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旷世文人长征，怎能不让人热泪盈眶

Posted 2022-12-26 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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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旷世文人长征，怎能不让人热泪盈眶

　　有这么一所大学，它于颠沛流离中诞生，在日军轰炸间隙上课，其中七分之一的学子选择参军抗战。

　　它承担着重大的救国使命。在艰苦卓绝的8年中，为国家培养出了大量高端人才，甚至有诺奖得主。

　　它代表了当时国内学术的最高水平，同时把爱国、民主、科学的种子深植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

　　它，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大。

　　直至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共存在8年零11个月。

　　“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西南联大保住了国家文化命脉，创造了中国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的奇迹。

　　文人长征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战火迅速蔓延，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

　　从长沙到昆明，当时有3条路线:

　　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

　　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

　　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历时68天。

data-filtered="filtered" 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沿途烧柴做饭

　　文人长征，旷古未有。虽名“旅行团”，但绝无旅行之悠闲。史载，“湘黔滇旅行团”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8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这批读书人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参加过这次“旅行”的人回忆说:在路上时间长了之后，队伍越拉越长，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负责后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点以后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

data-filtered="filtered" 闻一多

　　时年40岁的闻一多当时是带队教师，一路历尽艰辛，但他仍然意气风发，沿途画了50多幅写生画。他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决不剃去胡须。杨震声教授听说闻一多要参加步行，曾打趣说:“闻一多要参加旅行团，须带一副棺材同行。”闻一多到昆明后，见到杨震声，也风趣地说:“如果我带着棺材走的话，现在可以送给你了。”

　　西迁的，远不仅仅是西南联大。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浙江大学从1937年到1940年前后内迁4次，历程2600余公里，先从杭州迁至浙江建德，后迁到江西吉安与泰和，再迁广西宜山，终迁贵州遵义、永兴。

　　迁校同时，浙大还协助浙江图书馆运输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贵州，保存了这一文化宝藏。浙大四迁，师生饱经磨炼，爬煤车、挤木船，饥寒交迫，然而坚韧不拔。船行不畅，男生就跳下来拉纤；安步当车，师生们趁机开展社会调查……

　　除了昆明，当时中国高校的西迁目的地还有重庆、西安、成都和川南的宜宾李庄(梁思成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还有湘中南的安化蓝田，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城》中，赵辛楣方鸿渐孙柔嘉一行人从上海出发，千辛万苦到达的湖南三闾大学，即位于蓝田镇。

　　今天回首抗战岁月，中国的大地上，由东向西，真是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大迁徙，从海边走向大山，从华北、江南，奔赴偏远的西南，这其中有无数读书人高昂着头颅、挺直着腰板在行走。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大转移?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苦难?世界上又哪有过这么一群读书人，把大学当作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

data-filtered="filtered" 李政道

　　当年，有一个16岁的瘦弱少年，逃出上海，一路向西，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他途中得了疟疾，又患了痢疾，身上长满疥疮，活像一个流浪的乞丐。无药可服，差点丧命。这是一条饥寒交迫的长路，翻不尽的高山大川，攀不完的悬崖峭壁。他一直咬牙在朝西走。在路上，他曾给茶馆做过清扫工，敌机轰炸时，老板都逃到防空洞去了，他却在机枪扫射下坚持收拾，因为老板答应他可以吃别人剩下的东西。一路上，他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他的名字，叫李政道。

　　这就是苦难的磨砺。

　　西南联大

data-filtered="filtered" 西南联大

　　1938年4月，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这是一所只存在了8年多时间的大学，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80多年过去了，提起“西南联大”，国人依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这群中国的读书人无畏日寇猖狂，不惧环境恶劣，以浩然正气，护中国文脉。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

　　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

data-filtered="filtered" 吴宓

　　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陈岱孙，素以上课“准时”著称，往往是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声响了。但是在西南联大，环境简陋，一旦下雨，他讲课的节奏就会被打乱。昆明的骤雨打在教室的铁皮屋顶上,声若雷鸣,哪怕教授一次次提高音量,学生们仍然听不见，老师不得不终止讲课。

data-filtered="filtered" 陈岱孙

　　简陋还有另外一个“副产品”，任继愈在《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一文中回忆道:“陈先生讲课认真，以身作则，给同学作出榜样，同学们听课从未敢迟到。个别同学去迟了，不好意思进教室门，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好在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有门窗而无玻璃……站在靠近讲台的一端听讲，比坐在后排还听得清楚，只是没有扶手椅，记笔记不方便。”

　　铁皮屋顶后来也没了:经济越来越困难，西南联大只得把以前的铁皮房顶卖掉来维持运转，全部改造成了稻草屋顶。一下雨，教室漏得厉害，学生们只好打着伞上课。

　　但能打着伞上课也还算不错了，日寇飞机频频前来轰炸，师生们只能躲到乡间，这是何等之悲愤: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仍然避不过侵略者的炮火。

data-filtered="filtered" 日军轰炸联大校舍，造成部分教室、宿舍被毁

　　但敌人再猖狂，又能怎样?即使在躲突袭的间隙，师生们仍在上课，电影《无问西东》中有这样的镜头:在昆明乡间的山沟里，浑身泥泞的师生，仍然能够从容地上课，地质学、哲学、文学……当敌机轰鸣而过时，陈楚生饰演的吴岭澜，在大声为学生朗诵泰戈尔的诗歌。

　　但凡知道一点中国历史的，看到这个镜头，怎不难抑热泪?这样的中国人，岂是能够被打倒的!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云集在昆明的那一代读书人，确实践行了先贤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原本是大城市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生活优渥，身份尊贵，住华屋，有听差，来到昆明，居然会遇到“饥饿”这个难题。

　　联大师生生活之艰难贫困是难以想象的，大多数学生家在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只能靠政府发放贷金，而当时中国物价飞涨，不仅学生的贷金不足以糊口，教授们的工资也无法养活家人。

data-filtered="filtered" 朱自清

　　当年，在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里，朱自清饿得无法入睡，一人孤独坐着。他的日记中，常有“胃病发作”“胃痛，抽搐”“每日呕水”等文字。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

data-filtered="filtered" 吴大猷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家，遭到日机轰炸，最让他心疼的是缸里的面粉掺进了很多碎玻璃和泥沙，只能用水冲洗，做成面筋。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常常去菜市场捡些牛骨头，回家熬汤。在最窘困的时候，他甚至养了两头小猪，计划到年底卖掉换些钱……

　　教授夫人们也早就告别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为补贴家用绞尽脑汁，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做糕点——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取名“定胜糕”，做好后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data-filtered="filtered" 宗璞

　　著名作家宗璞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抗战时期随父亲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她写的《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细腻描述了当年西南联大的生活。第二部《东藏记》，取名“东躲西藏”之意，还原了当年在空袭之下西南联大师生清苦而又丰富的生活，比如在一次空袭中，物理学教授庄卣辰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住了，还始终紧紧抱着实验仪器。

　　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几个从北平随父母来昆明的少年，得到了一次吃西餐的机会，孟嵋(原型其实是宗璞本人)“把面包切成小块，仔细抹上黄油，一小口一小口吃”，请客的仉欣雷说:“照说，人都受环境影响，可你们无论环境怎样坏，总有一种清气，或说有一种清贵之气，很奇怪。”玮玮(澹台玮)沉思地说:“虽然吃的是‘八宝饭’，我们却处在一个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集体中，那力量是很大的。”

data-filtered="filtered" 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这个“丰富精神世界”，是西南联大独有的气质。纵然国破家亡，但始终有一群人，在守护着中国的文脉，这支文脉不断，中国就不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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