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3天

Posted 2022-12-27 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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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3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两个月后的9月27日，日军调动万余兵力分两路扑向朔县城（今朔城区），一路（东路）日军在旅团长酒井指挥下，从山阴县岱岳镇出发；另一路（西路）日军是第4师团第32旅本间旅团和12留守师团的铃木旅团，从平鲁城出发。28日，日军攻占朔县城后，在这里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屠城大惨案，史称“朔县屠城”。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简介》记载，日军制造的3000人以上的大屠杀有8起，即山西朔县屠城、山西宁武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血洗河南浚县、山东临沂大屠杀、山东金乡屠杀民工、血洗广东惠阳、湖南南县厂窑惨案。朔县屠城是第一起惨案。连日来，记者走访多位亲历者、知情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从历史的深处走来，疼痛的记忆依旧在撕裂着人们脆弱的伤口。岁月悠悠，青史不容成灰！惨痛历史，永远不能忘记！ A 王彪寻访整理出50则口述史 今年8月8日，立秋。塞外朔州阳光刺眼。站在朔县老城南门东侧的城墙下，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王彪叹了一口气，说：“当年日军占领朔县后，集体屠杀地有南城壕、西老爷庙、文庙、西城门外、靶场、北城壕、朱衣阁、东门瓮城。当年朔县人口不足一万，日军杀害了县城50%的人口，其中青壮年男子几近被杀光。” 今年54岁的王彪，被誉为塞北抗战史料抢救第一人。1998年，王彪到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工作。在收集和撰写烈士简介的过程中，王彪接触到了朔县屠城事件。当他深入追寻这一事件时，发现还没有人进行过翔实调查，真切可靠的一手资料一片空白，既没有档案文字史料，连口述史也灭失在即。 2005年2月，王彪决定做一次寻访，防止这一段历史断档。他买了一部理光照相机、一个小录音机，再带上一个笔记本，每天骑自行车出去，掐住一条胡同的两头，数清共多少家，然后一家一家进门查问。遇人就问“日本人进城时你家里有没有遇害的”，回答说“有”，他就进去再详细问；说“没有”，他就走。有时，被问的人家里没有遇害的，但会提供一些线索，诸如某某某家的什么人是被日本人杀了，他也会顺着线索再去找。对有屠城遇害者的家庭，王彪先让亲历亲闻者讲述，一边录音一边记笔记。记完了，回去整理出来，然后拿上念给讲述人听。人家听得没问题了，他再回去把这个手写稿打印出来，再次拿稿子给人家念一遍，没问题了，他会让讲述人摁个手印确认，这就算定稿。完后，王彪会向讲述人借遇难者的照片（很少有），拿回去翻拍之后再送还。他还要给讲述人拍个照片，配在口述整理稿上。这样，一户人家的工作才算做完。整整11个月，王彪在朔城区老城内走访屠城幸存者、亲历或亲闻者150多人，择其叙述完整者共50则口述史，结集为《疼痛的记忆》，列出一个183人的遇害者名录，内容包括被害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被害方式等8项。 B 日军用坦克撞开了北城门 当记者提出想采访亲历者时，王彪说，当年有两个人他没走访到，可以一起寻访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亲眼看见日军屠杀抗日士兵的94岁老人李来英，一个是目睹南城壕数千乡邻被害的89岁老人赵英。李来英老人如今生活在内蒙古察哈尔市的女儿家中。在老人重外孙女李倩雯的帮助下，记者完成了对她的远程采访。老人耳清目明，身体硬朗，对78年前的那场噩梦记忆犹新。 1937年9月，日军攻入雁北地区。仅半个月时间，阳高、天镇、大同、怀仁、广灵、浑源、山阴、左云、应县、灵丘、右玉等11个城镇丢失。