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的账太多

Posted 2022-12-27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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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的账太多

25日(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本人出面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又是其他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后台老板。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在看简报上的报道时，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赐的，只有自己来采取积极行动。而且汪东兴就在这个会上，他虽然不到我们的分组会上来，但我们的批评他会从简报上看得到。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批评与事实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处，他可以声明。如果他认为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他也可以反驳，双方可以进行讨论争论。我们有民主的权利，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当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觉得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这样的事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一个党员看到党内不论什么人有重大的错误和缺点，本来就有责任去进行严厉的批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不是没有看准就干的莽撞行为，而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党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不能不反复考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于是两人决定立即行动，26日上午江一真开第一炮。江一真是我们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江一真在他的发言中说，在长征途中他和汪东兴在一路，同汪东兴一起到延安，并同汪东兴在一起工作过，说自己对汪东兴本来有好感。接着很客气地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一连串问题：责问汪东兴对待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揭露他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江一真说自己在卫生部平反冤假错案中，受到汪东兴的阻挠。他揭露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江一真发言后，在西北组，我和杨西光做了联合发言，与江一真的发言相呼应(这个发言由杨西光主讲)。在发言中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一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汪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杨西光讲的事情，组内不少人当时还都不太了解，因此大家很感兴趣。江一真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发言时，组里的同志们当然注意到我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汪东兴，但是在会上一直没有人对这一点发表什么评论，仿佛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在26日晚餐和27日早餐时，有人对我说：“你们该这么做！” 我当然关心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后，会议的领导会有什么反应。首先我注意简报。江一真和杨西光、于光远在西北组的发言，在简报中如实地登了出来。编简报的工作人员并不因为点了中央常委的名而采取措施，进行删节。而且从简报登出的速度来看，完全不像请示过什么人的样子。因为如果经过请示，总会影响简报发出的时间。在会议上我也关心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其他五个分组对指名批评汪东兴这件事情上的反应。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虽然不是立刻就有，但慢慢地都出现了。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他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他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东兴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之后，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事实就能说得更清楚。汪东兴在这样的事情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不把他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明白。事情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说起。1976年11月18日(我的笔记本记的是17日，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联合发言说的是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才得到解放”，“夺回了宣传权”。人们希望今后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讲了一通“四人帮”的事情之后，就转而去讲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去年(指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接着汪东兴说： “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 “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 “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 “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 “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 “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这篇社论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讲的“两个凡是”一般就是指这两个“凡是”。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指名批评汪东兴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汪东兴在《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当时耿飙负责中央宣传口。这篇社论发到中央宣传口，耿飙找几个宣传口的同志讨论时说： “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可是这篇社论是汪东兴以中央名义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耿飙无可奈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组会上讲：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 《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产生，汪东兴完全清楚。他知道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也知道它产生的背景。可是他用“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样的语言来反对。关于《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产生的情况，我了解得很清楚。那是在1977年、1978年多次影响很大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众多发言的基础上写成的。 197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绍智、冯兰瑞合写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一文。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专门带信到国务院研究室，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提出要国务院研究室再写一篇大文章。于是由国务院研究室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冯兰瑞等人参加，还请外单位的工资专家参加，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写成后送邓小平看过，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修改最后定稿的。写作这篇文章的具体过程汪东兴也许不会清楚，但是邓小平对按劳分配问题在中央开会时多次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了邓小平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可以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讲那番话完全是针对邓小平的，是反对邓小平的。不过他多少有点顾虑。因此多说了一句“对活跃思想有好处”之类的话，但是他又用“矛头指向主席”这样的话来压人，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又过了一个月，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一个宣传口的小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人有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和熊复、曾涛、杨西光、胡绩伟，还有曾在《红旗》杂志负过责、那时已调去外交部的王殊。汪东兴在讲话时，一开头就批评： “现在报刊宣传党性不强，个性没有服从党性。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一股气，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终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他说： “现在把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可取，批‘四人帮’时把毛主席一起批。” 汪东兴说： “在报纸上宣传不好，国内外敌人会利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关系，关把得不紧，是了不得的事情。” 在说了这几句话之后，他就一个一个具体地批评，一是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二是批评《人民日报》余焕春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三是批评《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标题，只写了邓小平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写华主席精辟阐明毛泽东思想；四是批徐迟的两篇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中对“文化大革命”描写得不对；五是批《长江日报》上说的一句话：“极‘左’是‘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华国锋没有这样的讲话；六是批《民族画报》上说康生和谢富治同志是“四人帮”，对党的团结有影响；七是批社科院杜润之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说他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了”。他还批吴世昌在政协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委员会”。这样的事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会上，了解情况的人都如实地揭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了解了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有的人给真理标准讨论设禁区、下禁令，冷言冷语，有的人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敢于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张耀祠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他还说： “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这话是在10月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前37天讲的。这个汪东兴的副手说话的口气真是不凡，他可以几乎指名批评邓小平；他可以那样对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说话。张耀祠也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杨西光和我在西北组的分组会上揭发了这件事。大家认为从张耀祠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汪东兴的影响，可以理解他说的就是汪东兴的话。张耀祠分在西南组，同胡绩伟在一起，胡绩伟就面对面地批驳他，张耀祠当然无可置辩。对于会议揭发汪东兴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来讲明有哪些说法与当时事实有不符合之处。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如果别人讲的有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地方，他是完全可以说明的。但是没有能说出一件与事实不符的事出来。别人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的内容，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行为前后一致。这不能不使人认为这些揭发是很有力的。 (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