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蒙哥马利折服的杨勇上将，毛主席称赞“上将扬勇”

Posted 2022-12-26 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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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蒙哥马利折服的杨勇上将，毛主席称赞“上将扬勇”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杨勇将军是威名赫赫的“三杨”（杨勇、杨得志、杨成武）之一。在长征路上，在平型关大捷中，在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里，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杨勇将军智勇双全，百战百胜，勇冠三军，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喜爱，多次表扬他，称其“耿直、刚毅”。

data-filtered="filtered" 杨勇将军

　　一、将军身上的五处伤痕

　　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最能体现他英雄本色“勇”字精神的是他身上的五处伤痕。

　　1913年9月29日，杨勇出生于湖南浏阳小镇文家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胡耀邦是表兄弟。父亲为他取名杨世峻。参加革命后，他觉得“杨世峻”三个字太文雅，不能显示男子汉的英武之气，便改名杨勇。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历任红四师一团一连副指导员，红二师二团三连指导员，红二师独立营营长、政委，红四师十团政委，红一师政委，红四师政委，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115师独立旅旅长等职。在惨烈的革命斗争中，杨勇先后五次负伤。

　　第一次，1933年10月，红三军团十师十四团在中央苏区的洵口与敌相遇，双方都措手不及，“狭路相逢勇者胜”，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阵，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开始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飞过，穿破了头皮，鲜血直流，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直到敌人溃退。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纪念――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

　　第二次，1934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统领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构成第四道封锁线，阻击红军长征。在这次极为艰苦的湘江战役中，时任红四师十团政委的杨勇率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战斗中，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牺牲，杨勇支撑大局，率部血战两昼夜，其右大腿被弹片击中，十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

　　第三次，1935年1月，在赤水河畔的土城战役中，十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子弹从他的右腮入唇部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如泉涌，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就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昏倒在血泊中。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在北京医院由院长吴蔚然做手术填平。这次负伤是最重的一次。

　　第四次，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首次与日军精锐坂垣征四郎师团21旅团在平型关交锋，时任115师343旅(旅长陈光)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的杨勇(实为政委)又一次挂彩。

　　按照作战命令，陈光的343旅是主要伏击力量：杨得志、邓华的685团，堵住前面的日军，并封锁其南窜道路；李天佑、杨勇的686团正面向敌人冲杀。徐海东指挥344旅687团在蔡家峪西南，包围分割日军的后卫部队，切断其退路。

　　清晨7点钟，日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林彪与聂荣臻决定发出攻击号令，将敌人切成几段消灭之。伏击一开始，686团指战员同仇敌忾，不怕流血牺牲，人人憋了一股劲，要与日军拼个高低。战斗中，李天佑、杨勇发现日军占领老爷岭制高点，对我军进攻造成威胁，遂率部冒死“深入到战斗最激烈的老爷岭去直接指挥”。为粉碎日军的反扑，杨勇带领3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不幸又左肩中弹，血染军装，坚持指挥直到战斗胜利。平型关一战，115师共伤亡500多人，686团尤为惨烈，9连甚至打剩下十几个人。平型关伏击战，歼灭日军一千多人，震惊国内外，杨勇的名字也和林彪、聂荣臻、陈光等一起响彻华夏。

　　第五次，1938年9月14日，在汾(阳)离(石)公路西公岭附近，已经升任686团团长兼政委的杨勇，指挥部队伏击由汾阳开往离石的一支日军汽车运输队，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日军200余人，炸毁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20余辆。9月21日，在汾离公路王家池附近山谷，他又指挥部队伏击向汾阳撤退的日军第108旅团，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日军步骑兵近千人，击毙日军旅团长山口少将。吕梁大捷，震惊华北日军。此后，汾阳城门紧闭，敌人接连几天在焚烧尸体，而杨勇却在吕梁山区召开庆祝大会。在这次战斗中，杨勇再负轻伤。其后，杨勇随罗荣桓、陈光挺进鲁西，屡战屡捷，威震敌胆。

