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曾赞同变法

Posted 2022-12-27 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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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曾赞同变法

张之洞差点改变“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是鸦片战争史、戊戌变法史领域的专家，分别于20年前和10年前出版过产生很大影响的相关著作。近年，他埋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的“张之洞档案”，史料的新发现总让他觉得惊心动魄。长期以来，研究戊戌变法，人们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而今人们渐渐发现，康有为语多自夸自扬，梁启超早期对老师又倾向于盲从盲信，很多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过早给出了结论。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在匆忙中搭建，根基不深。年轻一点的学者碰到茅海建常说，很多看似已有定评的“史实”，一考(证)即错。茅海建的新作《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以留档至今的大量电报为基础，考索张之洞与朝廷、同僚、友朋之间的奏折函电，许多属于当时的高层秘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戊戌变法玄机的幽深侧面。近日，茅海建接受本报《读+》专访表示，早于1907年张之洞获授军机大臣之前近10年，他有过一次进京辅政的机会，那次恰在“戊戌变法”前夕。 天分极高，脱颖而出 张之洞是晚清政界的特例，茅海建说。张有极高的天分，这种天分使他在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才云集的翰林院大显才华，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以军功封疆不同，纯以文章而发达封疆。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人生数次关键时刻，“慈恩”总是或显或隐。张之洞的历史舞台主要在湖北。1889年至1907年他担任湖广总督。他创办汉阳铁厂，首设警察，多项“洋务”创下全国第一。张之洞虽是地方官，却心忧天下，时刻注视天下学术与思潮。他广致人才，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黄遵宪等时代俊杰莫不或慕名或受邀前来武昌，与他深谈浅晤。他门生故吏半天下，幕中多有新派人士，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他擅长处理涉外事务，就连京中守旧派人士也赞他“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辜鸿铭曾有英文著作状写张之洞在武昌思考中国时局的生动写照：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我曾经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开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召开。我至今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朝廷有大理寺卿弹劾张之洞，罗列四大罪状：怠慢政务、重用恶吏、滥耗钱财、总督衙门被毁不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用语大体属实，张之洞起居无时，常常下午入睡，晚上10时起来办公。他个人好恶重，花钱如泥沙。但是茅海建认为，张之洞的事业大多是传统社会没有先例的，先行者自然会多走弯路，多付学费。 赞同变法，但反对康有为 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与康有过数度深夜长谈。那时，他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劝他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筹款1500两白银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其中500两是自己解囊。但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康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上谕”，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更“令人骇异”的是，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擅自“奉正朔”。这在现代国家也不合规程。《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之洞叫停，两人渐行渐远。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为进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张之洞对他们由警惕转向担忧。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他们两个所理解的平等、民权，均与现代政治概念相去甚远)。但张之洞毕竟是新派人物，从未向康有为“公发难端”。他不反对变法，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写《劝学篇》，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迂说”。书多变法主张，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茅海建指出，这部写于变法前夕的《劝学篇》，因间有“非康”言论，清廷清算维新派时反助张之洞“免议”。 一把火让他进京搁浅 就在“百日维新”前夕，清朝中枢有过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这一动议差点成为现实。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亲王奕，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而奕寿日无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亲王去世，将无人制约翁同龢。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光绪帝的师傅。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张之洞接旨后一头雾水，四处打听“两宫”真实意图，知道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却高兴不起来，推诿迁延，光绪帝则严词催促。张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光绪帝下旨，着张之洞回归本任处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对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此后北京政情大变，奕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荣禄、刚毅等取代翁同龢，电告张“勿庸来京陛见”。