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蒙哥马利折服的杨勇上将,毛主席称赞“上将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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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蒙哥马利折服的杨勇上将,毛主席称赞“上将扬勇”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杨勇将军是威名赫赫的“三杨”(杨勇、杨得志、杨成武)之一。在长征路上,在平型关大捷中,在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里,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杨勇将军智勇双全,百战百胜,勇冠三军,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喜爱,多次表扬他,称其“耿直、刚毅”。

data-filtered="filtered" 杨勇将军

  一、将军身上的五处伤痕

  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最能体现他英雄本色“勇”字精神的是他身上的五处伤痕。

  1913年9月29日,杨勇出生于湖南浏阳小镇文家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胡耀邦是表兄弟。父亲为他取名杨世峻。参加革命后,他觉得“杨世峻”三个字太文雅,不能显示男子汉的英武之气,便改名杨勇。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历任红四师一团一连副指导员,红二师二团三连指导员,红二师独立营营长、政委,红四师十团政委,红一师政委,红四师政委,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115师独立旅旅长等职。在惨烈的革命斗争中,杨勇先后五次负伤。

  第一次,1933年10月,红三军团十师十四团在中央苏区的洵口与敌相遇,双方都措手不及,“狭路相逢勇者胜”,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阵,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开始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飞过,穿破了头皮,鲜血直流,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直到敌人溃退。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纪念――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

  第二次,1934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统领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构成第四道封锁线,阻击红军长征。在这次极为艰苦的湘江战役中,时任红四师十团政委的杨勇率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战斗中,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牺牲,杨勇支撑大局,率部血战两昼夜,其右大腿被弹片击中,十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

  第三次,1935年1月,在赤水河畔的土城战役中,十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子弹从他的右腮入唇部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如泉涌,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就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昏倒在血泊中。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在北京医院由院长吴蔚然做手术填平。这次负伤是最重的一次。

  第四次,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首次与日军精锐坂垣征四郎师团21旅团在平型关交锋,时任115师343旅(旅长陈光)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的杨勇(实为政委)又一次挂彩。

  按照作战命令,陈光的343旅是主要伏击力量:杨得志、邓华的685团,堵住前面的日军,并封锁其南窜道路;李天佑、杨勇的686团正面向敌人冲杀。徐海东指挥344旅687团在蔡家峪西南,包围分割日军的后卫部队,切断其退路。

  清晨7点钟,日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林彪与聂荣臻决定发出攻击号令,将敌人切成几段消灭之。伏击一开始,686团指战员同仇敌忾,不怕流血牺牲,人人憋了一股劲,要与日军拼个高低。战斗中,李天佑、杨勇发现日军占领老爷岭制高点,对我军进攻造成威胁,遂率部冒死“深入到战斗最激烈的老爷岭去直接指挥”。为粉碎日军的反扑,杨勇带领3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不幸又左肩中弹,血染军装,坚持指挥直到战斗胜利。平型关一战,115师共伤亡500多人,686团尤为惨烈,9连甚至打剩下十几个人。平型关伏击战,歼灭日军一千多人,震惊国内外,杨勇的名字也和林彪、聂荣臻、陈光等一起响彻华夏。

  第五次,1938年9月14日,在汾(阳)离(石)公路西公岭附近,已经升任686团团长兼政委的杨勇,指挥部队伏击由汾阳开往离石的一支日军汽车运输队,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日军200余人,炸毁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20余辆。9月21日,在汾离公路王家池附近山谷,他又指挥部队伏击向汾阳撤退的日军第108旅团,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日军步骑兵近千人,击毙日军旅团长山口少将。吕梁大捷,震惊华北日军。此后,汾阳城门紧闭,敌人接连几天在焚烧尸体,而杨勇却在吕梁山区召开庆祝大会。在这次战斗中,杨勇再负轻伤。其后,杨勇随罗荣桓、陈光挺进鲁西,屡战屡捷,威震敌胆。

  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开路先锋

  1944年4月,经过三年延安军事学院学习,文武双全的杨勇再赴冀鲁豫抗日战场,就任平原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三路大军展开反攻,他与宋任穷领导中路军连克延津、阳武、封邱,与南路军形成包围开封之势。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杨勇提出“不打开封以免陷主力于坚城之下”的意见,与随后党中央的指示不谋而合。

