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妓点燃清廷党争导火线

Posted 2022-12-27 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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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妓点燃清廷党争导火线

在小女子杨翠喜的背后，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两派集团的政治争斗。 “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理，因腐败而受到了弹劾！” 《泰晤士报》的这条电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这是1907年5月8日，该报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发出的一则电讯，报道说庆亲王奕劻受到弹劾，被指控收受黑龙江署理巡抚段芝贵的巨额贿赂；同时被弹劾的，还有庆亲王之子、担任农工商部部长(“尚书”)的载振，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天巡抚唐绍仪。报道也说，岑春煊出任邮传部尚书，并开始安置自己的人马。《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国际媒体的报道，都只提到了金钱腐败，却忽略了弹劾案中更为狗血的情节——“性贿赂”。 贿赂品 赵启霖的一篇弹劾，让杨翠喜声明大噪。于是，一个三四线的小明星，机缘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贿赂”的主角。涉嫌收受“性贿赂”的，是庆亲王之子、时年31岁的贝子、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赠送的歌妓，纳为二奶。这起“二奶”反腐案，在5月7日(阴历三月廿五)才递交弹劾状，《泰晤士报》却在次日就发出了电讯，消息十分灵通。发动弹劾的，是48岁的纪检干部(御史)赵启霖。在这份题为《劾署抚段芝贵及庆亲王父子折》中，赵御史写道：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 弹劾的焦点是两条：一、载振接受性贿赂；二、奕劻接受巨额金钱贿赂。奕劻时年69岁，爵位已经是最高等级的亲王，职务则兼军机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财政处总理大臣、练兵处总理大臣于一身，权势之大，独步朝廷。敢于弹劾他，等于虎口拔牙，本身就是新闻。而国人最为关切的，不只是权贵被弹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关键“道具”、天津名妓杨翠喜。权贵加上八卦，这样的狗血剧，才是舆论的最爱。杨小姐此时为津门明星，月收入800银元，据此推算，年入9600银元，折合人民币约134.4万元，与如今三四线的小明星相仿。而彼时，一品大员的年俸比杨小姐差了37倍，要加上“养廉银”才相匹配。而杨小姐也并非仅仅拿“包银”这点死工资，还有寻芳客的其他馈赠，比如首饰之类的奢侈品及高档用品，单这项应该并不亚于官员的“养廉银”。算下来，官员们要想与名妓一样有尊严，只有弄权创收才能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杨小姐与载振部长的爱情故事，据说相识之初还是十分偶然的，却因载振一见钟情，而平生是非。据《异辞录》记载，此前(1906年)载振陪同徐世昌出差到东北，返回时在天津拜会直隶总督袁世凯，盘桓数日。某次酒席上，作为主人的道员段芝贵，安排了杨翠喜的歌舞表演，也就是在这场演出中，载振对杨小姐一见倾心。据说，杨小姐的姿色、演技似乎都很平常，只是身材很好，但却很对载振口味。不过自始至终，杨小姐似乎并未与载振有过什么深层次交往。赵启霖的一篇弹劾，让杨翠喜声明大噪。于是，一个三四线的小明星，机缘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贿赂”的主角。这等于让她参与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公关推广，而且受众群正是其目标客户群，不知其出场费因此能上调多少？ 送礼人 而在北洋内部，袁若要卖官，段芝贵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绝非最有钱的财主，毫无竞争力。而为了维持北洋内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种办法，那就是量才录用。杨小姐月入800银元，身价并不低。倘或段芝贵真要将其作为礼品送于载振，“从良”的“买断”价自然不菲。如果溢价10倍，则需6.7万两(约合人民币1134万元)，20倍就需13.4万两(人民币2268万元)。果真要下如此血本，段芝贵又图什么呢？时年38岁的段芝贵，虽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间并不长，但好歹也算海归。他并非袁世凯的子弟兵，却最终能获得袁世凯的青睐，据说是他在发掘和满足领导的各种隐秘需求方面，有独到的功夫。《清稗类钞》记载： “袁世凯有妾与其仆通，事觉自杀，仆窃藏而逃，久之不获。巡捕段芝贵为悬赏，募得之以献。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 这段记载如属实，段芝贵的发迹就在于帮助领导洗去绿帽子，换来了自己的红樱子。被弹劾这年，段芝贵还只是一个捐班道员，最多无非正四品，厅局级干部。这说明，段芝贵进入袁世凯的内圈，时间并不长。而袁推荐他出任黑龙江省长(“巡抚”)一职，至少是从二品的省部级高干，虽然是先代理，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这是超常规的越级提拔，这至少说明，袁世凯对其相当信任和倚重。段芝贵能得到袁世凯如此提携，究竟是工作能力、还是拍马能力？说实话，根据现有的史料，根本难以判断，而可以确定的只是两点：一、袁世凯终其一生，用人还是以能力为主，这才将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国政坛中实力和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二、在建立东三省这样的国家重大战略上，袁世凯或许可以如李鸿章那样不太在意干部的“廉”，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干部的“能”。东三省改行“行省制度”，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部署。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侵占朝鲜，在其鼓励下，朝鲜当局不断渗透中国东北，公然在侨居中国的朝鲜垦民中推动分离运动，甚至组织军队向中国守军发起武装攻击。日俄战争后，日本独霸东北，这种渗透进一步加剧，东北的分离风险与日俱增，也成为列强博弈的焦点。1906年，朝鲜正式请求日本代为办理对华交涉后，日本立即以“宪兵”的名义向中朝交界处中方一侧的间岛地区派遣军队，在延吉地区公然张贴文告，宣称延边为朝鲜领土。(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 为了应对东北地区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清帝国决心在东三省改行“行省制度”，设立东三省总督，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巡抚职位，并从山东等地鼓励农民移居东北，嫌弃了“屯垦实边”的高潮，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闯关东”。 