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与新文化的危机 促中国新文化进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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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与新文化的危机 促中国新文化进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
在中国现代历史叙述中，发生在２０年代的国民革命一直受到高度的评价。然而，如果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考量这场革命，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国民革命在文化上并未带来发展和进步，而是导致了一系列的负效应。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新文化开始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和挤压，革命的结果又使新文化面临严重的危机。 一、国民革命指导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盾 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领导核心。国民党的革命目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从一般意义上说，国民党是中国现代的第一个革命政党。然而，这个革命政党却缺乏现代思想意识的全面武装，因而明显缺少一个现代政党应有的现代性。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而且直接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如戴季陶、胡汉民等。然而，只要认真考察，却可以发现他们的态度非常复杂，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集团思路大相径庭。而且，即使这样的成员也毕竟是少数，整个党的思想面貌和文化选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相去甚远。 国民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而三民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极不一致。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看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考察他的思想观念形态，所缺少的恰恰是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那种现代意识。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没有完整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志在行动的革命鼓动家和领导者，他努力追求的是使自己的思想纲领能够为更多的国人所接受，因而更多地保留了本土的传统和所谓中国特色。这些中国特色却与现代文化往往格格不入。 孙中山对五四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对学生爱国运动持支持的态度，但对新文化运动却既不理解也不赞赏。他看重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并且说过：“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涨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他因此而筹款建立印刷所，鼓励党办报，努力加强革命的宣传和鼓吹，但是，他的思想却在许多方面与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次思想文化补课，旨在通过对传统的批判铲除几千年专制政体的文化根基。面对共和政体建立之后仍然存在的专制传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专制政治是相互适应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就必须借助西方文化而彻底批判旧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思想却恰恰相反。他高度评价中国文明，极力肯定旧传统，甚至认为“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因而在呼唤科学的同时努力呼唤民主、自由和人权。孙中山却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由此可见，他的思想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相距实在不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竭力批判旧道德，把伦理的觉悟看作“最后的觉悟”，全力推进道德革命。孙中山却几乎全盘接受了与专制政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努力弘扬旧道德。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的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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