  1945年8月20日,杨勇就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随即率军区主力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重挫国民党的内战图谋。同年11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新的野战兵团,全称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杨勇担任司令员。刚组建不久,部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战斗力不很强。当时,许多人对这个部队能不能打硬仗,心里没底,有些担心。但是,杨勇却气定神闲:“‘兵随将转’,部队的战斗力,是靠干部带出来的,是靠战斗打出来的。”他一方面努力建军,一方面带领部队积极作战。1946年初,在冀鲁豫战场上,第七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连克郓城、巨野、嘉祥、济宁等地,歼敌约两万余人,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46年4月,杨勇率领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归建的兄弟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勇继续担任司令员。杨勇之所以军政皆优,指挥有方,能驾驭战场上的千变万化,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他有刻苦顽强的钻研精神。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认真领会上级的意图。由于他较多地接触刘邓首长,尤其善于把刘邓首长的作战指挥思想,运用于自己指挥的战役战斗,所以在作战指挥中,形成了一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能攻善守、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场上,第一纵队将郓城之敌包围。敌人是国民党军第55师师部和两个旅,该敌善于阵地防守,在郓城四周布满了地堡群及暗堡射击孔。面对这样一个强劲敌人,根据刘邓首长关于“攻城部队一定要选择敌防御薄弱、对我有利地段为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火力突破”的经验,杨勇当即命令第20旅在南关向城内实施主要攻击;第1旅在西关向城内进行主要攻击;第2旅在北关向城内实施助攻;第19旅主力调郓城东关,随时准备歼灭东突之敌;各旅突破后,迅速向纵深穿插、割裂敌人而歼灭之。一夜激战,全歼守敌55师师部及两个整旅,共达15000余人,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全歼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

  郓城战斗结束后,杨勇指挥第一纵队迅速组织了六营集战斗。六营集是个不大的村庄,挤满了1万多敌人。原计划以第一纵队及第六纵队为主力,从六营集南、北、西三路包围实施总攻击,一举全歼敌人。后来,杨勇考虑到:“若迫敌为困兽之计,其兵力火力集中,我付代价必大,莫如趁敌兵力拥挤混乱、企图突围之际,诱敌于野外歼灭之。”这一计划,得到邓小平政委批准。六营集东南方有一块几平方公里的大洼地,杨勇决心用“围三阙一”的方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作为敌人的“逃路”。夜晚,为了给敌人以“安全”感,杨勇让驻守在这里的文工团、通信营、卫生所等纵队直属单位加强灯火管制。走投无路的敌人,发现这里尚存一线生机,就在深夜全部钻进了杨勇准备好的“口袋阵”。战斗历时3日,歼灭相当于两个军的整编师,创造了运动战的范例。因此,受到军区首长通令嘉奖,荣立大功。

  1947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通过黄泛区,渡沙河、红河,涉汝河、淮河的时候,一片泥泞沼泽,使人望而却步,杨勇斩钉截铁地说:“雪山、草地、泸定桥我们都过来了,我不相信黄泛区和几条河流就过不去!”说着,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干部战士无不被他的行动所感动。在他的带领下,部队胜利地通过了数条河流和难行的小道,到达了大别山。在杨勇指挥下,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经过22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区。同年10月,统一组织和指挥了高山铺战役。此役,第一纵队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5700余人,击落国民党军机1架,“为野战大军实施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底,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遭到沉重的打击后企图突围逃窜。敌人向哪个方向逃窜,参谋指挥人员开始判断不准。一天,刚过中午,激战双方稍事停顿。突然,敌人的轰炸机沿第一纵队阵地西北方向一路轰炸过来,一条线延伸到敌阵地前沿。这时,杨勇和参谋长潘焱隐蔽在一个防空壕里,他不时地观测着敌机轰炸的目标和位置,边观察边对参谋长潘焱说:“老潘,敌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对我方阵地的轰炸,一反常规,无疑是在为他们的突围部队指出逃路的标记,敌机轰炸的方向,就是黄维要逃跑的方向。”根据杨勇的判断,潘焱立即作了防敌突围、扑歼敌人的准备。果然,敌人在夜晚向双堆集西北方向突围。结果,逃跑之敌遭到了第一纵队猛烈的阻击,各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终于歼灭了敌精锐部队黄维兵团12万余人。

  三、金城反击战扬威朝鲜半岛

  1949年2月,杨勇就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同年4月21日,杨勇指挥五兵团在安庆以西渡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同年9月,奉命向大西南进军。此时,国民党军队为了迟滞解放军的行动,将沿途桥梁烧毁、道路破坏。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537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多次,以追击和多路迂回等战术手段,在兄弟兵团协同下,共歼敌37000多人,解放了贵阳市和大小县城21座,完成了迂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伟大任务。同年12月26日,他又统一指挥五兵团的两个军和三兵团的三个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成都战役。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又难耐寂寞,他写报告给刘、邓、贺首长和中央军委,要求到朝鲜打美国侵略者。由于诸多原因,他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

  1953年4月,杨勇终于有机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等职务。杨勇到朝鲜战场时,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剩下的就是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则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从北京回到朝鲜,准备参加签字仪式。和平即将到来,杨勇自己也以为,“白来一趟了,没有能和美国佬过过招!”没想到节外生枝,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狂言: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他指使武力劫走2.7万中朝被俘人员,补充到李韩军中去了。

  这样,进行了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就难以签订,此举激怒了中朝两军。杨勇对政委王平说:“为什么美国主子要和,而李承晚还要继续打?他有什么本事继续打下去?是他自己单独打?还是另有目的?恐怕还是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想到美军可能背后撑腰,他的干劲上来了:主打李韩军,捎带着给美军一点颜色。

  毛泽东指示:朝鲜战场作战,要“零敲牛皮糖”。因此,许多次战斗都是去个班、排,顶多不过一个连,占个有利地形,捉上一两个俘虏。但这样下去怎么是个完呢?敌人态度这么强硬,不就是因为我们没从根本上摧毁敌人的斗志吗。在战场上,谁军事力量强,谁就有力量。杨勇决心打大仗,上3个军,后来在杨得志的支持下,增加到5个军。

