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访美发生何事让邓的翻译叹美方窃听技术高

Posted 2022-12-27 邓小平

篇首语：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邓小平访美发生何事让邓的翻译叹美方窃听技术高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邓小平访美发生何事让邓的翻译叹美方窃听技术高

核心提示：吃完饭后，我就用中文跟我的同事说，我真失望，没吃到真正的冰激凌。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第二天午饭、晚饭时，每个人桌上都有一大盘各式各样的美味冰激凌，而且以后在整个美国之旅中吃饭都有冰激凌。我们不禁赞叹美国特工人员窃听技术的高超。邓小平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佚名，原题：为邓小平当翻译 >编者按：“由冀朝铸口述，苏为群采访整理的《从“洋娃娃”到外交官》一书记述了冀朝铸先生半个世纪的外交官生涯，现从该书摘录一个片断，以飨读者。” >我于1975年春天从中国驻美联络处回到国内，立即向人事司的一个科长报到。这个科长冷冰冰地接待了我，让我耐心等待。过了不久，她忽然又一次召见我，这次她笑嘻嘻地让我去国际司报到，因为已任命我为国际司的副司长。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是外交部的一些老同志，如符浩、章文晋等人，同外交部那几个有权势的年轻人进行斗争的结果。这几个有权势的人想把我踢出去，或送到外国语学院去教书。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也不同意我离开外交部，结果就把我派到国际司工作了。我到国际司工作，从任命的文件上看有三年半，但实际上当副司长只有约一年，职责是分管联合国安理会的事务。但才干了两个月，正要进一步熟悉新工作时，我接到通知，说过去我下放农村的时间较短，还不够两年，所以要再下放农村锻炼一年。我又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郊区的五七干校干农活儿了。 >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了，他手下的人告诉我这个悲痛的消息，并安排我去北京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还安排我参加由邓小平主持的他的追悼会。看见总理的遗体，眼泪几乎遮住了我的视线，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我们的好总理一去不复返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严师、慈父关怀我、指导我了。我失去了一位长期教导我、关心我的恩人，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袖。没有了总理，中国的命运会向何处去呢？ >我用满腔的悲痛，抒写了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文章，送到《人民日报》社。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我那篇文章还没有登出来，我就打了个电话到《人民日报》社，问是怎么回事。铃声响了很久才有人接，他粗暴地说我的文章丢了，然后就挂上电话了。我只好回五七干校继续干活去了，种地、喂猪，直到1976年5月的一天，忽然一辆小轿车从城里来了，把我带到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家里。乔部长告诉我说还让我给毛主席当翻译。这实际上把我卷入了外交部内部的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乔部长被彻底打倒，我也遭受了多次批斗，目的是把我彻底批倒批臭，撵出外交部。 >但外交部的老干部还是静静地支持我，我在翻译室的一些老同事们也都给我巨大的支持。随着邓小平恢复职位，外交部的老人们也再度掌权。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和副部长章文晋、宫达非、符浩、浦寿昌和黄华的夫人何理良副司长，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认为是到了再度派我出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才能的时候了。但他们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不知是派我到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好，还是派我到联合国秘书处去工作好，或者还回到华盛顿的联络处继续工作。就在这时，中美达成协议，要建立外交关系，从1979年1月l日生效。邓小平要亲自出访美国。外交部要为邓小平找一个合适的翻译。我那时已49岁，早过了敬爱的周总理规定的40岁以上不再当一线口译的那条线。可是那时外交部的领导在找合适的翻译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因此副部长宫达非就把我叫去说，我虽然已不是“小冀”，而是“老冀”了，但愿不愿意再试一试为邓小平当翻译。我就回答说：能为邓大人当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荣幸。 >在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里写着，“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邓小平当时是副总理，但美方的接待规格很高，相当于对一位国家首脑的接待，包括在玫瑰园的欢迎讲话，国宴，和美国总统进行官方和非官方的会谈等等。我作为国际司副司长，是邓小平代表团中一个正式的成员，也是为他在所有活动中担任翻译的一名译员。不论是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官方会谈、宴会，和美国政府其他成员以及国会议员的会见，还是邓小平参观德克萨斯的斗牛场，参观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我都是他的翻译。很多方面类似我跟周总理在60年代出访时给他当翻译的情景，只是那时我只有30岁，而此时我已年近半百了。由于那些年代给我精神上和体力上带来的巨大压力，对我的健康也造成了损害，我的身体远不如从前了。在从北京飞行17个小时后，包括在阿拉斯加加油，我们就到了华盛顿。然后就直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家里。在他家里的自助晚餐上，有二十多人出席。房间较小，椅子也很少，我就一直站在邓小平身后。我比较高，而邓比较矮，所以平日游览时，我就尽量使身体放低些，好使邓听到我的话。可当邓坐着，我站着时，我就得把整个腰都弯下去，这样邓才能听清我的话，我也才能听清邓和美国客人的对话，这确实让我感到很吃力。我又有一天半没睡觉了，更感疲劳。晚宴以后，我的两腿就像木头一样不听使唤了。在国宾馆(BlairHouse)住是很舒服的，这个宾馆比我以前随周总理出访时住的宾馆更为华丽，像宫殿一样。食物也很精美，特别是对我这个吃惯了美国饭的人来说。我因为爱吃冰激凌，所以觉得没有冰激凌的西餐都美中不足。在BlairHouse吃的第一顿饭很美味，但上的甜食是没有奶油的、加水的冰激凌，所谓“减肥冰激凌”，我就大为失望。吃完饭后，我就用中文跟我的同事说，我真失望，没吃到真正的冰激凌。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第二天午饭、晚饭时，每个人桌上都有一大盘各式各样的美味冰激凌，而且以后在整个美国之旅中吃饭都有冰激凌。我们不禁赞叹美国特工人员窃听技术的高超。到华盛顿两三天后，我因为缺少睡觉和极度疲劳又病倒了，每分钟心跳150下。幸亏白宫的医生给我吃了很好的药，休息一天后，我又能继续工作了。在整个访美期间，美方对邓小平的接待都是极为热情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隔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这是《时代》杂志绝无仅有地在一年之内两次把同一个人选为封面人物。很多报纸也都发表社论称赞邓小平。《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是“离不开的冀先生”，他们主要不是夸奖我的翻译技巧，而是说美国缺少像我这样效率高的译员，只好依靠我沟通双方。虽然美国很快就致力于培养它自己的中文翻译，但直至20年后的今天，当克林顿总统访华时，美方的译员还是一再受到批评，说翻译得不好，技巧不高等等。说句公道话，我的情况跟所有译员都不同，我虽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我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但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我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换过来，就很难找到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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