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始末

Posted 2022-12-26 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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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始末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现，是对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它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大量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两个版本的《毛选》一至四卷，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迄今，新中国成立后的《毛选》四卷本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文字正式出版，总授权发行量逾3亿册，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那么，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毛选》究竟是怎样编辑出版的，其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1942年7月，邓拓在《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一文中，系统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7月5日，王稼祥在为纪念建党22周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很快就为党内所接受，并被公开使用。中央总学委将王稼祥的文章列入干部和群众学习的参考文件，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和实际”，“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邓小平于1943年12月4日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及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

　　1945年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时，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并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由此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实际上，早在1939年，党中央根据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业已形成的形势做出决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的刊物和书籍”。至整风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蔚然成风。这种气氛无疑极大地影响了边区出版事业的发展。1941年至1942年间，为了适应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历史的需要，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由王首道、胡乔木等人参加编选工作，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大型文献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两条路线》。这3部大型文献集的面世，对当时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对帮助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充分认识党的斗争历史，具有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部文集中，收入毛泽东已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以及签发的文告上百件，为以后有关部门编辑《毛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首部《毛选》诞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4年1月10日，党中央在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中提出，要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晋察冀分局负责人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等在报告和讲话中，也强调要广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同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分局宣传部部长胡锡奎主持制定的《1944年宣传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中，第一句话便强调：“在党内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使全党彻底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第一条又指出：“全党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指导之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与此同时，晋察冀分局也决定要编辑出版一部《毛选》。编辑计划很快制订出来并报告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以及中央宣传教育部，并获王稼祥批准。中央宣传教育部对拟收的著作还提过具体意见。

　　《毛选》的具体编辑工作由晋察冀日报社主编邓拓负责。他和报社编辑人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工作，仅用三四个月就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毛选》中“编者的话”一文是邓拓起草并经晋察冀分局有关负责人审定的，它无疑是在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述的影响下写出来的。

　　5月初，在邓拓改任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并去党校学习的情况下，胡锡奎兼任社长一职，具体主持了《毛选》出版前剩下的一些工作，例如对有关篇目进行增补调换，排版、校对、印刷直到印出样书。

　　7月，首部《毛选》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终于和边区广大人民见面了。初版主要编入毛泽东从抗战以来到1944年6月间的29篇著作，约46万字，共5卷，印有精、平装两种，精装一册合订，平装分5册装订。这部《毛选》的编辑出版，是在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确立其指导地位的过程中重要而又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它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页，为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选》问世后，人们争相订购，从而在晋察冀边区掀起了一股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初版的精、平装各2500册在两个月内即售罄。晋察冀日报社于9月26日发表消息说：“《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边区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选集将毛泽东同志抗战以来各种名著、讲演及其他重要言论都收集进去了，并附有抗战前的几篇重要文献，因此成为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有力武器。历史证明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初版《毛选》虽曾于1945年3月再版过一次，但依然供不应求。加之抗战胜利后新的形势需要，为了帮助广大干部更好地系统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在晋察冀日报社版的基础上增订再版《毛选》。这项工作最初由胡锡奎主持，后因他调任，仍由邓拓负责。杨献珍、肖三、姚依林、丁玲、沙可夫等人参加了校勘工作，封面由蔡若虹设计。

　　然而，增订本《毛选》的出版却一波三折。原来，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侵占张家口，使已在此发排的增订本《毛选》未能如期付印。撤退时人们将打好的纸型匆匆运往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原先承印初版《毛选》的小印刷厂就设在这里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坡山村。尽管设备非常简陋，内战硝烟四起，但印刷厂的工人们还是在1947年3月圆满完成了任务，将这部增订本付梓面世。

　　该《毛选》以晋察冀中央局名义出版，精、平装各2000册，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总经销。封面套红印刷，有毛泽东肖像一幅。全书6卷，约60万字，收录毛泽东著作38篇，其中在晋察冀日报社版基础上增加了9篇文章，并在卷次编排上相应作了调整。期间，在晋察冀日报社1945年3月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大连大众书店出版了《毛选》五卷本。该五卷本分别于1947年2月、11月再版过，其间又有所增补。

　　新中国成立前，《毛选》的出版系统除了晋察冀日报社版之外，尚有1945年苏中出版社版、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版、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版、1946—1949年间以单行本形式分册出版的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版等4个主要的版本系统。

　　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出版工作

　　鉴于新中国成立前各地出版的《毛选》没有统一排版、出版，也不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更没有经过作者本人校阅，体例颇为杂乱，文字时有错讹，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也未能收入，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四卷本《毛选》。而做出这一决定，则缘于斯大林的建议和支持。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启程赴苏联访问，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期间，当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时，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和报告等编辑成选集出版，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表示也有此意。因苏联在编辑经典著作方面经验丰富，故毛泽东希望斯大林能派一位理论功底深厚的同志来中国帮助完成此项工作。斯大林当即答应派时任《苏联书籍》杂志主编的尤金来华予以协助。

