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的反思

Posted 2022-12-27 儒家

篇首语：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儒家传统的反思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儒家传统的反思

五四运动当然是一场青年运动，但其革命性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五四运动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更加伟大，而且影响深远的。从五四运动中几个口号中，我们可以发现，五四运动先驱们对儒家传统的深刻反思。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如何反思儒家传统的呢？ “五四”时期，是在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之后，一次中国制度与文化的总反思，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根源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精英如魏源、林则徐他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看到的是中国的技不如人，因此，开始由此得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结论。因此，而有后面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洋务运动。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又让中国当时的精英认识到，仅有师夷之长技还是不行的。因此，这才有了制度上变革的考虑，这就有了“戊戌变法”，然而仅经历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这才有后面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统治。然而，由于传统文化基因的顽固性，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中国由一个统一的大皇帝变成了军阀混战，变成了各自为战，无数个大小的皇帝割据中国，使中国的延续了数千年的大一统统治受到空前的挑战。在这种战乱局面下，人们才开始思考，中国无论技术，还是制度，后面都有更深厚的文化基因问题，因此，这才有后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几个主要的口号：“德先生”、“赛先生”及“公德妹妹”，即民主、科学与公德，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精英们认识到中国文化最为缺乏的就是这些，因此，必须从国外引进民主、科学与公德，这三样东西，才有可能让中国人的制度变革成功，让中国人的科学技术发达。以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路径与变革逻辑其实是很清晰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打开了国门，大量的归国留学生，纷纷把自己从国外学到的东西，介绍进中国，让国人开眼界，几乎达到了百家争鸣的地步。那时从国外介绍进中国的思潮，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除了本土自产的“复古主义”与保皇派之外，无论哪种主义，几乎都从反思与批判儒家文化入手，“五四”之后，“打倒孔家店”的思潮之所以能够在当时流行，确实是各家各派的共识。然而，在反思儒家传统的过程中，最得力的思潮主要有两家，一家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后期也加入这一派，以其听将令为标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派，另一家是以蔡元培、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宪政派。（当然还有像梁启超为代表这样的在民主宪政与保皇派之间摇摆不定的派别。他们一方面深受中国儒家传统的教化，另一方面又放眼于欧美国家的治理，最终没有结果。）这两个思想阵营，后来基本上是形成了两个党派，前者是共产党，后者是国民党。但是，国共两党都是在苏共的影响下成立的。因此，即使是国民党，其实对胡适他们的民主宪政，也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排斥，国民党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以及苏共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就儒家文化传统来说，国民党对党员与军队的教育目标是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儒家说教中提炼出来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可以见一斑。当然，反思与批判儒家文化传统最为彻底的是共产主义思潮。在反思儒家文化传统方面，或者说“打倒孔家店”方面，无论是当时的英美的自由宪政派，还是发源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派，都是共同一致的。但是，他们的动机目的与方式都不一样。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宪政派，在对待儒家文化传统方面，比较温和，甚至后来的人评价胡适是三份洋货，七份传统。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胡适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并不要把儒家文化完全彻底地扫地出门，而是以一个民主宪政的立场，对儒家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居于独尊地位的批判、反思与质疑。因为儒家文化的这种地位显然是与一个民主宪政社会的基本形态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民主宪政社会并不要求消灭任何一种文化，而是要在自由博弈中，多元共存，基于中国儒家文化在中国独尊二千多年，其精神内核，特别是价值观已经深入国民骨髓，因此，胡适提出中国不要强调特色，不要打民族主义的旗帜，而是要让中国充分世界化。因为儒家文化一家独大，以自己为正统，以他者为附庸与异端，以自己为华，以他族为夷，大一统的正统思想，已经让中国人很难再接受外来文化，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精髓。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让中国充分世界化”。也是在让中国充分世界化的意义上，胡适对中国儒家传统提出了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这种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其逻辑起点是意在让中国社会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权，成为一个有人性的宽容与包容的社会，其实现方式就是达到社会多元化，通过民主宪政，保障人权。