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江南案始末:是蒋经国下令暗杀,还是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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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江南案始末:是蒋经国下令暗杀,还是另有其人
34年前的今天,1984年10月15日,旅美作家江南在旧金山市郊住宅车库内被枪击,身中3发高爆开花子弹,打穿后脑,击断小肠、胰腺,击穿左胸,送医院途中死亡。
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江南在美国旧金山寓所遇刺身亡。
江南真名刘宜良,是江苏省靖江人,先在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和政治干部学校受训,后在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读书。1967年他以《台湾日报》驻美特派员身份赴美,其秘密身份为国民党情报员。1983年在美国加州《论坛报》上连载《蒋经国传》。
data-filtered="filtered" 刘宜良
《蒋经国传》一书在海内外的影响,使台湾当局深感震惊,后使人调查方发现刘的三重间谍身份。刘宜良除以著书立传的作家身份掩饰着美国线民的真实身份,而也同时为大陆与台湾双方各自收集情报。在台湾当局查证前大陆与台湾方面皆蒙在鼓里。是以江南案案发后,美国方面顿时震怒,FBI也立即参与到此时之中。
作家江南(刘宜良)命案在蒋经国晚年卷起千堆雪,并引发政治风暴。许多政治评论家认为,这宗发生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的暗杀事件,是蒋家政权崩解的前奏。
故事从导演白景瑞介绍台当局“情报局长”汪希苓与黑社会的“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两人结识开始。其中除了存在太多机缘巧合,也存在着各种不为人知的机关算尽与门户斗争。以下为时任台湾情报部门副处长陈虎门的口述内容:
因缘际会,结识黑帮成员
白景瑞和汪局长是在意大利期间熟识的,白景瑞当时留学意大利学电影,物质生活清苦,精神上也很郁闷。每逢星期例假日,来自台湾的老朋友就聚在汪希苓家,吃饭闲聊。汪希苓两夫妇热情好客,待白景瑞如自家兄弟。除了白景瑞那批留学生,在意大利学声乐的张美伦,也是汪家的常客。这是白景瑞等人和汪希苓熟识的缘起,同时也为日后江南案盘根错节的人脉网络,结下了不解之缘。
汪局长在美国作为积极,迭有佳绩。美国方面对他的行动非常注意,汪希苓到任何地方美国方面总是紧盯不舍。最早的两艘潜水艇就是他设法购得的,他还邀请美国四大军火商私下到台湾访问。在那段日子,汪希苓的工作内容如果被美国政府知道了,那绝对是犯大忌的。汪希苓人际交往的手法十分高明,美国官方的人到大陆做项目,回头必定途经台湾,汪先生交代我们到机场迎接,请美国友人吃饭喝酒;有些朋友喜欢上夜总会,我们也全程奉陪。
1984年,大约是春夏之交的某日,局长把我找到他办公室,告诉我局里现在吸收了两位优秀的工作同志,“我命令你负责辅导和联络的任务,你不要过问他们的身份背景,也不要去打听有关他们的讯息。”
任务完成,气氛却不寻常
结训完几天后,我按照“情报局”规定的程序,向“情报局”第五处申请调出一张江南的档案照片,和他在美国的住址。江南那张穿着夹克的照片,也就是日后刊登在媒体上的同一张照片。结训之后,我送陈启礼、帅岳峰两人去机场,登上飞往美国西岸的班机。
data-filtered="filtered" 陈启礼
任务完成后,陈启礼、吴敦、董桂森回到了台湾,我到机场去接他们三个,到了机场,我直觉气氛有点不寻常,现场有位便衣警官坐镇指挥,后来我才晓得那人是台北市刑警大队谯长江。
