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的战略思想发生了何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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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的战略思想发生了何种变化
通过对1936年度和1937年度国民政府国防作战计划及其实施情况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两年中随着国民政府在政治态度上的转变，其国防战略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国防作战计划明确体现了最高当局的战略思想，所以从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关于国民政府真正确立抗战路线的时间，根据两年中国防作战计划内容的变更，我们认为1936年底至1937年初是当局真正开始全力致力于抗战的时间界限。在此前的1934年至1936年，国民政府在国防作战计划中始终是以反共内战作为主要内容的。在南京政府制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中，对于抗日准备的条文往往比较简单空泛，只是在长江一线四川、湖北的有关工业建设与国防建设，以及宁沪区、华北等“热点”上的国防措施具有实际的作用，但就国防总方针而言，仍以“限期消灭共产党”为其重要内容。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侵略迫在眉睫，在经历了艰难的转折后，随着国共二次合作的酝酿与建立，其国防作战计划才以抗日为唯一内容。 >国共第二次合作 >第二，国民政府在抗战的准备阶段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其中一些国防建设与设计经以后的抗战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如建设抗战区内国防工事；制订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确立四川根据地；部署武汉城防；重要厂矿学校内迁；整军；储备战略物资；实行兵役法及计划训练民众；在抗日战略上立足于打持久战，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设计，这些对于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其他又如对日军入侵地域、对敌我实力对比的预测等也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至于对抗战初期我国军队应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以清除驻华日军据点的设想，虽未成功，但就当时的具体情形分析也是值得肯定的积极设计。 >征兵 >第三，分析两年的国防作战计划，我们还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抗日的立足点是不够稳固的。由于其发动抗战的根本原因是受到日本的侵略，是被迫自卫，因而对抗战前途缺乏正确的认识，故而不论何种对日作战计划均将最后胜利希望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即苏美等国对日的干涉、牵制甚至宣战。其“不得已”发动抗战是为了“等待国际间之变化”，收复失地则更有待于日苏在“西伯利亚酣战”。当局不相信、不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甚至不愿发动民众联合国内一切抗日党派共同救国，不仅如此，并且更想通过抗日来削弱异己。这种错误一直或多或少地贯串在战争全过程。另外，在战术上当局主张单纯的阵地战，与强敌拼消耗，片面强调拒敌于国门之外和不求最后胜利的临时性自欺性观点，缺乏对抗战的坚定信念与必胜信心。这些都是由于当局战略指导思想错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国民党阵地战 >第四，从第二第三条分析我们认为，国民政府战前的对日国防战略具有两面性特征，一方面它是一套包含了合理与正确因素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就其基本出发点而言则又是消极、被动甚至自欺性的，其根源在于国民党最高领导集团对日本尚有幻想并且对英美苏对中日冲突进行干涉的力量作用估价过高、寄希望过高。而这恰恰说明当局在对日国防战略上严重缺乏自信心。只是由于后来战争的爆发实际情况有悖于当局原计划的预计，国民党当局匆忙上阵与准备不足又掩盖了其对战争预期的失误，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对国民政府战前备战措施及应战计划成果的分析与评价。而我们今天回顾这一点，正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对这一问题重新作出全面而公正的评价。 马振犊、陆军：《抗战正面战场启示录——八一三淞沪抗战》 编辑：浙江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 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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