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离经济沦为强权工具

Posted 2022-12-27 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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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经济沦为强权工具

金圆券发行后迅速贬值，国民政府发行大面额金圆券。面额为50万元的金圆券(中华书局版)。 1948年9月13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第四版一篇标题为《蒋经国走出了办公厅》的文章，写小蒋初到上海“打虎”招待记者浦江游船事。谁知一个多月后因为孔家扬子公司案失败，蒋经国黯然离沪。上海物价随即疯涨，币制改革宣告失败。原标题：金圆券改革决策内幕考近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剧情涉及1948年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的那段历史。尽管电视剧有创作的成分，故事情节有虚构的内容，但真实的历史却与电视剧一样精彩。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命令”的形式颁布金圆券改革令。未及两月，金圆券改革即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失败告终。从改革伊始到后来的研究，金圆券改革受到各方的质疑和批评，认为是在完全不具备改革条件下的“荒唐”之举。那么，金圆券改革如何从经济规则的考量演变为政治利益强制的过程，就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利用保存于中美两国的档案资料与亲历者资料，对决策内幕进行钩沉，逐步廓清金圆券政策出台的历史过程。币制改革决策的核心机构是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政策的成败自然与这些部门的主事者密不可分。金圆券改革前的短短时间内，上述核心机构的主事者曾进行过三次大换班。抗战结束前后，宋子文任行政院长、俞鸿钧任财政部长、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但是宋子文内阁因抛售黄金政策的失败而倒台，1947年2月，宋子文被迫辞职，贝祖诒也被撤职。张群继任行政院长后，俞鸿钧仍连任财政部长，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张群内阁曾采取抛售敌伪产业和发行美元短期公债库券的办法，以图回笼法币。但所有这些做法并没有遏制住通货膨胀的速度，物价涨潮接踵而来，张群内阁也被迫下台。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金圆券改革也就在翁文灏内阁任内“轰轰烈烈”地推行了。 掌控财权大权，蒋介石谋币制改革 蒋介石对于改革币制的想法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即积极推动币制改革。1945年9月13日，时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奉蒋介石手令：“今后改革币制发行新币之方案及其实施之时期，希即密为研究议拟，从速呈报为要。”10月18日，俞鸿钧即呈报了《改革币制之准备工作及新币纲要》，内容如下：一、发行新币定名曰元，其对外汇率，订为每五元合美金一元，此项汇率，较战前法币价值略低，当可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之发展。二、新币与法币间应根据当时物价及汇价情形，规定比价，然后依照比价，将法币陆续收回。三、上项比价规定一个月后，应将新币汇率加以复核，必要时酌予修正，随即将汇率通知国际货币基金。四、新货币之本位用金，但不另铸金币，以外汇表示其价值，辅币分二十分，十分，五分，一分四种，以银、镍、铜分铸之。五、新币发行权应为中央银行所独占，其准备分(1)金银及其他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之货币或存款。(2)优良之短期商业票据及货物栈单。(3)公债与国库券。上项准备最低不得少于发行总额百分之三十五，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有不足或超过情形，中央银行应即运用公开市场政策及利率政策从事调整。六、纸币发行采弹性制，中央银行得视社会经济发展及准备金情形随时调整发行额，但为防止发行权之滥用起见，应设置一发行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于每次调整发行额之前，应先提请该委员会审查通过，政府对于发行与准备事宜，应绝对公开。七、设立外汇平准基金，确保新币对外价值之稳定，对于一切正当外汇需要，尽量供应，但对于资金逃避现象则仍应与国际货币基金切取联系，严予取缔。八、关于外汇平准基金之运用，应于中央银行设立汇兑局处理之。九、新币发行后政府一切收付民间一切交易及契约之订立应统以新币为限。俞鸿钧认为整理币制能否成功，要看下列三项条件是否具备：(1) 国内外运输畅通，贸易恢复，物资方面得到接济，后方与收复区物价获得相当而接近之水准。(2)财政状况改善，不再以发行为挹注，俾货币对内价值得以稳定。(3)国际收支能维持平衡，保持外汇基金不能耗竭，以稳定货币对外价值。显然，在当时这三项条件都未达到，但蒋介石却认为币制改革可以推行。10月30日，蒋介石就对俞鸿钧呈交的《新币纲要》做出批示：“办法可予照准”，并认为新货币发行时似可即铸少数金币。财政部认为币制改革条件不成熟，发行金币似应从缓。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也对改革币制顾虑重重。因此，改革币制的日程就被推迟下去。蒋介石显然对此极为不满，并借机剥夺了长期为宋子文所把持的财政大权。蒋介石对于宋子文长期把持财政权、无视他的意见早就不满，此种矛盾在蒋日记中多有记载。1927年1月5日：“上午与子文谈话，向余辞职，军事频受其影响，苦痛已极，二年以来受其财政压迫，非言可喻，与樵峯商议财政办法。”1933年1月13日：“与子文谈财政之策，苦劝其注重地方经济，使其发展而改变向来剥削政策，彼冥顽如故，仍无法救药，革命因彼之故，必遭失败也。”1942年1月15日：“子文私心与野心不能改变，徒图私利，而置国家于不顾，奈何。”1943年10月18日：“召子文来商，……及其最后言至不可与余共事之句，余乃愤怒难禁，严厉斥责，令其即速滚蛋，大声斥逐。此人实不可复教，余自十三年起受其财权之管制与妨碍，甚至其愿受鲍尔廷之驱策共同打击于余，不知凡几。二十年复以其财政问题各种要挟，以致不能不拘胡而致党国遭受空前之祸患。今复始以其个人私见而欲党国外交政策以为其个人作牺牲，恶乎可，此诚一恶劣小人，不能变化其气质也。”1945年7月21日：“子文自俄回来，其不愿负责签约，是否有意为难，故不能断定，但其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对于独占财政经济之心思更不可自制矣，此实为我一生最痛苦之一事，如何使之彻悟悔改，以期其成也。”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宋子文是积怨已久。 1945年7月24日，孔祥熙被解除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蒋介石的意见是由其心腹俞鸿钧补缺。他在与宋子文沟通时，“明告其中央银行总裁人选，非绝对服从余命令而为余所能信任者不可。”但宋子文坚持让贝祖诒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否则他不能承担行政责任。蒋宋的斗争结果是以蒋介石的妥协告终，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任财政部长并受宋指挥。 1946年宋子文黄金政策失败以后，蒋介石便决心借机摆脱宋子文对他的羁绊。1947年2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海黄金每两涨价至五万余，美钞涨至一万一千余元，经济崩溃已临头矣，子文害国之罪不可再恕。”蒋介石逼宋子文主动辞职，裁撤了贝祖诒。3月1日，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子文辞职行政院长，由余暂兼，实为政治转机之锁钥也。”至此，蒋介石完全控制了财政大权，为币制改革人员的调整和改革的推进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