军火进口并不能满足恶性膨胀的军事消费需求，因而大小军阀每每出现兵多于枪、枪多于子弹的情况军品生产大大落后于军品交换，军品交换大大落后于军品消费，是北洋军阀军事经济畸形发展的重要表现。 第四，依附帝国主义，军事经济不能独立北洋军阀的各个派系，大多有帝国主义作后台，有的甚至完全成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这种依附关系，表现在许多方面：军事贸易上，中国大量购买外国军火；军事工业上，中国工厂所用的机器设备、原料大都购自西方；军事费用上，大借外债，1912~1926年北洋军阀举借外债99110万元，用于军械军饷的部分有30300万元（杨荫溥《民国财政史》15页）借外债的交换条件是出卖中国的主权所以，北洋军阀，特别是控制中央政权的大军阀，都是卖国者。以出卖主权为交换条件借外国钱，从外国购买军火，或从外国购买机械自造军火，来进行军阀战争，这是北洋军阀军事经济畸形发展的又一重要表现。这样的军事经济既失去了独立性，又失去了反侵略性，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军事经济是永远发达不起来的。 第五，北洋军阀的军事经济是一种负效益型军事经济。军事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消耗性经济，因而它不能像其他国民经济部门那样为社会生产物质财富。但军事经济会产生军事效益、社会效益，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经济效益，因而军事经济也必须讲宄效益军事经济的效益直接表现在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保家卫国上，间接表现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上。北洋军阀的军事经济则不是这样。它对内不能“保家”——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对外不能“卫国”——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连年的军阀混战又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据估计，1912-1928年，中国的军费最低在24亿元左右，而到1937年以前中国的新式工业，包括生产工业、交通运输、矿产业，总资本积累才9.8亿多元北洋军阀的军事经济于国于民几乎无效益可言如果讲效益的话，它只对军阀个人有“效益\'它给大小军阀带来了军队、地盘、权力、钱财，对国家和人民只是负效益这在1925年4月段祺瑞政府所通过的金法朗案中表现得最清楚段祺瑞为了取得总税务司安格联扣压的2360多万元关余、盐余作军费，竟不惜使中国损失6000多万元（陈志让《军绅政权》）北洋军阀对内残民，横征暴敛，不断制造内战，致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无法生存的境地；它对外不仅没有发动过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反而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表或帮凶。北洋军阀是使国家分裂、生灵涂炭、生产力遭受破坏的根源之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北洋军阀军事经济中包含着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北洋军阀先进的（近代化）武器装备与落后的国民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因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而加剧。二是近代军队保家卫国职能与北洋军阀军事经济的负效益之间的矛盾.后一矛盾是由北洋军阀在解决前一矛盾过程中采取的反动路线所决定的。北洋军阀在解决先进的武器装备与落后的国民经济基础的矛盾时，采取的路线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壮大国民经济，更不是反帝反封建，为民族工业发展扫清障碍；相反，为了取得军饷、装备，不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肆意搜刮，残害人民。北洋军阀卖国残民的路线，虽然能较顺利地取得军队所需的饷械装备，使其军队一时有所发展，地盘有所扩大，甚至可以使他们由小军阀变成大军阀，当上督军、元帅、总统但由于它背离了军队保家卫国的基本职能，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最反动生产关系的代表，因而最后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作者：敖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