  一开始,好多人都不理解,说朝鲜这种情况行吗?没把握。有人说:你初来乍到,这么个组织法,搞三个集团军。有些人干脆反对,说杨勇想出风头。就连以大胆著称的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

  这时,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他赞成杨勇的看法,认为如果不在军事上给予李承晚集团惩罚性痛击,不仅会拖延朝鲜停战,而且会影响朝鲜半岛的战后和平。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1.5万人。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表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灭李韩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反击战前,志愿军总部考虑到其他兵团暂时没有更大的任务,便指定一些将领到第二十兵团参观助战,其中有许世友、杜义德、李天佑等著名战将。

  1953年7月13日深夜10点,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在炮雨中燃烧起来。炮火刚刚延伸,二十兵团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配合下,向李韩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一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家喻户晓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这时,敌人吃惊地了解到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年仅40岁却身经百战的新任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还发现杨勇指挥过的装备现代化的第16军也调上来了,看样子还要大打。

  这时,美国、李承晚一致同意停战。战后统计,金城反击战役中,我军二十兵团共歼敌52783人,其中俘敌2836人,超过预定计划的5倍,击落敌机85架,缴获飞机1架,坦克34辆,汽车231台,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给了敌军以致命的一击,拉平了金城东南14公里至西南16公里的一条弧线。美国人因此认识了杨勇,说他打仗很“鬼”。南朝鲜更认识了杨勇,他们把金城这一仗比作二战的柏林战役。杨勇在朝鲜期间,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四、与蒙哥马利比试枪法;“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回,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他组织部队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获得优异成绩,并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60年5月26日,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陪同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中国军营。站在猎猎飘扬的“八一”军旗前,杨勇以典型的军人姿态和蒙哥马利握手。蒙哥马利说:“久仰杨将军,中日一战,你们打胜了,朝鲜战场你们又打胜了,令人钦佩。”

  话虽这么说,这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的副司令,曾因指挥北非战役击溃隆美尔、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而闻名于世的元帅,其实并不那么服气。他看了射击、投弹、格斗,一直谈笑风生。看到刺杀表演时,蒙哥马利眼睛直了,望着500名士兵组成的气势磅礴的刺杀方队,郑重提出,能否允许他到刺杀行列里看一看?

  杨勇问:“您要看什么呢?”

  “能不能请士兵脱帽?”

  蒙哥马利提出的这个“怪要求”,杨勇同意了。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500名士兵还是齐刷刷一个动作,右手持枪,左手脱帽。蒙哥马利走进士兵中,用标准的军人目光在每个士兵的额头上审视着,小声说了一句“将轻兵少”。

  这时,蒙哥马利又从一名士兵手中接过半自动步枪,立姿击发,远处的钢板应声落地,博得一阵掌声。然后,他不无得意地把步枪递给杨勇,想看看这位中国将军的功底。杨勇什么也没说,微笑着接过枪来,虽然有好长时间不摸枪了,但一阵连发,所有的游动靶都齐刷刷落地。

  对此,蒙哥马利未置一词。三天后,蒙哥马利到了香港。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纷纷让他谈谈访问中国军队的感受,他揭开了提出“怪要求”的秘密:“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武艺精湛。500人的刺杀方队,像一个人一样。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服役多年的军官。当我走进队列,看见每一个士兵额头都是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才相信都是年轻的士兵。”

  最后,他郑重地说:“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了,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64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访华时,特意要求见一见当年指挥金城反击战的杨勇。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得更灿烂了:“杨勇上将,上将扬勇!这一扬勇,都扬到非洲去了!”

  1966年5月,“文革”狂潮汹涌,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并一度入狱达6年之久。1972年5月,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杨勇重新工作,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宽容。出来工作后,对参与整他的那些人都不怨恨,他总是说:“整我的是林彪一帮坏人,这些同志(指参与整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受害者,况且我不是什么都正确,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973年6月,“文革”已经持续了七年,当时的新疆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极度混乱。在那全中华民族都陷入灾难的岁月里,人民内部不团结,各条战线问题成山,积重难返。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发话:那位杨勇上将,还要继续“扬勇”啊,要把他放在独当一面的地方去!于是,杨勇赴新疆工作,出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1975年8月,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来新疆以后,不顾“四人帮”的压力,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加强部队建设,为消除动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作出了巨大努力,使新疆形势向安定团结的方向发展。

  1977年9月,由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提议,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呕心沥血,战斗到最后一息”。

  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1月15日,在杨勇追悼大会上,杨尚昆所致悼词中有如下一段: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他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治军严格,能攻善守,军政兼优,智勇双全。”“杨勇同志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作为一位彪炳史册的战将,杨勇却从不居功自傲,永远是那样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他经常引用彭德怀元帅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工作中有了成绩,多想想别人的贡献;工作中出了问题,多找找自己的责任。”将军本色,尽显话中。(文:夏明星 吴宏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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