茅海建感叹，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发，翁同龢不从中阻挠，张之洞应于戊戌年四月初(月底变法开始)到达北京。如果他辅政，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翁、张两人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解的恩怨，也许会互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张将阻止康有为一派的冒进和保守派的反动，清末新政或提前实施。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匆忙展开，100多天后，政变到来，血腥跟进。 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 读+：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很多，你此前也写过这方面著作，为什么再次聚焦戊戌变法？茅海建：对于戊戌变法，我们也许该追问的是，我们已知的史实有多少是靠得住的，双方当事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有多少交集，那些“改良”的标签有多少是值得推敲的。把史实弄清楚是当务之急。我们研究历史，是希望找到问题出在哪。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我认为在于找到失败的教训。对于历史不能简单化，不能史实一抹黑、史观粗暴化。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自我批判，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读+：为什么想到从张之洞档案入手？茅海建：我研究戊戌变法多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可以说四处奔突。现在我重点研究张之洞的档案，就是希望从这个“兼具两面性”的代表人物身上，找到对于复杂历史谜团有所帮助的解答。我在那些档案材料中穿行，经常能够体悟百年前人们的喜怒忧乐，长处短处。读+：你治戊戌变法史，觉得哪些史实搞清楚了，哪些还有很大疑问？茅海建：首先，我认为戊戌政变是一个动态而非预谋的过程，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企图废帝。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仍是八月初六日。其次，我认为政变初起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未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我们还注意到，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似未引起后党激烈反应。戊戌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引发，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我这些观点，都是前辈已经作过的结论。我的贡献在于从细部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些确认、补证和修正。我要强调的是，慈禧太后为什么在八月初五决定将回颐和园的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为什么初六日亲政，这其中还缺少扎实的证据链，很多专家考证在我看来还站不住脚。对于我来说，这些依然像谜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这个谜底很可能藏在两位身居要职、知悉内情且有写日记习惯的大臣的日记里，他们一位是张荫桓，一位是王文韶。他们的日记迄今都还没被发现。 张之洞曾以最高礼待梁启超 读+：张之洞与康有为，为什么从交谊竟至决裂？茅海建：以前的历史观念，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在改良上，认为改良太过温和。戊戌变法真相却恰恰相反。政变之所以在变法短短103天后爆发，问题就在于康、梁、谭等人太过激进，甚至是冒进。康有为等人明知光绪权力有限，急忙忙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刺激慈禧。戊戌变法是在慈禧太后全程监控下进行的，没有她的支持，新法一天也推行不了。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境外接受记者采访，出示经他篡改的光绪“密诏”，将帝后矛盾公之于众。这种做法陷光绪于危险境地。不仅仅是极端保守派，很多主张改革的人都对康有为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张之洞只是其中一个。读+：张之洞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的看法有区别吗？茅海建：有很大区别。梁启超第一次去武昌拜访张之洞，还只有24岁。那天张恰好娶侄媳妇，贺客盈门。张撇开宾客，专门与梁相见，拉了最亲的亲信陪同，宴至二更，许以优厚职务和年薪。我看了那么多“张之洞档案”，感觉这是他待人的最高优礼。但是梁启超仍以要办《时务报》辞之。张之洞不以为忤，一遇到机会，还提醒别人要对梁优礼有加。后来张之洞越来越反感康有为的思想，对梁启超遵奉其师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仍有意做梁的工作，等待他改变态度。最重要的思想家，最具远见的政治家读+：你怎么看待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茅海建：首先我们要看到他是一个普通人，你看他被召入京辅政时，那种畏首畏尾、拖延抗拒，那种害怕揽事、害怕进入政治漩涡的心态。他深知京城政治生态复杂，不像我们觉得入京辅政是天降大任，他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安全。戊戌政变发生后，张在悲痛之余(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被杀)，私下指责昔日的朋友黄遵宪是“康党”。“康党”在当时气氛下是很严重的罪名。黄遵宪很早就与张有过从，张曾经为黄的仕途铺过路。后来黄遵宪在奉旨处理《时务报》纠纷时，表现出心向康梁的一面，张之洞就此不能再原谅他。政变后有人想推举再用黄遵宪，征求他的意见，他用“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这样刻薄的词语形容黄遵宪。当然，人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为哪一句话哪一件事就给人下定论。读+：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张之洞的成就？茅海建：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转型人物，其在《劝学篇》中表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恰是那个转型时代最有实践意义的理念。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一种轻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张之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