1907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八)，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代理)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代理)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清一色的北洋班底。以公而言，在清帝国的政府分工中，朝鲜事务一直都是北洋大臣的工作重点。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的近25年间，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朝鲜政策。而袁世凯接任之后，这样的分工并没有改变。多年专司，北洋系的朝鲜事务人才自然最为集中，由北洋出掌东三省，顺理成章。以私而言，整个清帝国能够通晓朝鲜事务、有着丰富对日斗争经验的，无人能及袁世凯。从23岁(1882年)出道以来，袁世凯在朝鲜足足奋斗了12年，与日、俄、英、美、德等周旋，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其与主要对手日本的抗争，胜多败少，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建设东三省，首要任务就是应对日本入侵，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无疑是最好的统帅人才，其在东三省的干部任命上，自然也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何况，其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庆亲王奕劻，关系极为密切，并与载振兄弟相称。至于段芝贵想当黑龙江省长，根本无需向奕劻、载振行贿。这个职位的人选，中央绝对不可能绕过袁，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内部物色。段芝贵如果转弯抹角地勾连载振，不仅绕的圈子太远，而且等于是拿载振压袁世凯，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够资格的同僚，这是官场上的大忌，段芝贵应不至于愚蠢至此，袁世凯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而在北洋内部，袁若要卖官，段芝贵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绝非最有钱的财主，毫无竞争力。而为了维持北洋内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种办法，那就是量才录用。袁敢于破格推荐段芝贵，最为合理的解释，应该不是段芝贵靠“性贿赂”上位，而是其某项才干至少在袁世凯那里得到了认可，袁认为其足以胜任艰巨复杂的黑龙江省长。 抢位子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赵启霖一人发起了弹劾，其实幕后有极深的背景。当时，3个最为著名的御史，结成了一个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时人号称“三菱公司”。《国闻备乘》记载：“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目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呼三御史为‘三菱公司’。” 这些御史们，统归于“清流”，而“清流”的领军人物，是57岁的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协办大学士瞿鸿禨。瞿鸿禨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庆亲王奕劻，两人明枪暗箭，争斗得相当激烈。而时年46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是瞿鸿的枪杆子，与庆亲王的枪杆子袁世凯旗鼓相当。当时的朝中，除了这两股所谓的“清流”“浊流”激荡得比较汹涌之外，还有一股以高干子弟们为主的亲贵派，及以老干部们为主的骑墙派。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而谁能掌握这场政改的主导权，成为权争的焦点。作为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袁世凯以改革实践派著称，多年来他也积极推动政改，甚至说：“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宪声，即是吴樾！吴樾者，即汽车中放炸药刺端午桥(端方)之人，即是革命党！”(吴樾事迹，参阅2012年5月7日本报雪珥专栏《被狙击的政改》) 而岑春煊也没有闲着，既然务实比不过袁世凯，就从务虚开始，从广州直接插手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其心腹郑孝胥出任会长，张謇、汤寿潜出任副会长，搜罗江苏、浙江、福建的官绅270余人，定时集会，颇具政党的雏形。争夺改革主导权，关键还是在于争夺行政资源。作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锋的焦点。在这场交锋中，奕劻、袁世凯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吁要效仿列强，建立“责任内阁制”，以内阁取代军机处(有关军机处的设立，请参阅本报2012年10月29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凯其实也有不可对人言的小九九：他并非军机大臣，对中枢的影响有限，而推行责任内阁，与他交好的庆亲王奕劻必能出任总理大臣，则其政治空间将大大扩展。而瞿鸿禨则因现实处境的关系，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坚决捍卫旧有的军机处制度。他对袁世凯的势力日益侵入中枢深为不满，试图通过巩固军机处，解决“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的局面。岑春煊则派遣亲信同乡于式枚，携带专门的密电码进京，建立了瞿、岑之间跨越京穗的热线，互相呼应。双方角力的结果，瞿鸿禨大胜。袁世凯提出的责任内阁制被最高核心否决，军机处继续保留，但除了奕劻、瞿鸿禨两人外，其余军机大臣，如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等4人，均调离中枢，另补入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世续是满人，与庆亲王交好，而林则是瞿鸿禨所推荐。袁世凯还被迫向新设的陆军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个师(“镇”)的兵权，仅仅保留了第二、四两镇。刚从英国公使任上回国的汪大燮，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评价说：“至去年(1906)改官制，袁实欲与瞿同为副总理。其不成者，实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陆军部已立，而撤北洋两镇以归部，遂为不解之仇。” 第二回合争夺，在于地方督抚的布局。这一回合，北洋派收获颇丰：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由袁世凯的亲家周馥接任，同时，在新设立的东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胜，囊括了总督、巡抚的所有职位。岑春煊接到调任云贵的电令，走到上海，称病不行，中枢无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总督。这回，岑春煊倒是动身了，但从水路到达汉口后，就报告中央，希望能“顺道”觐见太后，而且不等回复，就登上了京汉铁路专车直接北上。到车站迎接岑春煊的，就是瞿鸿禨的小同乡、御史赵启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