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科书看国家历史观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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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科书看国家历史观转变
1956年版初中历史课本 作者:雪珥 1950年元旦,解放军四野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三名干部,全副武装,乘坐专轮,押送两大包货物,从武汉出发,历经24天,终于抵达重庆。 此时,距离重庆解放仅一个月,距离中国共产党宣布建国仅三个月。 他们所押送的这两包货物,是新版教科书的纸型,以确保在当年9月秋季开学时,替换下所有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旧教材。 替换教材的工作,在全国所有的解放区,都在加紧进行。中共在1949年初进入北平之后,将教材的替换作为重大的政治工作,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订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历史教科书,是替换的重中之重。新生的红色政权,要用新的历史记忆雕琢新中国。 在这年8月,秋季新生入学前一个月,一份题为《小学历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的文件发布,这是新政权的第一份历史课程标准。自此迄今,共颁布了25个历史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涉及小学、初中、高中的历史教育,作为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依据。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大力扫除文盲,推广基础教育,官方的学校教育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1949年之后官方发布的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科书,成为几代中国人接受基本历史教育的来源,并且,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几乎就是他们全部的历史知识的来源。 在这些历史记忆中,抗日战争是重中之重。每一次课程标准及相应历史教科书的修改,有关抗战的叙述,都有相应的改变,以适合不同时期的需求,也体现着不同时期的特点。其中,最能体现时代变迁的,是对国民党、苏联、美国在抗战中的作用的解读。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对于国民党的抗战,国内主流的历史教育中最初并不认可,1950年第一份课标中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八字,是官方对此的基本评价。 董必武在1949年北平“七七”纪念大会上阐述了抗战中“一直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的“两条路线”: “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胜利的路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所拥护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另一条路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而且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的,危害抗日战争的路线,这就是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积极反人民、消极抗战的路线。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基于前者对后者斗争的胜利。” 在同一个纪念大会上,彭真在讲话中认为: “在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总是不断地闹投降、闹分裂、闹倒退,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却胜利地坚持了抗战,坚持了团结,坚持了进步,打败了反动派分裂投降的阴谋,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郭沫若在1950年纪念“七七”大会上讲话: “蒋介石匪帮受不过人民的压迫,虽然在表面上同意了抗战,但它们始终是消极对日、积极反共,借着抗战的帽子加紧剥削人民,更加养肥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蒋介石匪帮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走私式的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便是公开地向美国帝国主义出卖。这一明白的事实,谁也不会怀疑了。” 1956年的《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中,将抗战“两条路线”第一次写入课标,即中共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及“蒋介石集团”“把抗战当作国民党政府和少数军队的事情,限制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片面抗战的路线”。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上述评价,持续到了改革开放后,开始日趋客观。在1986年《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国现代部分的几点说明”中,第一次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战: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抗击了日伪军的残酷进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经过八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相应地,在“中国现代部分内容要点”中也单设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和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开辟”“国民党战场继续抗战”等章节。 在1988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初审稿)》“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几点说明”中,第一次出现了“国民政府”的称谓: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再次合作,发动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组织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了日军的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1990年《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修订本)》中,台儿庄战役被单独列入要点。 在1991年《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试用)》中,初中阶段的“教育内容”详细列了太原会战、徐州会战与台儿庄大捷。 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几点说明”中提及:“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组织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了日军的大举进攻。” 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目标”中指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先后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会战,抵抗日本侵略。” 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内容概述”中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会战。”“国民政府”的称谓已经成为指代当时政府的主流称呼。 与课标、课本变化对应的是,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对抗战的评价也在发生变化。1995年,金冲及在《人民日报》上刊文,对国民党的抗战评价道: “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难以形成的。当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时,当国民党自身的统治也处在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时,他们毅然决然改变过去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在抗战最初阶段有过积极表现,进行过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以后也始终不曾放下抗战的旗帜,并在湘北、鄂西、昆仑关、滇缅等战场上打了一些很好的仗。这些是值得赞扬的,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 这段话中,无论是内容本身,还是诸如“毅然决然”等感情色彩浓厚的用词,在此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肯定,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三任中共领导核心背书,显然已经成为中共对此的新认知的组成部分。 1995年的胜利日大会上,江泽民在讲话开篇,第一次将“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列入致敬的对象之中,并指出: “日本侵华战争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从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的反日斗争到国民党爱国将士在上海、华北的英勇抗击,从‘一二九’运动到遍及全国的救亡运动,都反映着中国各族人民抗日的坚定决心和共同意志。” 2005年的胜利日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再度指出: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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