当时在朔县城内驻守的是东北军何柱国部队，由副团长邵平章（朔县城内人）率领的骑兵军3师9团3营11连官兵，另加前一年成立的防共保卫团（地方部队）100多人和四五十名警察。1排长邵含章是邵平章的二弟，2排长张烈是邵平章的表弟。何柱国安排邵平章守城时，曾对他说：“朔县是你的家乡，你一定要和郭县长他们精诚团结，竭尽全力。” 45岁的县长郭同仁为了全身心地投入抗战，让同乡吴建奇赶着毛驴，护送家眷大小回老家洪洞县梗壁村避难，以绝顾虑牵挂。“（1937年）9月19日上午，县长郭同仁、公安局长白生成和牺盟会特派员宋效先在崇福寺召集民众召开抗日动员大会，提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决不投降。”李来英回忆：“9月26日，平鲁城让日本人占了，县长郭同仁让城内当兵的和老百姓一起，把4个城门关上，用麻袋装上沙土把城门堵死。郭同仁领着县政府下属们，沿街逐户地动员妇女们，烙好莜面大饼，做好守城准备。” 9月28日黎明，日本人开始进攻朔县城。县长郭同仁和当兵的都上了城墙，开枪打日本人。“当时老百姓用骡子驮上子弹，送到城墙上支援，也有送水送饭的。由于城里兵少，枪炮也不好，当兵的在城墙上抵抗了一阵子，不久就让日本人用坦克车撞开北门，攻了进来。” 持续3天的大屠杀就此开始。 C 李来英亲眼看见日军疯狂屠杀 日军入城后，首先用机枪封锁了朔城的东门、西门。守卫在南门的部队，一见城破，丧失斗志，迅速把南门打开，争相出城。日本人攻进城里，先是在大北街杀了很多人，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然后又在水圪桃堰、北马军巷捆起很多人，一起赶到西门口，用机枪打死一大片。李来英的老宅在朔县南大营街路东，院子比较大，有正房、西房、南房十多间，院里还有猪圈、羊圈，住着大爷和叔叔几家共20多口人。父亲在离家不远粜麦市街的街面上开着一家黄酒店，也现杀现卖猪羊肉。老人回忆，城破以后，不少守城的兵都进了她家院子，要换衣服。几家人赶紧把男人衣裳全拿出来，让他们换。当兵的把军装脱下来，扔得满院都是，家里人害怕这些军装引来日本人，拿起来扔到大门外的街上。没想到让大街上的日本兵看见了，他们端着刺刀进入院里，把所有的男人们都一个个捆起来了，不管是不是当兵的。她的大伯、三叔和哥哥李发祥、李桂春都让日本兵赶到大门外，在街对面水家东房后墙的台阶上跪下。大哥李发祥的捆绳不紧，被他暗中解开，他又把弟弟李桂春捆手的绳子也解开了，弟兄二人趁乱躲进了水家院内，然后跳墙逃跑，捡回了两条命。老人的大娘姓韩，平时最有主见，看见日本人不安好心。她不顾死活地跑出大门，看到一个会说中国话的翻译官，就抱住他的腿不放，说“我家男人们都不是当兵的，你们不能捆住他们。”翻译官问，你家男人是干什么的。她大娘说，他是宰杀猪羊的屠匠。这个翻译官和日本军官嘟噜了一阵，就派了几个日本兵进院查看，大娘让他们看杀羊工具。随后日本人让她认人。大伯和三叔站起来后，又被检查了双手，让回家背上杀猪羊的工具，由维持会的人领去干活了，结果逃过劫难。家里只剩下女人孩子，都躲在临街的西房里，在炕上挤成一堆。李来英和母亲脸上抹着锅底黑，像鬼一样，吓得浑身筛糠一样颤抖。猛然间听见窗外响起了连续的枪声，声音很大。原来是日本人用架在窗底的机枪扫射。她偷偷地从窗上的小玻璃向外看，看见跪在水家台阶上20多个当兵的一个个向后倒下，鲜血从他们身上喷出来，溅满了水家东房后墙，更多的血流到了青石垒成的台阶上，很快又流到马路上。“地上的血很多，有一个日本兵从汽车上拿下一袋白面，用刺刀划开，把白面倒在血水上，白面马上就渗成了红色。日本兵牵来两只狼狗，狼狗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喝血水，也吃被染红了的白面。”李来英颤抖的声音有些嘶哑，“到现在想起这事，心里还害怕。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把朔县人害苦了，杀了那么多人。那些当兵的死得很惨，不知道他们都是哪里人。他们是穿着我家男人们的衣裳死的。” 据李来英的重外孙女描述，老人说着这些话，浑浊的老泪从她深陷的眼窝里缓缓淌向脸颊。李来英老人看到的，仅仅是这起惨案中很小的一幕。照相馆的小徒弟赵英，则亲眼目睹了数千乡亲的惨死。 D 赵英老人目睹南城壕大屠杀 8月9日，记者和王彪馆长在朔城区北新街一条小巷里找见89岁的赵英老人时，他正佝偻着背，在狭小的屋子里做午饭。老人慈眉善目，牙齿基本上都掉光了，耳朵稍有些背。说起朔县屠城，老人笑容顿失，略一思索，缓缓地打开了话匣子。日本人打进城里那一年，他家里有7口人，住在离北门不远的牛家巷。爷爷70多岁。父亲赵青芳46岁，在街上开一家小面馆，母亲张牡丹比父亲小两岁，靠给别人家洗衣服缝缝补补贴补家用。