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插队时发明“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

Posted 2022-12-27 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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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插队时发明“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

核心提示：由于食油定量极紧，时为农工的张贤亮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 本文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作者：雷颐，原标题：“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 有人说传统史学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谱，这当然是激愤之言，但也还是说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希腊的崇高，罗马的壮观”，还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在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如果不是帝王将相，起码也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则鲜有“问津”。偶有记述，亦因“王者欲知闾巷风俗”，不过，这种专棘琐细之事虽也是为“资治”之用，却并不能享配“正史”的殊荣，只能被“不入流”地称为“稗史”。稗者，卑微者也。 >卑微者的历史当然无足轻重，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不被记录。然而一旦对“历史”作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其实，这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 >例如，1953年末实行的链矢“统购统销”政策，在史书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是分析这一政策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而这一政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则从不提及。 >受此影响最大的是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然而如果对这一政策实施后农民的“日常生活”作具体研究，可以看出，就人数之众与时间之长而言，看似“平平淡淡”的“统购统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实际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吃“农业粮食”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许多心有不甘者想改变身份，造成了数也数不清的悲喜剧。 >“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于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非常有限。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农民最需粮票，因为若要到大中城市医院住院，没有粮票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一些人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这种“黑市”屡经“严打”而不绝，当因这种“非法交易”确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无论是为了“拉关系”还是出于真诚的同情，当年下乡插队的“知青”最常行的“善举”之一，就是给老乡一些家中带来的粮票。所以，只有废除了粮票，才有今日劳动力的自由流放，农民重获“解放”。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裁缝、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而且，即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诞，几年前《北京晚报》曾举办过一次“票证的故事”征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一个个真实、具体、生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诞，有时竟超过了“黑色幽默”作家们的想像。不过，这次征文“正如佳境”之时却不知何故嘎然而止，令人不胜惋惜。好在近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为那一段普通人的历史“作证”。王春瑜1961年决定结婚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每周才能买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费劲周折，他才凑足了票证买到一张双人铁床、一把暖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算是置办了“家当”。书中还印有当时武汉市的“结婚购物证”，规定凭证才能买到暖瓶、被面、脸盆之类。宁宗一当时小孩才础设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不打破、生活极不方便。而买一把暖瓶需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卷”，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破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翁美英1961年生孩子时，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着实高兴了好几天。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高低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由于食油定量极紧，时为农工的张贤亮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花生早成奢侈品，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大费脑筋，终于在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二两。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想像，在当时多吃些豆腐确可谓“恩重如山”！如果家里要买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几张布票；为省布票，有人在春天只好将棉衣里的棉花掏出作单衣穿。殷慧芬的妹妹下乡时，舅妈买件衬衣送她，但声明布票要还。由于殷家一时未能还上，结果亲人反目，两家人五年互不来往，形同路人。敬一丹家里要找块好一点而的补丁布都很困难。当然，在所有票证中最重要的是粮票，由于定量极少，多数人家都有浮肿病人。何满子当时正在“劳改”，“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我就听见过多起；还同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为县的公安局拘留所里同呆过。”林希、老鬼所写关于粮票的亲身经历，读来都使人唏嘘不已……当然，这些还都是城里人写票证制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若由农村人来写“没有票证的故事”，一定更有一番悲凉。由于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犹如一条条绳索，将人牢牢束缚起来，个人被票证的发放者、单位、街道紧紧控制，无法松动。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甚至使个人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都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与“合理性”，其结果必然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所谓“道德滑坡”，即由此时始。事情完全倒了过来，原本只应在短暂的“非常时期”才对少数物品实行定量供应，但在长达十几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是大多数物品都要实行定量供应！要回想当年哪些东西不凭票供应，还真要大费一番脑筋。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票证”正在退出我们的生活成为历史文物，成为“十年浩劫使我们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的最好注脚，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