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丹麦生蚝与吃货帝国是如何练成的

Posted 2022-12-27 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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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说史•丹麦生蚝与吃货帝国是如何练成的

4月，丹麦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文章《生蚝长满海岸》，丹麦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文中称，一种被称为“太平洋生”蚝的物种入侵丹麦，对海岸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这种生蚝本来不属于丹麦海域，而是来自南方海域，但经过数十年的生长，形成了巨大的规模。丹麦科学家和渔民已经向丹麦自然保护局投诉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办法解决。丹麦政府也曾经鼓励国民去采集生蚝带回家烹饪，但却没有多少人会这么做。为此，丹麦贝类研究中心的教授还向自然保护局、环境保护局发信，丹麦有关部门还找到了当地渔民希望解决，但各方都是相互推诿，对此事都是束手无策。结果丹麦驻华大使馆发布了这条微博后，瞬间火遍中国的互联网，平时转发评论都只有两位数的丹麦大使馆微博，此条却迅速过万。吃货们纷纷要求参战，和上次美国鲤鱼事件不同，这一次，真的有中国人去了。前往丹麦吃生蚝的国人而对于“吃货”的称号，大部分中国人显然是乐于接受的，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也认为中华料理是世界第一的好吃，并以此为荣。撇开主观情绪不谈，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对于吃食的讲究确实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为何呢？ 成为吃货的前提是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去挑剔 而作为一个吃货，有着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他有着足够丰富的食材。比如你只有牛肉和土豆那么你就只能选择炖着吃或者炒着吃，但是如果你再有番茄和甜菜，那么你就能喝上罗宋汤。说穿了在什么时代，你能够吃上大餐与否取决你所在文明的农业发展情况和地域分布是否广泛，是否有足够的食材可供你挑选，其次才是你的口袋鼓不鼓。如果你是一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人，哪怕是酋长乃至是国王所能享受的美食也是有限的。土豆炒牛肉而如果要形成系统的“吃货文化”的话，仅仅依靠贵族阶级是不够的，必须要形成一个有着一定消费能力的市民阶层。同时与之相对的人口流动也必须得相对自由才行，不然“地域广阔”的优势就不复存在。 罗马的奢华皆因具备了所有的前提 所有的民族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食谱，中国人认为中华料理世界第一，但是就主流来看其实大部分人还是认同法兰西或者意大利的料理。尤其是意大利，亚平宁半岛饮食的奢华之风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可以说罗马饮食的发展史就是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建城初期的罗马--正如伏尔泰在《风俗伦》中所说那样：“是向另一民族寻求法律和神祗的、弱小的、不开化的民族。”所以这一时期的罗马饮食与其说节制，不如说基本上是有什么吃什么。随着疆域的扩大，罗马人开始享受起了稍微宽裕的饮食。但是，受制于希腊哲学和医学的限制，此时的罗马认为只有经过简单烹调的食物才是健康的。这种简单不仅体现于食物种类上--主要是稀粥、面包和蔬菜，还体现在食物的制作方法上--自制的简单食物。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了外出作战的士兵，出外征战的他们通常就吃干硬的面包和简单蔬菜。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蔬菜，也被西塞罗和普鲁塔克认为不能使人变得像他们心目中渴望的那样粗野。总的说，罗马共和末期以前，人们的饮食并不富余，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崇尚清贫和节俭，直到布匿战争时期，罗马人的生活依然以简朴著称。著名史家李维曾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比罗马更强大，有过更纯洁的道德和更多样的范例，也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长期地杜绝奢侈和贪婪，如此高度而又持续地崇尚节俭和安于贫困。” 很多人认为罗马军团早年之所以战无不胜皆因其朴素的精神但是享乐是人类的天性，罗马人自然不例外。