赵英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因为家里穷，虽然他才11岁，但已经在柳家巷一家照相馆当学徒。 “我记得那天是阴历八月廿四，家里的月饼还没舍得吃完。天还黑着，枪炮声就不住地响，震得我家窗户上还掉土。半前晌听说日本人从北门打进了城，我吓得忙往家里跑。路上看见日本兵拿来铁丝，用铁丝串人。日本兵真黑心，他们用铁丝头扎进人的锁骨，用力一拉，铁丝从肉皮里头拉过来了，血流出来，铁丝也染成红的。就像纳鞋底拉麻绳，这头扎进，穿过，揪住头拉出来。”老人一边说，一边抖动着两只手比划，“串住这个，再去扎那个，十几个人一串串，往南城门外押。谁要是走得不快或有点反抗的动作，不是用刺刀刺，就是用小刀在脸上划，人们疼得哭喊。还有被麻绳捆绑的，有人想跑，当场就被日本兵开枪打死或用刺刀挑死，有的是用洋刀劈死的。后来才知道，不管是用铁丝串的，还是用麻绳捆绑的，都押到南城壕杀人点。”赵英老人回忆说，大街小巷到处是一摊摊的鲜血，到处是三三两两的死人，他腿抖得不敢细看，跌跌撞撞只顾往家里跑。等他回了家，母亲和姐姐妹妹哭成一堆，唯独不见父亲的身影。他一下子慌了，忙问：“我爹呢？” 母亲哭着说：“让挨千刀的日本兵抓走了。” 不顾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喊，他疯了一样朝南门外跑。等他到了南城壕，眼前的景象让他喘不上气来。“南城壕有100多米长，深、宽都有10米。日本兵让押来的人一排排跪在地上。人密密麻麻的，我根本找不见父亲。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南城门外已跪下黑压压一大片人群，足有2000多人。这时，日本兵在指挥官的指挥下，开始了以表演和竞赛形式的大屠杀。先是将一批群众拉到城壕的边沿上，让他们跪成一字形的长队，每一个人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兵。当指挥官的命令一下，这些日军动作很整齐地把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前胸，搅动一下后，再一使劲，就挑进了城壕里。这样杀了几批后，日军指挥官又下令改变杀人方法，先开膛破肚，接着又用刺刀挑杀。当一批老百姓的胸膛被日军剖开，内脏流在外面，疼得在地上喊叫打滚时，在场外的日本兵拍手大笑，还有照相的。”赵英老人用手抹一把眼泪，缓了一口气接着说，日本兵不仅杀人取乐，而且不断变换杀人花招，就是用战刀直接往下砍脑袋。押上十几个人一字形跪在城壕边上，每人身旁站一名手持战刀的日本兵。指挥官的口令一发，十几把洋刀在空中一齐落下，人头便滚落城壕。还有的被从腰间一刀劈为两半，“日本兵真是畜生不如。” 屠杀在持续。夜幕降临时，南城壕几乎被横七竖八的尸体填满。后来日本兵开来坦克在死尸堆上翻来覆去地进行碾轧。把汽车拉来的柴草，撒到城壕里的尸体上，然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王彪说，赵英老人的讲述与其10年前的调查相吻合，“日军破城首日，就有3000多名群众倒在血泊中，2000多人被杀死在南城壕，300多人被杀在北城壕。城内东北角的靶场（射圃）被杀四五百人，西城门口被杀500人左右，东门瓮城内被杀二三百人。” E 城内众军民与日军殊死搏斗 日军的暴行彻底激怒了朔县城内的军民，日军攻占北门后，守城的东北军与敌人展开巷战。三名东北军士兵潜入县城西南紧靠城墙的一个小院，正是1912年参加过武昌起义的姜佐才家。老汉虽然年届七旬，但斗志不减。他气愤地说：“我们绝不能当亡国奴，要跟狗日的拼到底。”这时，姜老汉看见城墙上走过几个日本兵，他急忙从东北军士兵手中夺过步枪，从窗户眼里向外射击，击毙几名日本兵。日军发现目标后，先用炮火轰击，接着进院搜捕。姜老汉临危不惧，扑上去跟日本兵展开肉搏，但因年老体衰，寡不敌众，被日本兵连刺数刀，壮烈牺牲。南关刘氏三兄弟与抓他们的一个日军搏斗，用瓷罐猛击日军脑袋，然后逃走。几名守城士兵藏在南街朱衣阁内，被日军包围拒不投降，击毙日军多名后饮弹牺牲。东北军连长邵平章和表弟张烈凭着熟悉家乡街巷的有利条件，领着20多士兵辗转迂回到郝家巷北口，待少数日军刚打开东城门的一瞬间，他们枪上刺刀，子弹上膛，整齐地排队跑步从东城门出城。日军人少又毫无准备，尤其是被他们的从容无畏所震慑，干瞪着眼看着他们突围而去。 1排长邵含章率领二十余人从南门城墙上下来，在朱衣阁西面，遭到日军机枪扫射。不少老百姓和部分士兵倒在日军机枪下。邵含章把剩余的士兵带到二道巷自家院的暗窖内躲藏起来后，他与4名战士登上朱衣阁，居高临下打冷枪射杀日军数人。日军发现目标后，炮轰朱衣阁。最后邵含章被围上来的日军活捉，被日军用铁丝活活勒死。