　　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开路先锋

　　1944年4月，经过三年延安军事学院学习，文武双全的杨勇再赴冀鲁豫抗日战场，就任平原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三路大军展开反攻，他与宋任穷领导中路军连克延津、阳武、封邱，与南路军形成包围开封之势。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杨勇提出“不打开封以免陷主力于坚城之下”的意见，与随后党中央的指示不谋而合。

　　1945年8月20日，杨勇就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随即率军区主力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重挫国民党的内战图谋。同年11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新的野战兵团，全称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杨勇担任司令员。刚组建不久，部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战斗力不很强。当时，许多人对这个部队能不能打硬仗，心里没底，有些担心。但是，杨勇却气定神闲：“‘兵随将转’，部队的战斗力，是靠干部带出来的，是靠战斗打出来的。”他一方面努力建军，一方面带领部队积极作战。1946年初，在冀鲁豫战场上，第七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连克郓城、巨野、嘉祥、济宁等地，歼敌约两万余人，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46年4月，杨勇率领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归建的兄弟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勇继续担任司令员。杨勇之所以军政皆优，指挥有方，能驾驭战场上的千变万化，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他有刻苦顽强的钻研精神。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认真领会上级的意图。由于他较多地接触刘邓首长，尤其善于把刘邓首长的作战指挥思想，运用于自己指挥的战役战斗，所以在作战指挥中，形成了一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能攻善守、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场上，第一纵队将郓城之敌包围。敌人是国民党军第55师师部和两个旅，该敌善于阵地防守，在郓城四周布满了地堡群及暗堡射击孔。面对这样一个强劲敌人，根据刘邓首长关于“攻城部队一定要选择敌防御薄弱、对我有利地段为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火力突破”的经验，杨勇当即命令第20旅在南关向城内实施主要攻击；第1旅在西关向城内进行主要攻击；第2旅在北关向城内实施助攻；第19旅主力调郓城东关，随时准备歼灭东突之敌；各旅突破后，迅速向纵深穿插、割裂敌人而歼灭之。一夜激战，全歼守敌55师师部及两个整旅，共达15000余人，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全歼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

　　郓城战斗结束后，杨勇指挥第一纵队迅速组织了六营集战斗。六营集是个不大的村庄，挤满了1万多敌人。原计划以第一纵队及第六纵队为主力，从六营集南、北、西三路包围实施总攻击，一举全歼敌人。后来，杨勇考虑到：“若迫敌为困兽之计，其兵力火力集中，我付代价必大，莫如趁敌兵力拥挤混乱、企图突围之际，诱敌于野外歼灭之。”这一计划，得到邓小平政委批准。六营集东南方有一块几平方公里的大洼地，杨勇决心用“围三阙一”的方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作为敌人的“逃路”。夜晚，为了给敌人以“安全”感，杨勇让驻守在这里的文工团、通信营、卫生所等纵队直属单位加强灯火管制。走投无路的敌人，发现这里尚存一线生机，就在深夜全部钻进了杨勇准备好的“口袋阵”。战斗历时3日，歼灭相当于两个军的整编师，创造了运动战的范例。因此，受到军区首长通令嘉奖，荣立大功。