从公元前2世纪起，通过一系列对外征服战争，罗马渐渐从一个台伯河畔的小城邦发展壮大成为地中海实力最强的霸国。紧接着，罗马确立其海外霸权，从各被征服之地搜刮大量财富。随之而来的是食物种类大大丰富，出现了各样鱼类和海产品，蔬菜种类也大大增加。一份公元2世纪的菜单中，有爱琴海萨莫斯岛的孔雀、小亚细亚菲利吉亚的松鸡、波斯的鹤，希腊北部安布拉齐亚的羔羊、黑海的金枪鱼、西班牙布尔提苏斯港的八目鳗鱼、开俄斯岛的核桃、埃及的椰枣和西班牙的栎子、棋榛等等。维特里乌斯还设计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吃法--竟把海鱼肝、野鸡和孔雀的脑髓，以及红鹤的舌头和鳝鱼的“奶汁”在盘中拌在一起吃。塞内加感叹道：“为了我们的口福，没有遭受洗劫的湖泊、海洋、森林和陆地，究竟哪里还有呢？” 罗马帝国版图 发达的农业和自由的商业氛围至关重要 相比起疆域广阔而言，有着足够发达的农业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以罗马为例，其人口数据经过现代学者的估算约为五千万到一亿两千万左右，排除爱德华.吉本等早年学者的“罗马情节”后估算为5000-8000万。这个人口数据已经证明罗马的农业水平在当时已经算是顶级水平了。更为要紧的是，要让地域广阔的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要让商贩们自由流动，不然，吃麦子的地方永远只能吃麦饭或者面包，丛林和草原上的人也很难享受到农作物的味道。古代地中海贸易圈不过罗马人并没有中国人那样严格的户籍划分，而地中海贸易圈早在罗马诞生之前千年就已经很发达了。由于罗马人优先照顾本土的政策，罗马城的居民经常能够免费得到异邦的食物供给，其他意大利城邦也有相应的购买权。因此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人生活极为奢靡，同时有接近五分之一的罗马人口居住在亚平宁半岛。而与罗马同时代的汉朝虽然农业水平基本不相上下，但很遗憾的是，由于户籍政策严格限制了人口流动，虽有张骞通西域引入了大量新农作物，可此时的中华料理依旧和后世那个枝繁叶茂的子孙无法相比。但是到了唐宋时期，契机就来了。由于常年的战乱和藩镇割据，中央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严格控制每一户人家的户籍了。因此中唐以后颁布“两税法”逐渐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到了宋朝更是连宵禁都推迟了，可以说在这时候中国人才有了真正的夜生活，市民阶级在中国得以真正形成。清明上河图中的部分餐饮食店，代表着当时中国的市民生活也正是在宋代，中华料理迎来了一次爆发式的发展。据《梦粱录》统计，南宋时杭州的餐馆，仅名菜就有数百种，还不包括各类摊贩售卖的食品。随着蒙元入主中原，这样的好日子被一度中断了。明初的时候，乞丐出身的朱元璋试图建立起一套以自耕农为基础的“里甲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就以黄册上登记的土地和人丁为标准，确定田赋的税则和人丁轮流应役的办法，来向里甲户征收赋税和征派差役，并根据各户人丁和土地财产的变化，每十年重新调整一次。但是这时候吃货的精神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人口被牢牢固定死，吃货们怎么享用来自天南海北的吃食？于是，在包括吃货的所有人的努力下，里甲制度在宣德年间就开始松动了，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终于宣布彻底流于形式。于是明朝对其做出了妥协，将部分人头税摊入田赋之中征收，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一条鞭法”。随着明初窒息式的控制不复存在，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等地，市民阶层再次崛起。到了晚明，吴越地区的市井文化已经十分发达了，人们边听戏子唱戏一边让店家带一盘果、饼之类的零食简直再正常不过了。一边听戏一边吃零食是明末市民的普遍娱乐方式相比起南欧的亲戚和东方的中国人来说，丹麦等日耳曼族裔就显得苦逼多了。在古代以丹麦为首的维京人就因为北欧老家实在过于清苦，拿起来武器干起海盗的勾当，但是作为被抢劫的英格兰，其物资困乏的程度较之丹麦，也就是大哥二哥的程度。这从英国平民至今还在吃“黑暗料理”就能看得出来。正真的英国菜博大精深，远胜法国大餐，绝非如今的英国国菜“炸鱼和薯条”这么简单当然，话分两头，得益于大海航时代带来全球各地的美味香料，以及邻近西欧粮仓法国，英国上层贵族的菜谱要比今天在世界流行的法国大餐更加丰富而奢靡。不过因为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接连摧残，我们今天也只能从力压法式点心的英国“下午茶”里管窥英国传统贵族饮宴的奢华了。而在文化的成型期，全球各地的日耳曼人阴差阳错，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吃货文化，哪怕富裕如美国和北欧也只要靠着中国吃货们去解救，不得不说这是历史的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