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_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

Posted 2022-12-26 方士

篇首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_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_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

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

1．是秦朝建立专制主义政治体系的需要　　2．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只是对于坑儒，史学家们现在仍有争论。一般来说有三种看法：第一是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纯属后人的杜撰。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疑古派”，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疑古派”观点的不成立；第二是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持这一观点的人，是由于无任何经学根底的涵养，导致不认识术士的术字，而将术士与方士混淆。古籍多通假字，《礼记。学记》云：“蛾子时术之”，术述即是一例。术士即述士，古代学者遵从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信条，学述（学术）而不自造作（创作）。此亦“学术”一词的本源和本义；第三是秦始皇的确活埋了许多秦朝学术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　　3．在关于郡县制的辩论中，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制的主张不合时宜。

焚书坑儒，这倒是不是秦始皇背了两千年的黑锅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焚书坑儒”一词出处《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的说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经常被”坑儒”观点引做证据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西汉末孔安国(孔子10世孙)《〈尚书〉序》亦言:”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西汉刘向《〈战国策〉序》:”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同时秦始皇焚书并未焚烧医学、农牧等技术实用书籍。

记载

焚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

坑儒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

起因

1.是秦朝建立专制主义政治体系的需要。

2.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

只是对于坑儒，史学家们仍有争论。一般来说有三种看法:

(1)第一是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纯属后人的杜撰。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疑古派”，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疑古派”观点的不成立;

(2)第二是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秦始皇焚《诗》、《书》，医、卜之类的文籍，不在焚烧之列。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从未提起过”坑儒”二字。且司马迁与汉武帝年龄相仿，按最迟计算(汉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司马迁距离焚书坑儒发生的时间，最远不过120多年。12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么概念?就相当於今天的2012年到1896年(清光绪年间)的跨度。司马迁从十多岁起，就开始遍游中国，二十三岁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担任汉太史令了。如果从司马迁20岁开始算起(-147年)，距离焚书坑儒(-212年)的时间跨度，不过65年而已。即相当於2011年往前推65年(相当於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焚书坑儒这样大的事件，不可能不清楚。

3.在关于郡县制的辩论中，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制的主张不合时宜。

所焚何书?为何而焚?

最主要的一本是《尚书》，因为尚书记载上古圣王的治世理念，而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所以要用自己的治世观念代替上古圣王的治世思想，欲厚今乃焚古。

其次是《诗经》，因为诗经中多赞颂历代君王，始皇不愿有六国遗党颂六国先王。

但，最最重要的或是一本方士《道经》。这道经非现在的老子道德经。此经唯留十六字，十六字心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古文尚书·大禹谟》)

《荀子·解蔽篇》中也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由此推断曾有一本道经，绝非仅有现存的十六字。)

所坑何人?为何而坑?

所坑非儒，而是方士。

因方士所言长生非始皇帝所能修成，长生也非是小小丹药所能达到。(己心不净，何以修行?何以长生?人人本有长生草，己心不净，田园荒芜，何以种得长生。海外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不过是人身三大丹田。外求何处求……)

方士接近始皇，非要炼药寻丹，乃是要传《道经》于天下。

始皇恼羞成怒，认为方士们在耍弄自己。于是，先焚道经，后坑方士。

争论：

一、”焚书”与”坑儒”是两回事

许多人把”焚书坑儒”看作是一回事，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它们一前一后，背景各异，性质有别。

二、”焚书坑儒”不是秦始皇的发明

三、秦始皇没有焚尽天下书

四、”坑儒”被坑的究竟是谁?

一种观点认为:所坑者为方士。坑儒事件的起因，即是因为被秦始皇委派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两个方士，候生、卢生逃跑。秦始皇震怒，旋即下令坑杀大量方士。

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坑者为儒士。方士和术士的意思虽然同是研究天文星相、长生仙术的职业群体，但在一些古籍中，术士还有另一个意思。术士的”术”为通假字，同”述，又称为述士。《礼记。学记》云:”蛾子时术之”所以术士和述士意思一样。古代学者遵从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信条，学述(学术)而不自造作(创作)。此亦”学术”一词的本源和本义。古代的儒生都学习孔孟经典，被称为述士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因此，《史记·卷121·儒林列传》中记载的”坑术士”，即坑杀儒生。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焚书坑儒确实坑杀了不少人，其中有儒生也有术士。譬如，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认为，有一部分学者与王立群持相同观点，认为秦始皇坑的全是术士，但这个观点太绝对，他不敢苟同。”根据司马迁和其他史学家的记载，秦始皇确实是坑儒了，还坑了术士，这一点史书上都有记载。”

焚书坑儒在历史上产生了什么影响

1、加快了秦朝的灭亡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2、

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格局

　　“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从感情上来说，老僧也觉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过于激烈，对当时的儒生们的确是太过残酷，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缓和的一些方法。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效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效果是什么呢？我认为通过这件事情之后，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格局。