　　1947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通过黄泛区，渡沙河、红河，涉汝河、淮河的时候，一片泥泞沼泽，使人望而却步，杨勇斩钉截铁地说：“雪山、草地、泸定桥我们都过来了，我不相信黄泛区和几条河流就过不去！”说着，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干部战士无不被他的行动所感动。在他的带领下，部队胜利地通过了数条河流和难行的小道，到达了大别山。在杨勇指挥下，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经过22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区。同年10月，统一组织和指挥了高山铺战役。此役，第一纵队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5700余人，击落国民党军机1架，“为野战大军实施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底，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遭到沉重的打击后企图突围逃窜。敌人向哪个方向逃窜，参谋指挥人员开始判断不准。一天，刚过中午，激战双方稍事停顿。突然，敌人的轰炸机沿第一纵队阵地西北方向一路轰炸过来，一条线延伸到敌阵地前沿。这时，杨勇和参谋长潘焱隐蔽在一个防空壕里，他不时地观测着敌机轰炸的目标和位置，边观察边对参谋长潘焱说：“老潘，敌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对我方阵地的轰炸，一反常规，无疑是在为他们的突围部队指出逃路的标记，敌机轰炸的方向，就是黄维要逃跑的方向。”根据杨勇的判断，潘焱立即作了防敌突围、扑歼敌人的准备。果然，敌人在夜晚向双堆集西北方向突围。结果，逃跑之敌遭到了第一纵队猛烈的阻击，各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终于歼灭了敌精锐部队黄维兵团12万余人。

　　三、金城反击战扬威朝鲜半岛

　　1949年2月，杨勇就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同年4月21日，杨勇指挥五兵团在安庆以西渡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同年9月，奉命向大西南进军。此时，国民党军队为了迟滞解放军的行动，将沿途桥梁烧毁、道路破坏。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537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多次，以追击和多路迂回等战术手段，在兄弟兵团协同下，共歼敌37000多人，解放了贵阳市和大小县城21座，完成了迂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伟大任务。同年12月26日，他又统一指挥五兵团的两个军和三兵团的三个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成都战役。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又难耐寂寞，他写报告给刘、邓、贺首长和中央军委，要求到朝鲜打美国侵略者。由于诸多原因，他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

　　1953年4月，杨勇终于有机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等职务。杨勇到朝鲜战场时，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剩下的就是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则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从北京回到朝鲜，准备参加签字仪式。和平即将到来，杨勇自己也以为，“白来一趟了，没有能和美国佬过过招!”没想到节外生枝，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狂言：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他指使武力劫走2.7万中朝被俘人员，补充到李韩军中去了。

　　这样，进行了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就难以签订，此举激怒了中朝两军。杨勇对政委王平说：“为什么美国主子要和，而李承晚还要继续打？他有什么本事继续打下去？是他自己单独打？还是另有目的？恐怕还是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想到美军可能背后撑腰，他的干劲上来了：主打李韩军，捎带着给美军一点颜色。

　　毛泽东指示：朝鲜战场作战，要“零敲牛皮糖”。因此，许多次战斗都是去个班、排，顶多不过一个连，占个有利地形，捉上一两个俘虏。但这样下去怎么是个完呢？敌人态度这么强硬，不就是因为我们没从根本上摧毁敌人的斗志吗。在战场上，谁军事力量强，谁就有力量。杨勇决心打大仗，上3个军，后来在杨得志的支持下，增加到5个军。

　　一开始，好多人都不理解，说朝鲜这种情况行吗？没把握。有人说：你初来乍到，这么个组织法，搞三个集团军。有些人干脆反对，说杨勇想出风头。就连以大胆著称的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

　　这时，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他赞成杨勇的看法，认为如果不在军事上给予李承晚集团惩罚性痛击，不仅会拖延朝鲜停战，而且会影响朝鲜半岛的战后和平。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1.5万人。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表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灭李韩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反击战前，志愿军总部考虑到其他兵团暂时没有更大的任务，便指定一些将领到第二十兵团参观助战，其中有许世友、杜义德、李天佑等著名战将。

　　1953年7月13日深夜10点，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在炮雨中燃烧起来。炮火刚刚延伸，二十兵团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配合下，向李韩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一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家喻户晓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这时，敌人吃惊地了解到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年仅40岁却身经百战的新任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还发现杨勇指挥过的装备现代化的第16军也调上来了，看样子还要大打。

