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佛教经济学

Posted 2022-12-27 度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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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佛教经济学

所谓“度牒”，就是僧人的出家凭证，相当于僧尼的专属身份证。至今仍然在宗教界内实行。自唐朝草创度牒制度以来，至今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而度牒也经常作为商品或货币，流通于市场。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南北朝时的寺院经济繁荣

佛教在发源地印度和中亚等地都不存在度牒制度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身并没有度牒的说法。也没有诸如僧籍、寺籍一类的严格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便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 但对于帝王和任何统治者而言，这绝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事情。按照佛教从印度和中亚带入的传统，寺院和僧尼不必缴纳赋税，也不必服徭役。这么一来，就势必吸引广大百姓剃度出家，进而导致寺院和僧尼的数量急剧膨胀。 中世纪早期的西域佛像依然比较偏向印度和中亚风格对此，南北朝时代的统治者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手段进行限制。比如说北魏孝文帝时期，对于那些“假称入道，以避输课”的冒牌僧人进行了整顿，并淘汰了一批无籍僧尼。此处的“籍”指的便是僧籍，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僧籍管理制度。而东晋的桓玄也曾移文地方州府索求“沙门名籍”，将僧籍名册上交官府以供查验。由这两点可见，在至少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朝廷便已经对僧人进行严格地登记管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限制了僧尼和寺院的发展。 开启北魏毁灭之路的魏孝文帝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寺院和僧尼，除了拥有不服徭役、不用缴纳赋税等特权外，还有独特的寺院经济收入。这也是寺院数量和规模在当时发展到巅峰的重要原因。寺院庄田的来源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统治阶级、官僚贵族和普通百姓的施舍。由于当时的统治者由于思想上极度倾向佛教，不可避免地出现主动营建寺院庄田的情况。根据当时的《南朝佛寺志》统计，除去创建者不详的寺庙外，属于皇帝主持修建的就有33座。 对佛教异常笃信的梁武帝其次就是寺院地主所有者，在寺院内以庄园的形式经营地产。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手段，获得了相当于封建领地的收入形式。 但寺院除了从事垦殖田圃外，也有从事商业、手工业、占卜等事业的。这些经济活动并不是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开销，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行为。在统治者看来，已经发展到与自己争利的地步。因为此类活动不但不用缴税赋役，还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到了唐代甚至有“天下十分财，而佛有七八”的诡异说法。 莫高窟壁画上的附会之作汉武帝拜佛

唐朝的财政节流

兴建于南北时期的龙门石窟既然寺院能敛财，那么朝廷自然也要想法子把钱从宗教僧侣嘴里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颁发 “度牒”以限制宗教僧侣数量，正好符合了统治者的需求。 度牒产生的确切年份略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北朝已有了最初的萌芽。到唐朝建立后，正式产生度牒制度。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度牒的发行变得更加严格化、制度化。唐玄宗是第一个大规模利用度牒的皇帝度牒在唐代由尚书省祠部发行，因此又称祠部牒。度赚上详载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等内容，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有了这份度牒便可随意行走，还获得了免除赋税徭役等特权。这在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时代，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既然度牒如此重要，那么其发行自然也要严格控制。在申请度牒的文书上面，需要三省诸位高官连署才行。首先需要地方官府、名僧、大臣上奏申请，并提供剃度者的个人简要信息。随后经过皇帝批准，再由中书门下向祠部发出敕牒。再由祠部向表奏者转发敕牒并颁发实名敕牒。 莫高窟中的文殊菩萨形象所谓的实名敕牒是与空名敕牒相对而言的。通常情况下，祠部颁发的都是已记录剃度者信息的实名度牒。而空名敕牒是指未填剃度者信息的空白度牒，这种度牒就可以由买主随便填写。后世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大肆贩卖的度牒，也多为这种“空名度牒”。 除了限制性地颁发度牒外，唐朝还一反隋朝的宗教宽容政策，严格限制寺院建造的政策。在隋朝时期，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因此隋代寺院数量增加很快。唐高祖在位时期，却并未如隋代统治者那样大力推崇佛教，反而淘汰了不少寺院僧尼。但在武则天继位后，由于其崇信佛教，因此又对佛寺的发展选择网开一面。 武则天时代的网开一面实际上也增加了度牒的收入来源但需要注意的是，唐开元年间的有敕额佛寺数量与贞观年间相比并未增长多少。从武则天当国到会场灭佛之前这段期间，主要增长的是“无敕额佛寺”。这里说的有敕额佛寺，也就是国家官方认可的寺院。而民间私自建筑的佛寺在当时严格来讲并不能称之为“寺”、“院”，只能冠为“招提”或“兰若”。 唐武装的会昌灭佛有巨大的经济考量根据后来会昌灭佛时期的统计，这段期间共拆寺4600多所，拆“招提”或“兰若”有40000多所。还俗僧尼260500人，解放寺院的奴婢150000人。佛教寺院在唐代的发展可见一斑。如此多的寺院对朝廷的财政来说，无疑是一股极大的有害势力。但限制佛寺发展只是节流，要想开源就必须从作为源头的度牒下手。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杨国忠献策，不用耗费正库之物便能筹钱。于是让御史崔众去河东收钱度僧尼道士。结果，很快就得钱百万。 后来唐肃宗在彭原郡时因“军兴用度不足”，也通过贩卖度牒的方式来筹钱。尽管朝廷开始逐渐滥发度牒，但此时度牒发行手续仍然比较复杂。跟后来宋朝时的度牒经济规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安史之乱的爆发迫使唐朝贩卖度牒换钱

