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唐肃宗夺唐玄宗皇位的一场闹剧 灵武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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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唐肃宗夺唐玄宗皇位的一场闹剧 灵武即位
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长安失守，唐玄宗仓皇“幸蜀”。从离开长安，到得知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后主动逊位，唐玄宗一直是大唐政府唯一合法的“掌门人”。这期间，太子李亨当了皇帝，说句不好听的，他的即位像是趁火打劫——篡行，而且经过精心包装。《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详细记述了大臣裴冕、杜鸿渐等人解释太子李亨即位的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寇逆乱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国家发生了叛乱，玄宗皇帝已经无法驾驭这种局面，跑到了蜀川避难，他的那把交椅就算让出来了，作为皇太子，在这个时候即位，替父皇分忧、为社稷排难，是顾全大局、理所当然的选择。
皇太子李享被点为天下兵马元帅，全权负责收复两京、平服叛乱事宜，但替父皇分忧、为社稷排难，就非得自己当皇帝吗？照这样的逻辑，其他人不都可以打着这样的“旗号”另立中央了吗？
唐玄宗是“移幸蜀川”，并不是“倦勤大位”，而是仍然主持着全国的平叛工作，并尽最大可能履行了大唐政府“掌门人”相应的职责，如对中央和地方的有关人事，进行了调整，并先后任命了崔圆、房琯、崔涣三人为宰相，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危难时期中央政府的感召力，为收拢人心、凝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庐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的同时，分别任命永王李璘、盛王李琦、豐王李珙为各路都统节度使，分守外镇，为稳定局势、平定叛乱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史载，任命诏书一下，“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而叛首安禄山则拍胸叹气道：“我不得天下矣”。这种理由，难以叫人信服。
第二个理由：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玄宗皇帝“幸蜀”后，因为交通不便，给请示汇报造成了困难，而且，他这一去，大唐江山、国家政权失去了凝聚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子只有当了皇帝，成为社稷之主，才能放开手脚承担起平复叛乱、重整社稷的重任，这是时势使然、迫不得已的选择。
马嵬驿分手，唐玄宗通过高力士，表达了自己对太子李亨所寄予的殷切厚望，说了一番话。其中“莫以吾为意”至少包涵两层意思：一是从父子感情角度，劝慰太子李亨不要担心；二是从君臣大义角度，提示太子李亨，在这特殊时期不必拘于常礼，一些关乎平叛的大政方针，不必常请示、常汇报，完全可以自行决断。玄宗对李亨绝对的信任，溢于言表。李亨即便不当皇帝，照样可以放开手脚承担起平复叛乱的重任。
交通困难，请示、汇报不方便，就得自己当皇帝吗？这样的逻辑说不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完全可以随机应变地处理军政等有关事宜，与便不便没关系。唐玄宗已经充分地放权，成败取决于他的能力和责任心，请示、汇报作为外部因素，不是问题的关键。国家政权失去了凝聚的核心？玄宗皇帝没有死，没有退位，何谈失去了凝聚的核心？
第三个理由：万姓颙颙，思崇明圣，天意人事，不可固违。在这国难时艰的时刻，老百姓都期望着、各种祥瑞也兆示着，能有一个明君，来拯救他们于水火，这个明君不是别人，就是您——太子李亨，这是百姓的意愿、上天的选择。
玄宗“幸蜀”，老百姓的期望，大打折扣，但这不是不承认玄宗这个皇帝。在灵武即位前，老百姓充满了期待，但这种期待绝非希望他取玄宗而代之，当他们听到了李亨治兵河西的消息，说道：“吾太子大军即至！”和李亨的拥戴者们“万姓颙颙，思崇明圣”，不对等。
马嵬驿分手后，“有白云起西北，长数丈，如楼阁之状，议者以为天子之气”。说太子李亨的即位，与天象有关。后来，又出现好几次，都是预示真命天子的气象。
人事鼓吹，天意炒作，三点理由，道出唐肃宗的即位，是一场精心包装的篡行。
唐朝历史 并非出自唐玄宗提前禅让
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是唐朝中期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直以来颇受人们关注。玄宗的交出政权，肃宗的接受政权，在这一交接过程中，至今留有许多谜团还没有被解开。这其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唐玄宗李隆基真的有意传位？
唐肃宗李亨是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从小聪敏强记，两岁封王。玄宗废掉太子瑛之后，朝廷中以李林甫为首的多数大臣都拥护玄宗宠妃武惠妃的儿子寿王瑁为太子。但是玄宗却认为李亨年长，又听高力士的话。在他的坚持之下，李亨得以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入主东宫。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安禄山来朝，李亨觉得他有谋反的迹象，于是请求玄宗诛杀安禄山，但是玄宗没有听他的话。后来，安禄山果然叛变，大兵压向京师，玄宗等仓皇向蜀郡出逃。
马嵬驿兵变之后，玄宗的队伍中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认为不可以到蜀郡去，有的主张到太原，有的提议到朔方，有的说还是回京师的好。玄宗一心想入蜀，在征得大家同意后决定继续前进。老百姓们遮道请留，希望皇帝不要离开宫阙陵寝所在之地。玄宗想了很久，最终还是西行了，叫太子李亨留在后面宣慰父老。过了一会儿，人越聚越多，竟达数千人。百姓父老拉住太子骑的马，太子无法前行。太子的两个儿子及李辅国劝太子留下来，以便东讨逆贼。玄宗走出了一段路，见太子不来，心中有所疑虑，无奈之下，拨给他两千人马，命他收复长安。