十一月十二号晚上,恰逢泰国陆军总司令秘密访问台湾,我招待泰国陆军总司令一行在台北东王西餐厅吃牛排看唱歌表演。吴敦突然打电话找我,他气冲冲地问道:“陈启礼被警察抓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消息令我十分吃惊,我说:“吴敦,我也不清楚情况,我马上去调查。”我当然先要向局长报告,局长以为是一件普通逮捕事故,当下交代我,你赶紧去了解一下。
此刻,吴敦、帅岳峰、董桂森等人则不断电询进一步的消息,我完全无法给予具体答复。董桂森深表不满,就写信检举此事,他认为自己原本是大功一件,为什么完成任务回台湾之后,反而要抓他们?甚至误以为有人要杀他们灭口。
这相当明显,第一个是要打击汪希苓。所以,在陈启礼等人被扣押直到我们被扣押的两个月期间,我们得到各式各样的讯息;但是,我们完全使不上力。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三日,我们接到通知,包括汪局长、胡副局长和我,全部奉命到“安全局”报到,“安全局”的人把我们遣送到位于基隆路现在世贸大楼附近的一处看守所里。
与蒋无关,暗藏门户斗争
我敢打包票,杀江南案不是蒋经国的意思。同时,据我的了解,汪敬煦和汪希苓两人,都不曾在案发后向蒋经国汇报江南被杀的案情。早在陈启礼等人执行完任务回台不久,汪希苓局长命令我将江南案的始末,写一分详细的报告,汪希苓局长看过后,交代我立刻亲自送一分到安全局给汪敬煦局长。当天,汪敬煦面无表情地收下那份报告。
这问题出在哪里呢?江南案发生之前,情报局副局长出缺,汪敬煦建议由“安全局”三处马处长接任“情报局”副局长,但未获汪希苓同意,照升迁惯例,应该是由原来在“情报局”当处长,后来调到“安全局”当处长的人回来递补副局长。因之,汪希苓自然未便同意改变规矩。
我听吴敦讲,陈启礼也坚持汪敬煦有问题。原本江南案的伤害可以减到最低的,但是反而愈捅愈大,这关键出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根据我的了解,在情治人员搜到陈启礼保险柜里的述职报告笔记本之后,汪他们马上通知美国FBI驻日本的官员,告诉FBI杀刘宜良的凶手我们抓到了,并且把有关资料都给了FBI。
何谓教训,接受讯问测谎
汪希苓自始是蒋公的侍从官,和蒋家渊源很深,更有深远的感情。汪希苓和我们另外一点不一样的,是他在美国就看过《蒋经国传》这本书,虽然和刘宜良少有往来,但他知道刘宜良这个人的底细。
data-filtered="filtered" 审理江南案
美国方面的情治人员来台湾时,我们尚未被扣押。一进去之后,军法官王惠然上校先以英文介绍,再以中文介绍。当翻译官介绍到我时,我告诉翻译官,你不用介绍我了,前面两位长官(汪局长、胡副局长)都已经完成讯问,他们应该知道我是谁。我讲完,就大模大样地坐下了。
他们问了许多问题,我都侃侃而谈,丝毫不避讳。
开宗明义,美国人问了一个很妙的问题:“什么叫做教训?你们对一个五十岁的老人可以\'教训’吗?派了两个年轻力壮的人。”我答复:“刘宜良身体还很强壮,并不是老弱不堪。他五十岁,我们的人也有四十几岁了。年纪差不了多少。更何况你懂中国话\'教训’的意思吗?中国字的\'训’是个言字边,就是用言语来教训他的意思,我们并没有杀死他。”
我战斗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是重头戏——测谎。
测谎开始,我的眼睛聚焦我面前盆景的绿叶子,一边毫不迟疑地答复问话,我全部照实回答。测谎很快就结束了。完成侦讯,老美还邀请我去美国,我回说:“也欢迎你们来台湾玩,但我要坐牢,不能接待你们。”
今天我来看江南案,确实,当初“国家”命令我们做了这件事,在我内心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前,我们惟一的目的是要让“国家”受的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但是,为什么叫执行任务的人含冤莫白?我做人的原则,就是清清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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