宋朝的开源经济

北宋时期的佛像北宋初期，为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对出家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当时的宋朝财政，还是收大与支的，故而度牒价格还很正常。每张只收一百，也没有出现贩卖度牒筹钱的现象。对于僧人来说限制并不算严格，可以说是相当宽松的。 但到了宋英宗年代，情况则大不相同。北宋中央财政已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资金困难，出现了收不抵支的现象。既然出现了财政困难，那就要想法子筹钱。便开始学习到了唐人贩卖度牒筹钱的方法。 宋英宗时代的经济困难让度牒有了重要价值于是，宋朝政府对度牒开始极为看重。在官方编纂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就明确把“度牒”归入在了“财用门”和钱币并列。这也让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鬻牒最为滥觞的时代。 >至于宋朝正式采取鬻牒政策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通常认为，在治平四年以前，朝廷买卖度牒的行为还算不上滥觞。但从治平四年开始，每年所卖度牒总额一直在不断上涨。到宋神宗时期，每年发行度牒数量已超过10000。发展到末世的宋徽宗阶段，每年已发行超过30000。这个进程一直到南宋孝宗在位时期，每年度牒发行量更是突破100000大关。 大搞改革和对外作战的宋神宗非常需要度牒收入 >宋朝发行的度牒，用途也非常之广，把物尽其用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总得来说，宋朝的度牒能有以下几点功能：赈灾救荒 >比如说熙宁七年，宋廷就降度牒千道给予环庆安抚司，以备赈济汉番饥民。 充作军费 >南宋初年的四大中兴名将里，名声最差的张浚和后世评价最高的岳飞，都曾获赐度牒，作为赡军修城之用。 工程建设 >元丰五年，朝廷给予河北东路提举司度僧牒千余道，作为整修黄河的经费。西湖上大名鼎鼎的苏堤，便是苏轼向朝廷请求赐予度牒而成功修筑的。 苏轼主持的苏堤工程就是用度牒收入作为经费农业开发 >南宋绍兴四年，高宗赐予两浙路空名度牒二百道，让其购买耕牛，借贷民户开垦荒地。 充当货币 >度牒也能直接进入市场，作为货币购买一些商品。宣和年间，河北真定、高阳等路缺马，朝廷特赐度牒若干，令地方长官在市场买马。 放债息利与经商牟利 >元丰七年，广西经略安抚司曾乞求发行度牒若干作为本钱，在当地置转买务，以便番汉通商。 作为奖赏 >比如大观元年，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获赐师号、度牒各二道，用为酬奖。 由以上可见，度牒在宋代社会经济方面的用途极广，可用于各种财政开支。因此度牒的使用在当时的史料中也随处可见，数不胜数。一份小小的度牒，就可以对宋朝的财政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由于度牒的重要性，其发行权一直控制在朝廷手中。张浚此前也一度造绫纸度牒在其所辖地域内发行，以资军用。但很快朝廷便下了严令不准地方私自发行。 中兴四大名将的军费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度牒收入

触底反弹与消亡

景泰帝时期的国力衰退让明朝也开始贩卖度牒明朝建立后，官方仍然严禁民间私自出家。通过限定全国僧道人数、设置度僧考试、限制出家年龄等措施去严格控制宗教发展，并一度免费发放度牒。 但由于财政困难，明朝却也难免走上唐宋两朝的鬻牒老路。明朝鬻牒之风，始于土木堡战败后的景泰二年，到成化年间开始大行其道。比如早成化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就曾建议度僧、道60000人。每人各给当地官府纳银12两，类解转运，以备边用。 整个成化时期，度牒总发行量超过250000张。一张保存至今的明朝度牒但有意思的是，明朝的情况还与宋朝时候的相反。宋代的僧侣数量并没有随着度牒的大肆发行而大规模上涨，反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北宋前期全国僧侣大概是40万，,到了熙宁十年的总数则下降至20多万。至南宋绍兴年间，僧尼总数也在20万左右徘徊。 >这可能是因为宋朝时期的城市经济有所发展，对于普通人迁徙的限制也做了降低处理。所以，度牒所具有的自由活动功能，在当时被大大弱化了。而明朝立国后，非常重视对民众人生自由的限制。 度牒的自由活动价值，便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提升。清朝取消了人头税让度牒的价值也随之降低清朝建立后，度牒制度才走向消亡。当时已经推行的摊丁入亩制度，可能是乾隆准备废除度牒制度的重大外力因素。简单来讲，就是废除了之前一直存在的人头税，只以土地作为征税依据。这样一来农民就摆脱了千百年来加在身上的丁役负担。同时抑制了土地兼并，这使得百姓通过遁入寺庙道观方式躲避赋税的方式不再是那么必要。 古代的度牒制度在乾隆时代便戛然而止同时，佛教已经很大程度成为朝廷的统治工具。佛教管理体系也已基本定型，不再必须通过度牒管理僧众。鉴于这几个原因，在乾隆三十九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度牒制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