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利益催生改名冲动

Posted 2022-12-27 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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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催生改名冲动

从古至今，地名因其公用的性质，一般不会轻易变动。然而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名变更是必然。为什么有的地名能代代相传，有些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古往今来，地名因其社会共用的特殊性，需要整体的稳定只能是相对而言，因为“变”才是亘古不变的法则。为什么有些地名延续千年？有些地名半途而废？有些地名起死回生？其中的秘密，要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若干途径去探寻。 政治变革掀起改名风潮“古今每临改朝换代或社会大变革，总会带来大量地名的‘新陈代谢’。” 在我国古代，改朝换代后的“避讳”——避免使用与当朝帝王姓名同形之字，是造成地名大量更改的重要原因。河南兰考县由兰封、考城两县合成，其中“兰封”原名“仪封”，清末为避三岁皇帝溥“仪”名讳而更改。山西洪洞县原名“杨县”，隋初为避讳帝姓而改名；同时，因隋炀帝杨广而更改几十个州、县之名…… 古代避讳既有主流的“敬讳”，也有避讳恶人的“憎讳”。唐肃宗因厌恶叛臣安禄山，便将县名中的“安”字一律改掉：安康改汉阴，安昌改义昌，绥安改广德，同安改桐城，宝安改东莞等。历史上有名的王莽“篡汉”（建政曰“新”），在全国更改的县名数以百计。当再一次改朝换代来临，这些被更改的地名会有不少复原，形成又一次大规模的更名。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中国地名研究所研究员商伟凡认为：“天下万物皆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地名也不例外。古今每临改朝换代或社会大变革，总会带来大量地名的‘新陈代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沦陷区收复后的要务之一就是全面清除日伪遗留的殖民化地名。新中国成立初，中央政府要求更改以反动分子名字命名的、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名称重复容易发生错误的地名。上海旧租界的大量外国式地名，也在这时全部更换。全国地名遭受“重创”，最近的一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潮裹挟下，北京陷入“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境地。据统计，当时北京城区及近郊被改名的街巷达421条，主要有：近代以来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成“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街道改成“反修路”，光华路改成“援越路”，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 “这种全面、放任的更名是当时社会导向所致，对我国地名的破坏是最大的。”商伟凡说。从古到今，地名总会带有一些时代印记。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地名中的“人民”“工农”“前进”“东风”等词汇应有尽有。河南焦作市至今保留着全国唯一的“解放区”，商伟凡曾开玩笑：“全市就这么一个‘解放区’，难道其他的都是‘敌占区’？”时过境迁之后，此类革命口号式的地名不断减少，许多已被富于新时代风采的地名取代。 体制变迁带来地名错位“地方行政体制变迁，有地市合并、县改市、乡改镇及撤乡并镇等举措，置、废、分、合中往往忽略地名的‘善后’，不少问题由此而生。” 行政区划乃至地方行政体制的改变，远不是地图上一个地方的面积扩大或缩小，它会涉及、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在这一变革中，潜藏着“地名”这样一个容易被忽视，也容易出问题的难点。在古今政区合并时，常有“名称合并”随之而来——由双方称谓各取一字组成新名赋予合并后的地方。省名中的江（宁）苏（州）、安（庆）徽（州）、甘（州）肃（州）是这样，市、县名中的福建龙（溪）海（澄）市、云南华（华荣庄）坪（旧衙坪）县也是这样……如此命名可谓简便，显示相关各方的平等与公正，当然有时也是一种妥协。然而，地名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意义，这种貌似“不偏不倚”的拼凑，弄不好就会适得其反。譬如，湖北是荆楚文化发祥地，今荆州城北的纪南城曾为楚国都城400多年。1994年10月，平行的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合并为令世人瞠目的“荆沙市”。如此“平等”“公正”或许是“妥协”的命名，为什么遭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原因不外乎历史地位悬殊的荆州、沙市并列不合理，上下两千年的“荆州”变成市辖区不公平，湖北的“荆楚”文化根基受创不容忍。好在时间不长，“荆州”得以复出，却留下当代“大意失荆州”的教训。 “地方行政体制变迁，有地市合并、县改市(区)、乡改镇及撤乡并镇等举措，置、废、分、合中往往忽略地名的‘善后’，不少问题由此而生。”商伟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