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整顿工商轻徭薄赋设立常平仓

Posted 2022-12-27 轻徭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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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整顿工商轻徭薄赋设立常平仓

国富民安：汉宣帝整顿工商轻徭薄赋设立常平仓汉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认真总结了汉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汉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宣帝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豪强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假民公田）。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汉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百姓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一算减三十钱。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四百万斛，每年就需用六万人的劳力。汉宣帝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宣帝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宣帝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耿寿昌还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入、价高时则降价粜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汉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司马光对汉宣帝的评价：“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