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

Posted 2022-12-27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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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

社内成员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6月8日在在郁达夫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员主要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号)。这些著译和刊物以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的独特吸引了大量读者。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郭沫若的诗作、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思想内容上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绍和翻译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继《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以后，他们又于1924年8月创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 3月创刊《创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创造月刊》上,创造社已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度，开始了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创作。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首倡“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则在1928年 2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 1卷第9期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号召“我们努力要获得阶级意识”,“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他们曾一度计划与鲁迅等人组成联合战线，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但由于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以为这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遂废除前议,另行创刊《文化批判》。冯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2号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提出作家“转换方向”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主张。他们在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从而引起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创造社在前期活动中，虽然不赞成文学研究会提倡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对当时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为名进行批评，但也培养了大批后来成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并且从开始便反对当时文艺领域中的反动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 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后撰文批评了胡适以“整理国故”为名从新文化运动中倒退的行为。后期创造社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员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态度。彭康和冯乃超等人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撰文阐明了“革命与人性”、“天才是什么”、“文学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文学等问题。后期创造社受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思潮影响，理论倡导和文学活动不免带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待鲁迅、茅盾等作家表现出了偏激的情绪，然而大部分成员在参加革命实践，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新兴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以及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