他的妻子高氏与日军争夺铁丝时被刺刀捅死。暗窖内的士兵们把被褥撕成条，拧成绳，当夜翻城墙突围。王彪告诉记者，有一个人却在能突围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不幸牺牲，他就是抗日县长郭同仁。 F 郭同仁县长挺身而出不幸殉职 原来，朔县城破后，慌乱的人群把守军打开的南门通道挤堵得水泄不通，牺盟会特派员宋效先见无路可走，便从城墙上跳下来逃走脱险；公安局长白生成见城门堵塞得走不出去，便隐匿到东街的耶稣教堂内，晚上利用夜幕，借机逃出城外。王彪说，县长郭同仁见回天无力，于是换着便衣，化装成老百姓，牵着一匹驮着东西的马，刚到南城门瓮城时，恰遇日军在盘查守城军政要员。郭同仁说自己是天主堂包工头，躲过了盘查。正在这时，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从巷中跑出来，被日军迎面一刀刺去，小姑娘顿时倒在血泊中，郭同仁再也忍无可忍，站出来大声说：“我是县长，抗击侵略，是我发的命令，与老百姓无关，你们住手，不要滥杀无辜。” 日军当即开枪把郭同仁击倒，拉到南城壕，剥光衣服，倒上汽油，活活烧死。1938年5月4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呈请行政院，抚恤山西守土捐躯县长，郭同仁名列其中。 “雁北13个县的县长，除朔县县长郭同仁遵令抵抗，城破后殉职外，其余纷纷弃城而走。”王彪赞叹说，“郭同仁的大儿子郭安堂听说父亲遇害，毅然放弃了在太原友仁中学学习的机会，秉承父志，参加了抗日部队。” 郭同仁的孙子郭玉宝证实，他的祖父郭同仁育有三子一女。他是次子郭定堂的儿子。大伯郭安堂在1938年参加了山西决死第三纵队，次年，决死第三纵队归入八路军129师，又随军决战百里太行山。1945年平邯战役中，大伯郭安堂英勇牺牲。 G 朔县屠城遇难人数或逾4800人 据亲历者对王彪讲，在此后的两天里，日军在城内继续进行大屠杀、大奸淫、大抢掠。很多人虽然未被抓到南门外杀害，但又在日军挨家挨户的搜查中倒在血泊里。躲藏在西关帝庙里的60多名群众，被日军在搜查中发现，鬼子立即将庙门堵住，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枪杀；西街姓曹的一家人连其外甥共13口，在自家的山药窑里藏着，日军进院搜查发现，把手雷扔了进去，将一家人全部炸死。日军在城内一面到处杀人放火，一面肆意奸淫掳掠，发泄兽性。很多妇女被日军奸污后，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逼投井自杀或上吊。南街吕耀先的嫂嫂，是刚结婚的新媳妇，日军进院后，当着其丈夫的面进行了奸污，然后用刺刀将这位妇女从下体一直剖到腹部。丈夫赤手空拳与日军展开搏斗，结果被日军用刺刀刺死。朔县县城内外，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血染长街，惨不忍睹。那么，这次屠杀，到底有多少人遇难？“朔县屠城到底死了多少人，死的都是谁，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8月10日，站在当年日军司令部的院子里，王彪显得很无奈，也很无助，“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怕永远也弄不清了。” 关于朔县屠城，《日本侵晋实录》记载日军屠杀三四千人，《旧中国大博览》记载4800人。第一个数字怎么来的？据说是根据日伪政府时期向遇难者家属发盐的总斤数来倒推的。屠城之后，日本人为了长期占领朔县，也需要对战争遇难者家属给予一定安抚。当时的安抚就是家中每死亡一人，补给30斤咸盐。后来按此次发出去盐的斤数倒推，得出的遇难人数是三四千人。王彪说，这个算法有两个重大漏洞：一是屠城时造成160多户绝户，绝户了就没人再领盐；二是当时朔县是个名城，四方客商及流动人口非常多，这些“非户籍人口”遇害，也无法统计。第二个数字“4800人”，是《旧中国大博览》引用的一篇战时新闻报道里的数字，朔县“9·28”屠城死亡人口是4800人。但这篇报道的根据是什么，是否可靠，则又无从考证。王彪推断，屠城遇难人数应该比4800人多。当时，中秋刚过，进城走亲戚的人多。当时传言说日本人打过来时，进城避难比较安全，因为城里有高厚的城墙，又有兵丁把守，所以很多乡下人都进城了。再加上往来客商，这些人的伤亡在所难免，但又很不容易纳入统计。虽然“恐怕永远也弄不清了”，但王彪关于屠城的调查考证工作仍在进行中。本报记者王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