3、产生了严重的损失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的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至其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博士淳于越重提恢复分封制的主张，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反驳指出，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史记·秦始皇本纪》），如不禁止，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统一局面将遭破坏。因此建议：凡《秦纪》以外列国史书皆焚毁；除博士官外，私藏《诗》、《书》、百家语者，限期交官府烧毁；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情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面，罚四年筑城劳役；仅医学、卜筮、种树（农业）之书不烧。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李斯建议，下令施行。这就是焚书事件。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从性质上讲，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但起因有所不同。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寄希望于方士寻觅仙药。因此，方士卢生、侯生等很受宠幸。

焚书坑儒在历史上产生了什么影响？

　　1.焚书坑儒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学院争吵”的先河。

　　2.秦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今文经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很不重视儒学。至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从这时起，到文帝时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释文谓之传。

　　3.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

读完焚书坑儒的真相，就知道秦始皇两千多年黑锅背的有多冤

博哥炖历史

09-04 16:39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治理庞大的国家，需要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但当时百家学术林立，很难统一，此时为了国家安定考虑，秦始皇需要统一治国理念，无奈因为操之过急，一下子背负了焚书坑儒的骂名，并且一下背了两千多年。

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诸子百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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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随着时代发展和实践的检验，到战国末期，道家因没组织，又不与人争斗，已经名存实亡；墨家因对人的要求太高，太过于理想化，逐步被社会淘汰。四大学派中，就剩下儒家和法家，法家因能快速富国强兵处于绝对核心地位；儒家因对君主歌功颂德，使得秦始皇在精神层面非常享受和愉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显示自己的龙威，经常出巡。每到一处，秦始皇都要彰显他的功业，建立石碑以作纪念，而这正是儒家的拿手好戏。泰山顶上的颂德碑，就是儒家学者的杰作，让秦始皇龙颜大悦。

二、集权还是分封、仿古还是开创新天地之争

淳于越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关于郡县制的御前辩论中，儒家学派建议秦始皇分封他的儿子到各地当国王。博士淳于越上书秦始皇：“商周两个王朝，立国都将近千年，主要原因在于分封儿子兄弟去诸侯国。从来没有听说过，凡事不效法古人而能够长久的。”

揭秘焚书坑儒的历史真相：焚书坑儒的主人公是谁

焚书坑儒的小故事

焚书坑儒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读书人）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的而议论现在政策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这种措施引起许多读书人的不满。第二年，许多方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调查，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焚书坑”及“坑儒谷”遗址活埋。历史上称这些事情为“焚书坑儒”。

有关“纸焚书坑儒”的历史人物

　　“焚书坑儒”的历史任务是秦始皇。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

　　“焚书坑儒”一词出处《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的说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经常被“坑儒”观点引做证据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西汉末孔安国(孔子10世孙)《〈尚书〉序》亦言：“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西汉刘向《〈战国策〉序》：“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

这件事是由两个术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史记》记载的侯生、卢生非议始皇的话来看，，诸如:“始皇为人……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上乐以刑杀为威”，明显是用儒家口吻批评偏重法家的秦始皇。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遂下令拷问咸阳400多名书生，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460名书生全部坑杀。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方士的一次坑杀而已。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但被杀者也有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故秦始皇主要坑杀乃方士术士,并非儒生。

　　除了坑杀在咸阳的四百六十余人外。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事情发生后，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使扶苏离开咸阳，北监蒙恬于上郡。