有学者认为，太子不得行是故意制造的假象。长期以来，太子与父皇有较深的裂缝。玄宗曾同日赐死三个皇子，太子看在眼里，心里十分恐惧。如果继续跟随父皇到蜀郡，今后太子地位能否保住，是难以预料的。他采用了李辅国等人的意见，让老百姓出面遮道请留，以求得发展个人势力。玄宗已经预感到太子要走自己的路了，不禁叹了一声:天也。就与太子分道扬镳了。
李亨率众自奉天一路北上，于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到达灵武。仅过三天，他就在城南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颁布诏书，大赦天下。
就像当年李亨能入主东宫，全靠其父王李隆基的坚持一样，史书记载，肃宗能在灵武顺利即位，其父亲的让位之举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唐大诏令集》收进的《肃宗即位赦》和《肃宗即位册文》这两份官方文书来看，玄宗似乎在马嵬驿兵变和安史动乱之前就已经有厌烦每天处理朝政的情绪，并且有要传位给太子李亨的念头。《旧唐书》的《韦见素传》和《杨贵妃传》以及《资治通鉴》等分别提到了玄宗想要传位或禅位之事，论调与上述两份文件一致。因而从表面上看，玄宗早已有了禅位之心，马嵬驿兵变则让他如愿以偿。然而，只要再仔细探究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着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
从常理而言，没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封建君主会心甘情愿地让出宝座。自汉代以来的太上皇，除了那些名为传位实仍独揽朝政，或名为传位实则等待时机重新上台者以外，其余的太上皇最后的结局都是比较凄惨的。更何况唐玄宗并非碌碌无能之辈，作为一个曾经带领国家开创了令全世界叹为观止的开元盛世的皇帝，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将皇位拱手相让呢？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言玄宗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时就已有了传位之心。但是恰恰是在这一年，他在兴庆宫接受了大臣送给他的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的徽号，并为此颁发了全国大赦文，从中看不到一丝一毫他想禅位的迹象。虽然这一年，他也曾几次向高力士提起要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但是将朝廷大事委托给将相显然与传位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李隆基、李亨父子于马嵬驿分道扬镳之后，李隆基并没有听任李亨一个人去平定叛乱，自己在成都静待佳音。相反，他于入蜀途中从容布置平叛，从未忘记自己的帝王身份。玄宗到成都后的第十四天，肃宗从灵武派出使者赴蜀，向玄宗报告即位的事情。四天后，李隆基颁布了《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此诏其实已无任何作用，太子早已即位，所谓命已是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为自己被迫让位留点面子。诏中，玄宗说自己尽管已是太上皇，但是肃宗在处理军国事务后必须向他奏报。此外，他还为自己保留了以诰旨形式处理事务的权力，并用诏令的形式使之固定化和法律化。李隆基所做的这一切的结果，不但没有让人看出他有高枕无为的意向，相反，使唐朝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一个由太上皇和皇帝同为政治中心的特殊的中央政治格局。
颁诏后二天，玄宗命左相韦见素、宰臣房g等带着传国宝玉及册书到灵武，举行传位仪式。同一天，他命贾至写了一篇《皇帝即位册文》，让韦见素带到灵武，内中称赞肃宗有忠孝之诚，其实不过是官样文书罢了。据说贾至写好这篇册文后，玄宗读了一遍，感叹万千，说:过去先帝（睿宗）逊位给我，册文是你父亲贾曾所写。今天我将神器大宝托付储君，又是你写册文。贾至听后，呜咽感涕，反映出了玄宗传位的无奈和悲凉。
肃宗在灵武，得到了郭子仪等人的帮助，壮大了军力。这年九月南下扶风，举起了平叛的大旗。九月底，在顺化（今甘肃庆阳）他见到了韦见素等人。韦见素等献上传国宝及册书，但肃宗不肯受，假惺惺地说:近来中原还没有安定，我是暂时总领百官，哪里敢乘人之危，抢夺皇位？群臣固请，肃宗还是不许，就将皇权象征物传国宝和册书置于别殿，说就如孝子朝夕事奉父亲一样，每天昏定而晨省。至此，传位也就结束了。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在蜀郡流浪了一年多的玄宗在肃宗的迎接下回到了长安。作为太上皇，他重新回到了兴庆宫。不久，李辅国在肃宗授意下将玄宗幽禁于西内，直至最终幽愤而死。
许多人认为，尽管史书记述了众多玄宗情愿传位的资料，但从种种疑点推断玄宗禅位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他之所以会在得知肃宗灵武即位之后，马上作出反应，颁布《令肃宗即位诏》和《肃宗即位册文》，其实是一种政治手腕。因为此时李亨已得到朔方的支持，打出平叛旗号，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的事实，况且，这样一来，他也能名正言顺地在肃宗即位后的国家政治中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还认为，《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所提到的内禅、传位之事其实指的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玄宗意欲亲征叛军而命太子监国一事，与传位于太子没有关系。
然而，这一切也只是推测，要真正揭开玄宗传位的真相，还有待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提出更多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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