　　毛泽东结束了访问，返回北京后，于1950年4月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开展《毛选》的编辑工作。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斯大林的建议进行讨论后，决定编辑出版《毛选》，并成立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要成员有中宣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出版工作。

　　在编辑工作中，陈伯达、田家英等负责整理稿件，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同时由中央政治局秘书室主任兼中央俄文编译局局长师哲和苏联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费德林负责将选稿译成俄文，以便尤金看稿。7月，当《毛选》第一卷的大部分文章篇目已选好，2/3的内容也已译成俄文时，尤金便应邀来北京帮助工作。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毛泽东日理万机，有不少稿件因他没有时间审定而无法定稿。故直到尤金结束访华时，《毛选》的编辑工作还远未完成。为此，毛泽东于9月30日致电斯大林说：“尤金来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为盼。”1950年10月9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尤金于1951年1月回国，半年后再次应邀来华，继续指导《毛选》的编译工作，直至《毛选》第一卷中文版出版后才回苏联。

　　《毛选》一至三卷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1950—1953年间进行的。1951年2月初，中央决定毛泽东去“附近地点(指河北石家庄)正式休息一段时期”。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全力进行《毛选》的编辑工作。他在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人陪同下，离京来到石家庄，住进该市西郊环境优美宁静、空气清新宜人的石家庄保育院。毛泽东在此主要是修改《毛选》一至三卷的初选文稿，审定第一卷的篇目，撰写第一卷的部分题解和注释。此外，他还要处理送来的电文、密件，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审阅修改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协议》，会见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

　　期间，周恩来、朱德也曾专程来此和毛泽东商量国家大事。毛泽东通常彻夜工作，累了就斜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或是闭目沉思。时而也到院中散散步，有时还哼上两句京剧和湖南花鼓戏，调节一下神经。4月底，当毛泽东返京时，《毛选》第一卷的编辑工作已基本结束。

　　田家英在整个编辑工作中，则穿梭来往于北京、石家庄之间，传递毛泽东审阅的文稿，并将毛泽东审定的文稿交给住在北京的费德林和师哲翻译。

　　《毛选》四卷本收入毛泽东写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至1949年9月间的著作共158篇，106万多字。其中在第一卷收入的16篇文章(第二次印刷时增加了《矛盾论》1篇)中，有9篇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各版《毛选》中没有编入过的;在第四卷收入的70篇著作中，有35篇属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对上述著作都亲自把关，严格审定。有的篇目他很欣赏，当即定稿编入选集。有的篇目，他不太满意，认为不宜收入。还有的篇目，他反复审阅，几经修改，但最后还是不满意而未能入选。但也有些篇目，他起初认为不宜收入，后经过修改，最终得以收录。

　　毛泽东在校阅拟收入《毛选》的文章时，作了一些内容上的增加和修改。一是改拟了标题，在收入四卷本《毛选》的文章中，有数十篇的标题是他改拟的。二是对有些文章的内容作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正，比如对《矛盾论》一文，他改得比较多。

　　《毛选》四卷本第一版共有题解118篇，注释872条。其中第一至第三卷的题解和注释，有相当一部分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比如第一卷的16篇题解和249条注释，就有10篇题解和120多条注释是由毛泽东自己撰写或修改的。其余题解和注释特别是第四卷的题解，均出自胡乔木、胡绳、艾思奇、田家英、李践为、王宗一等编者之手。

　　1960年10月，《毛选》第四卷出版发行，至此，历时10年之久的《毛选》四卷本编辑出版工程大功告成。此后，陆续发现它从正文到注释都有一些错讹之处。正文方面，主要是某些史实有误，某些词语不够准确和一些错漏字;题解和注释中，除了有些史实不准确外，还有一些提法不尽恰当。为了集中解决这些问题，经毛泽东同意，1962年8月由田家英主持，抽调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开始进行第一版的注释修订工作。相继有20多人参加了全部校订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修订《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在建党70周年出第二版的报告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具体修订工作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组和注释组的同志承担。这次修订，报经中央有关领导批准，决定在保持原有篇目的基础上，只增加毛泽东写于1930年5月，却在革命战争年代丢失，后于1959年找到，1964年经作者本人审定修改，改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91年7月1日，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选》四卷本第二版正式出版发行。该修订本是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来史料收集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对注释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增补。

　　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在《毛选》第一卷即将出版时，各级党组织都积极准备有计划地领导党员和群众进行学习和宣传，各中央局也先后发出指示，做出学习的部署和安排。