焚书坑儒的争论

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给人看为大暴君，其实是冤枉秦始皇了。这个数字事实上是非常小的。在长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杀人成千上万的事情多不胜数。但是，这件事情最大程度上得罪了文人儒生集团，儒家从战国以来一直是个非常猖狂的集团，它反映了要想治国必须以儒术为中心，所以和墨家不合，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更让儒家有重要的权力。他们得志后，把罪人指向秦始皇，所以秦始皇成为万世暴君、遗臭千年。比如:刘向杜撰的《唐雎不辱使命》与《荆轲刺秦王》。本来在事实上焚书坑儒就不是什么大过，焚书坑儒在当时只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才那样做的，而且，当时的博士淳于越口口声声地说“不遵从以前的制度和风俗，是不会长久的”，反对郡县制；李斯反对这种说法，才建议始皇焚书的，而且焚毁的只是那些《诗》、《书》、百家语和史书，医药、算卦、农业方面的书并没有焚毁啊。由此，才为坑杀术士铺下了道路。　　其实之前，方士侯生、卢生替始皇帝求长生不老药，一直没有寻到，却拿着始皇给的赏赐假心装作忠心。到了焚书后的第二年，方士侯生、卢生与儒生私下批评秦始皇为人反面，始皇得知大怒，认为“平日里这么信任他们，他们却欺骗和背叛我”，这才下令让御史大夫查办，最后认的认，供的供，才有后面的“坑杀术士”。秦始皇并没有杀淳于越，坑杀术士也是依法处理，欺骗国家财产，在古代是欺君之罪，欺君之罪就是杀头的罪，在今天也是死罪，不是死罪，也是终身监禁。虽然失去很多价值的书，令人感叹，但是秦始皇焚书与坑儒是合情合理。一、“焚书”与“坑儒”是两回事许多人把“焚书坑儒”看作是一回事，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它们一前一后，背景各异，性质有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和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独尊法制；然而，标榜私学的人却互相勾结，反对国家的法律、教令。这帮人一听到皇帝下令，便以自己的私学为根据，妄加评论。入朝时口是心非，出朝后便在街头巷尾议论。他们以诬蔑君主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以立异来显示自己的高明，煽动一些人对国家政令进行攻击和诽谤。政治思想领域中不同主张的争议影响到秦始皇各项改革政令的推行。这场斗争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公开爆发了。以儒家博士淳于越为首的复古派，在一次会上，再一次对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横加攻击。他说，不行分封，难免有一天要被大臣篡位，以此来挑拨秦始皇与大臣的关系。他要求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并在政治上提出一切都要“师古”，并以周为复古的样板。秦始皇把他的意见交由群臣讨论。丞相李斯当即对这种谬论给以有力的驳斥。李斯指出：历史是发展的，上古三代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呢？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李斯还一针见血地揭发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是扰乱民心，开历史倒车。如果不禁止这种行为，势必造成君主的权势下降，而臣下结党活动蔓延，统一可能被破坏。针对儒生及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制造的混乱局面，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的建议，是一个实行封建文化专制的主张。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付诸实行。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事件。复古派儒生等对秦始皇“焚书”极其不满。“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和一些复古的儒生，串通一气，议论朝政。卢生、侯生原来应命给秦始皇搞长生不死药。秦法规定，说到必须做到，否则要治罪。他们上哪里去搞长生药呢？他们怕治罪，便以攻为守，到处宣传，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不应当为他求仙药。秦始皇听后十分恼火，就把他们逮捕，严加拷问。诸生招供违犯禁令（即“偶语《诗》、《书》”，“以古非今”之类）并转相引告，牵涉了四百六十多人。奉始皇将他们皆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历史上所谓“坑儒”。“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东汉王充是第一个把这两件事区别开来的学者，他在《论衡·语增篇》中指出二者是背景不同的两件事，“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焚书”是书厄，不见人祸；“坑儒”是人祸，却无主名，这在中国文祸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二、“焚书坑儒”不是秦始皇的发明因为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暴君”的骂名，有的论者甚至将秦王朝的短命与“焚书坑儒”联系起来，认为它使秦王朝迅速崩溃。其实，从历史传统方面考察，“焚书坑儒”并非是秦始皇的发明，无论是“焚书令”还是以“坑杀”方式处理秦王朝不喜欢的人，都是先前有过的方式。秦国虽然在穆公时代就已经号称霸主，但真正强大还是从孝公时代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治国的利器是爵禄和刑罚，对儒家的《诗》、《书》、礼、乐，深恶痛绝，讥之为“六虱”。韩非还说他“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焚书，惜无佐证，无从详考。联系秦国的历史，秦始皇焚书不过是守其传统，“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秦时处死犯人的方式有戮、弃市、磔、腰斩、车裂、凿顶、抽肋、镬烹、囊扑等，都是极残酷的死刑。秦始皇对犯禁的“儒”采取活埋的处死方式，似乎还是一种“优待”；但四百六十余人同时大活埋，实在惨绝人寰。其实这也是秦国的老传统。据《史记·白起列传》载，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武安君白起大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黄河，这是“水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白起又在长平大败赵军，俘虏四十万，用欺骗手段全部坑杀，这是“土埋”。