并不是要让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家独尊，更不是要让自己取代孔孟，成为新的圣人。因此，其对抗性就不那么激烈。诚然，自由宪政派也打倒孔家店，也批判儒家文化，但是，其目的与动机以及手段与方式都是不同于共产主义思想流派的。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流派，在打倒孔家店方面有着急先锋的味道。因此，提出的口号最为激烈，行动上也最为猛烈。但是，这一家与胡适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无论在思想地位，还是在政治地位上，都是急于想取而代之的，因此，有着强烈的排他性，而且他们的逻辑起点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儒家文化的理想的社会是：大同世界，而陈、李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儒家崇拜的是圣人孔子孟子，共产主义崇拜的是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儒家的实现统治的方式是：中庸之道。内圣外王。成王败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济所有制上是皇家天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共产主义实现理想的方式是：唯物辩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和“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阶级斗争、武装斗争、暴力革命与公有制。因此，“五四”前后，共产主义思潮与儒家传统的对抗是最为激烈的。这种对抗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之后的“文革”，破四旧，其实就是要彻底消除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影响。因为如果不彻底打败儒家文化传统，那么，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取胜，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包括毛泽东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其实也是这种对抗思潮的延续。鲁迅后期的痛打落水狗的心态，其实也是这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心态。因为，在中国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只能够成功，不可能失败。这种激烈的对抗，因为远超出了思想主义之争，而且涉及到各方的利益，甚至生死存亡和将来历史的写法，因此，矛盾利益冲突最为激烈，常常是你死我活的较量。但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对儒家传统的持温和批判态度的民主宪政派没有能够在中国生根立足，而是对儒家思想与政治制度采用激烈的暴力手段的共产主义占了先机，重新成为了中国的正统。这种情况的出现，恰好说明中国二千多年来董仲舒、汉武帝他们搞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思想文化价值观的成功改造。因为，中国人就此之后，已经再难接受多元共存在的社会生态了。在几乎每个中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正统思想，真龙天子，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一个鸡笼子，容不下两只叫公鸡。中国人喜欢追问谁是真龙天子。包括国民党后来提出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也是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观念经两千多年的儒化，已经完全内化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价值观。所以，多元化社会不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是，同样是一统天下的一元价值观的共产主义思潮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因为，中国人在这种主义里，重新找到了儒家文化的那种大一统的归宿感。在这里，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的一个政党（皇家天下），一个领袖（皇帝），一个主义（儒家正统思想），这种心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得到了满足。由此也不难看到，“五四”之后，很快就由共产主义填补了由自由民主宪政及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打倒孔家店”共同打倒的儒家文化传统维持的旧皇权制度所带来的思想与政治的权力真空。说到底，中国人当年选择了共产主义，还是儒家传统文化长期教化的功劳。(共产主义运动之前还有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式的个人崇拜，也有类似的功效。)一个民族，历史越是悠久，对文化路径的依赖就越强。中国人当年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选择，可以说是集体无意识的，是一种深藏于民族文化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行为。这种弥漫于整个民族内心深处的大一统情结,包括自由宪政派的代表人物胡适都不能够完全幸免。在这一点可谓是中华民族的宿命。有人从中看到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看到这个根源却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引起的。当年被破坏的是有形的东西，而真正起作用的那个价值观念，那些无形的东西，恰恰是给中国带来共产主义灾难的根源。其实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儒家文化对人的禁锢，对人性与人权的践踏，那种战乱纷争，暴力事件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儒家所依从的原则从来就是成王败寇，管你是从哪里来的，管你是哪里人，只要你能够取得成功，儒家文化就供他为主，称他为王，所以，儒家文化二千多年独尊的后果就是，从来都是最流氓最无赖的人当政，越流氓，越阴险，越黑厚，越能够成王，反之则成寇。“五四”之后的共产主义灾难，只不过让中国循环往复的历史再次重演了一次而已。今天在中国重新倡导反思儒家文化传统，不是要像当年的共产主义运动那样，来一个取而代之，争个你死我活，而是要建立在让中国充分世界化，让中国有能力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多元开放的人性化社会。因此，不要一听到反思儒家文化传统，立即就想到了共产主义洗脑，把反思儒家文化传统的人都称之为共产主义赤色暴力危险分子。 2011年12月6日星期二许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