　　1951年10月，《毛选》第一卷正式出版。其中在上海发行的首日即销售3万册，打破了此前的发行记录。在上海新华书店的两个门市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上海市私营图书发行业联合供应处门还未开，读者已在门前排起很长的队伍，新华书店两个门市部在12日上午10时左右就全部卖完。运到天津的《毛选》第一卷共1.2万册，当日即销售一空。早上7时，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天津分公司门前就站了数百人的队伍等候买书。两个书店《毛选》第一卷的零售数不到6小时即告售罄。直到晚7时，许多读者还在向书店预约购书。武汉市当日有7家书店的12家门市部发行《毛选》第一卷，首批运到武汉的书不足两小时就卖完了，继续预约购书者达1.75万人。西安市各书店当日原计划一天中零售《毛选》第一卷5000册，结果1个多小时就卖完了，并有4000多人预购。

　　北京的发行情况更为热烈。新华书店北京分店10月4日在报上登出集体登记订购《毛选》的启事后，不少读者当天就纷纷询问有关购买事宜，从早到晚电话一直响个不停。10月12日，新华书店王府井大街门市部开始发售时，读者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长的队伍。一个上午，各门市部当天所分到的《毛选》就全部售完。买书的除了机关干部、职工、军人、教授、学生和一般市民，还有国际友人。一位部队军官买到书后激动地说：“今天我进城，是要上陆军医院看病的。可是，一看到报纸上登着《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消息，我就觉得似乎病立即轻了许多，马上跑到书店排队，拿我仅剩的一万五千元(旧币值)买了一本。以前我虽然读过毛主席的著作，但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这一次我回到部队，一定要组织大家好好学习，以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改造自己。”

　　首批《毛选》第一卷总发行量为60万册，因供不应求，故实际发行数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毛选》第二卷于1952年4月出版。其全国总印数达150万册，由新华书店统一发行，分别从北京、上海、长春3处批发。新华书店各总分店和分、支店都成立了《毛选》发行小组，由经理任组长，领导发行工作。沈阳市两天内就售出9089册。

　　《毛选》第三卷出版于1953年4月10日。发行当天，许多地方的人们顶风雨冒大雪赶到书店购买。西安市当日下了一天雨，但新华书店陕西分店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陕西分公司还未开门时，门前就已挤满了等候购买《毛选》第三卷的读者。兰州市当天大雪纷飞，仍有大批机关干部和部队官兵一大早就等候在新华书店甘肃分店门口。新华书店福建分店为了做好第三卷的发行工作，特地在该卷发行前召开各专区(市)支店经理会议，总结第一、第二卷的发行经验，以确保第三卷在福建各地的如期发行。

　　《毛选》第四卷出版发行时，虽然正值国内三年困难时期，但人们学习它的热情依然非常高涨。

　　与此同时，《毛选》少数民族文本的出版发行工作也全面展开。当《毛选》第一卷于1951年10月12日在新华书店新疆分店发行时，新疆人民出版社即着手积极组织《毛选》维、哈、蒙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11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为了加强对《毛选》翻译出版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新疆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包尔汉为主任，省人委副主席赛福鼎和新疆分局委员、分局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邓力群为副主任的《毛选》翻译出版委员会，并调集了各方面最好的人员担任翻译。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工作，《毛选》第一卷的维、哈文版单行册出版。至1952年4月10日，发行维文单行册6种，共12万册;哈文单行册4种，共2万册;蒙文单行册正在赶印之中，稍后发行。新疆分局决定在1952年内完成《毛选》维、哈、蒙文版单行册71种共108.5万册的发行工作。发行后，广泛征求意见，加以研究整理，以使译文更加完善，然后出版卷集。到1953年春，《毛选》第一卷的维文、哈文单行本出版。单行本共15分册，陆续翻译出版，已先后发行37.5万册。此后，新疆人民出版社又以3种民族文字分篇翻译《毛选》第二卷，并计划于1953年内出版单行册67种，52.45万册，其中：维文34种，45万册;哈文26种，6.75万册;蒙文7种，7000册。维文单行册34种已全部译完，并出版31种，22万册。

　　在中共中央蒙绥分局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3月底全部出版了《毛选》第一卷蒙文单行本17分册，并已发行6.8万册。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自同年1月起，就有组织、有计划地广泛征求了读者对《毛选》蒙文版单行本译文的意见，并根据读者意见进行单行本的修订工作，同年5月开始排印《毛选》第一卷蒙文版的精装本。

　　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积极学习《毛选》四卷本，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田家英在参加《毛选》编辑工作同时，还多次向机关干部和干部学校学员作学习报告，介绍和宣传《毛选》，以帮助干部理解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各卷篇目介绍的新华社新闻稿都是由他负责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赵毅敏、副部长熊复，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潘梓年，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新疆分局书记王震和省人委主席包尔汉均发表了宣传《毛选》的文章。群众性的各种形式的学习《毛选》的小组层出不穷。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在神州大地掀起，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史文苑》文/熊坤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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