与白起比较，秦始皇“坑儒”还是小巫见大巫。传说中的“伏机”也并非凭空捏造，骊山脚下的秦始皇大墓就装有这一暗器，这在《史记》中是明白记载着的。三、李斯提出“焚书”是有私心的“焚书令”是非常严酷的：两人交谈《诗经》、《尚书》的话题就要斩首市曹；称引古书古事以非议时政的要全家杀头；官吏知情不检举的与犯者同罪；法令颁布后超过三十日留书不烧的，要脸上刺字罚筑长城。李斯提出这样严酷的“焚书令”似乎很偶然，实际上却是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利用手中权力压抑其他学术派别的学术之争。表面上，事情很偶然：周青臣在宴会上的献谀引出淳于越的忠谏，淳于越的忠谏引出李斯的建议，最后由秦始皇裁决颁令。如果周青臣不献谀，或淳于越、李斯不发言，似乎就不会产生焚书令。其实不然，这件事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必然性支配。有秦始皇的好谀才会有周青臣的献谀。献谀是当时的风气，不独周青臣如引，李斯的献谀并不比周青臣逊色。淳于越是来自齐鲁地区的书生，受儒家学术的熏陶，向往古代，主张“师古”是很自然的。他的发言应该说是出自忠心，但主张恢复过时的分封制则未免不识时务，秦始皇没有治他的罪已算便宜。李斯是秦王朝的功臣，又是著名的佞臣。他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两人在私交方面是冤家，学术和政治主张却相同，都尊法贱儒，狂热拥护极端的君主专制。当有人提出削弱君主专制的主张时，身为丞相的李斯站出来驳斥，提出加强独裁的建议，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只为禁止书生谤议，“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就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大规模焚毁书籍。李斯之所以要提出一套完整的焚书方案，应该说他不但有政治斗争方面的考虑，而且有思想学术斗争方面的考虑。李斯既然是荀子的学生，就应该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可是儒学在秦国吃不开，所以他投奔秦国以后就抛弃了儒家那一套主张，改事刑名法术之学。如今做了丞相，儒学更成为他事业的绊脚石。他意识到：诸生谤议是“苗”，儒家的思想学说是“根”，斩草必须除根，因此非焚书不可。他想通过焚书之举彻底清除儒家思想学说的传播。四、秦始皇没有焚尽天下书后世对秦始皇焚书有很多议论，其中一大议题是秦始皇究竟焚了多少书。据《史记》所载，当时法令规定应焚之书共三类：史官收藏的除秦国史料以外的其他六国的所有史料；儒家的《诗》、《书》；“百家语”。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其一，官藏之书没有烧《史记》原文：“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那么除民间之外的“博士官所职”有没有《诗》、《书》、百家语呢？若有，烧不烧？原文的规定是含混的。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认为，法令规定只烧私人所藏的《诗》、《书》、百家语，博士官所收掌的不烧。后世学者多沿袭其说。清人刘大（木魁）著《焚书辨》，力证官书不烧，认为博士收掌之书未焚于秦始皇，而是项羽屠咸阳、烧宫室时才被烧毁，因此焚书的罪魁是项羽而不是秦始皇。近人章太炎认为王充误读了《史记》原文，他在《秦献记》中说，原文“倒言之，即是：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正谓《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也。”他认为按法令规定，除秦国的历史文献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书无所不烧，无所不禁，不存在博士官所掌不烧之事，因为博士官本来就不掌《诗》、《书》、百家语。其二，“百家语”是什么书通常认为，“百家语”即是诸子百家之书。朱彝尊在《曝书亭集·秦始皇论》中甚至认为李斯的本意是烧诸子之书，但如果只烧诸子书不烧《诗》、《书》，则诸子“邪说”有所附会，所以不得不连同《诗》、《书》一并烧毁。王充在《论衡·书解》中则认为“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也认为“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今人范文澜为刘勰这几句话作注，认为诸子之书卷帙不重，山岩屋壁容易躲藏，所以未遭秦火。这样解说似乎不合刘勰原意。但从道、法、名、墨、阴阳诸家之书的流传情形看，秦始皇的确未焚诸子之书。还有学者认为“百家语”指纵横家之书，因为汉代人常称纵横术为“百家之术”，如《史记·甘茂列传》所云。其三，“焚书令”的实际效力有多大？虽然朝廷颁布了“焚书令”，但要真正做到将书烧尽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司马迁指出：除秦国之外的六国史书烧得最彻底，而《诗》、《书》尚有余烬。《史记·六国年表第三》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后世学者多认为秦始皇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将天下之书都烧尽。宋人郑樵，近代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对此都有所指证。郑樵甚至说：“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 五、”坑儒“被坑的究竟是谁？一种观点认为：所坑者为方士。坑儒事件的起因，即是因为被秦始皇委派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两个方士，候生、卢生逃跑。秦始皇震怒，旋即下令坑杀大量方士。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坑者为儒士。方士和术士的意思虽然同是研究天文星相、长生仙术的职业群体，但在一些古籍中，术士还有另一个意思。术士的“术”为通假字，同“述，又称为述士。《礼记。学记》云：“蛾子时术之”所以术士和述士意思一样。古代学者遵从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信条，学述（学术）而不自造作（创作）。此亦“学术”一词的本源和本义。古代的儒生都学习孔孟经典，被称为述士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因此，《史记·卷121·儒林列传》中记载的”坑术士“，即坑杀儒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焚书坑儒确实坑杀了不少人，其中有儒生也有术士。譬如，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认为，有一部分学者与王立群持相同观点，认为秦始皇坑的全是术士，但这个观点太绝对，他不敢苟同。“根据司马迁和其他史学家的记载，秦始皇确实是坑儒了，还坑了术士，这一点史书上都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