　　这时，美国、李承晚一致同意停战。战后统计，金城反击战役中，我军二十兵团共歼敌52783人，其中俘敌2836人，超过预定计划的5倍，击落敌机85架，缴获飞机1架，坦克34辆，汽车231台，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给了敌军以致命的一击，拉平了金城东南14公里至西南16公里的一条弧线。美国人因此认识了杨勇，说他打仗很“鬼”。南朝鲜更认识了杨勇，他们把金城这一仗比作二战的柏林战役。杨勇在朝鲜期间，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四、与蒙哥马利比试枪法；“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回，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他组织部队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获得优异成绩，并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60年5月26日，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陪同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中国军营。站在猎猎飘扬的“八一”军旗前，杨勇以典型的军人姿态和蒙哥马利握手。蒙哥马利说：“久仰杨将军，中日一战，你们打胜了，朝鲜战场你们又打胜了，令人钦佩。”

　　话虽这么说，这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的副司令，曾因指挥北非战役击溃隆美尔、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而闻名于世的元帅，其实并不那么服气。他看了射击、投弹、格斗，一直谈笑风生。看到刺杀表演时，蒙哥马利眼睛直了，望着500名士兵组成的气势磅礴的刺杀方队，郑重提出，能否允许他到刺杀行列里看一看？

　　杨勇问：“您要看什么呢？”

　　“能不能请士兵脱帽？”

　　蒙哥马利提出的这个“怪要求”，杨勇同意了。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500名士兵还是齐刷刷一个动作，右手持枪，左手脱帽。蒙哥马利走进士兵中，用标准的军人目光在每个士兵的额头上审视着，小声说了一句“将轻兵少”。

　　这时，蒙哥马利又从一名士兵手中接过半自动步枪，立姿击发，远处的钢板应声落地，博得一阵掌声。然后，他不无得意地把步枪递给杨勇，想看看这位中国将军的功底。杨勇什么也没说，微笑着接过枪来，虽然有好长时间不摸枪了，但一阵连发，所有的游动靶都齐刷刷落地。

　　对此，蒙哥马利未置一词。三天后，蒙哥马利到了香港。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纷纷让他谈谈访问中国军队的感受，他揭开了提出“怪要求”的秘密：“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武艺精湛。500人的刺杀方队，像一个人一样。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服役多年的军官。当我走进队列，看见每一个士兵额头都是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才相信都是年轻的士兵。”

　　最后，他郑重地说：“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了，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64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访华时，特意要求见一见当年指挥金城反击战的杨勇。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得更灿烂了：“杨勇上将，上将扬勇!这一扬勇，都扬到非洲去了!”

　　1966年5月，“文革”狂潮汹涌，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并一度入狱达6年之久。1972年5月，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杨勇重新工作，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宽容。出来工作后，对参与整他的那些人都不怨恨，他总是说：“整我的是林彪一帮坏人，这些同志（指参与整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受害者，况且我不是什么都正确，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973年6月，“文革”已经持续了七年，当时的新疆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极度混乱。在那全中华民族都陷入灾难的岁月里，人民内部不团结，各条战线问题成山，积重难返。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发话：那位杨勇上将，还要继续“扬勇”啊，要把他放在独当一面的地方去!于是，杨勇赴新疆工作，出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1975年8月，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来新疆以后，不顾“四人帮”的压力，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加强部队建设，为消除动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作出了巨大努力，使新疆形势向安定团结的方向发展。

　　1977年9月，由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提议，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呕心沥血，战斗到最后一息”。

　　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1月15日，在杨勇追悼大会上，杨尚昆所致悼词中有如下一段：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他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治军严格，能攻善守，军政兼优，智勇双全。”“杨勇同志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作为一位彪炳史册的战将，杨勇却从不居功自傲，永远是那样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他经常引用彭德怀元帅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工作中有了成绩，多想想别人的贡献；工作中出了问题，多找找自己的责任。”将军本色，尽显话中。（文：夏明星　吴宏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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