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流传甚广的“周总理遗言”究竟说了些什么

Posted 2022-12-26 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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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流传甚广的“周总理遗言”究竟说了些什么

　　1976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会忘却的一年。这一年天崩地裂，伟人谢世。这一年，是十年动乱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年，也是孕育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在众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经被人们遗忘，这就是发生在“十里长街送总理”与四五事件之间的、震惊中外让中央高层全力追查的“总理遗言”案。

data-filtered="filtered" 周恩来逝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二月上旬，一份感人肺腑的“总理遗言”，说出了人们憋在心里已久，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因此这份“遗言”一出现，就被人们争相传抄，几天之内便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国外130多家电台轮番播送，“总理遗言”震惊了中央，震惊了海外……

　　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通知中说“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劈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紧接着，公安部根据中央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发出1976（12）号文件《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张春桥说，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于是，全国范围的大追查、大搜捕开始了。公安部汇集种种追查信息，一个十分清晰的脉络指向杭州，“总理遗言”炮制地就在这里。

　　这时候还敢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源的邓小平说话，这些杭州人似乎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杭州的最高首脑似乎着急了，立即成立了查处“总理遗言”案领导小组和专案组。由于炮制者们本就没有采取任何自我保护的防范措施，4月底，杭州市公安局很快就锁定“总理遗言”源头就在杭州市汽轮机厂，经过深入排查，一个外号叫蛐蛐儿的青年工人浮出水面。

　　蛐蛐儿：“胆小软弱”的小才子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他是七十年代真正的青年才俊，长得风流倜傥，一米八几的个儿，有些微卷曲，浑厚的男中音，普通话非常标准，他小学时就是杭州市少年儿童普通话竞赛一等奖，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李君旭有很好的外表和才华，女生都喜欢他，是许多女同学心中的白马王子，常常以暧昧的心态欺负他，他从不反击。

data-filtered="filtered" “总理遗言”的作者李君旭

　　李君旭的父母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父亲是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家里又有良好的海外教育的背景，他是同学们公认的杭州才子，男女同学中，人缘都很好。

　　李君旭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外号叫瓜子的袁中伟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他俩是同班最要好的同学，蛐蛐儿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袁中伟是思维缜密，深谙世事，有远见卓识的青年。他们还有两位同学，浙江建设兵团的阿斗，在农村插队外号叫大耳朵的吕建树，当然还有一些不是同班同学，只是校友或有着同样情趣的热血青年。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

data-filtered="filtered" 总理遗言作者蛐蛐儿,真名李君旭（后排右）

　　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竟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袁中伟等人的聚会也更加频繁，总是在一起议论时局，畅谈看法，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蛐蛐儿创造“总理遗言”

　　1976年2月5日，吕建树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袁中伟、李君旭、阿斗、吕建树、晨光等一帮人都聚集到吕建树家里。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家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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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谈到了华国锋，谈到了为什么不让邓小平当总理，谈到了周总理的伟大一生，就在大家议论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遗言内容如何等问题。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data-filtered="filtered" 总理遗言

　　他笔下的这份“总理遗言”文字简洁节制、分寸把握精当，极符合人民心目中周总理的秉性与风格，更为重要的是符合那个“非常态”的政治年代内心普遍有着压抑情绪的民众的心理渴望与政治寄托。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第二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

　　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注：此段落为本文作者对“周总理遗言”的评论)这一段话，把总理的亲民形象，把人民的幸福生活尚未实现，愧对先烈的悲哀，把扭转阶级斗争为纲迈向现代化的憧憬，刻画得荡气回肠，这能不唤起人民对总理的怀念？能不激起人民对总理嘱托小平担当国家大任的拥护，衷心希望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幸福，而力挽狂澜。

　　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这份“总理遗言”，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data-filtered="filtered" 李君旭

　　所以这就体现了当年这个“总理遗言”炮制者的文才和水平，后来这位青年人说：他研究了胡志明的悼词，研究了任弼时的悼词，看了很多这类东西，看了周总理讲话的大量文稿，琢磨他的文风和语气。实际上“总理遗言”的撰写是一气呵成。

　　在1976年2月10日晚上，天依旧寒冷，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当时在场的袁中伟、阿斗、晨光，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怀疑，在议论了一番，大家都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袁敏也是在这个时候从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她看了以后，依然埋头就抄。她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

data-filtered="filtered" 袁敏

　　就这样，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23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从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了十年。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蛐蛐儿杜撰“总理遗言”，恰恰迎合了广大人民心里想说没能说的话，应了人民的心里渴望，人民更加怀念周总理，希望邓小平能在危难之际为国担大任。

　　再说，在那特定的、封闭的历史环境下，人们读到“总理遗言”，尤其是最后“骨灰不要保存，撒掉。”无不潸然泪下。“撒掉”，意味著什么？总理一生清贫，没有子女，死后骨灰都不保存，要撒掉，他在担心什么，担心政局不稳定啊！

　　蛐蛐儿杜撰“总理遗言”的初衷，是希望“总理遗言”流传的，让人们知道他想说的话。但他没有预示到流传这么快，这么广，影响那么大，直至国外130多家电台轮番播送。

　　这份力挺邓小平的“总理遗言”，不仅是中央始料不及，引起了当权派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

　　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电话通知，通知中说“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劈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紧接着，公安部根据中央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发出1976（12）号文件《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张春桥说，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

　　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局长大人亲自坐镇，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限令当晚二十四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遗言”是从哪儿来的，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学，“工、军宣队”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讲清楚自己同“遗言”有关的一切情况。连理发的师傅，都因涉嫌传播谣言而挨了批斗。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于是，全国范围的大追查、大搜捕开始了。后来，因“总理遗言”从而导致被牵连、投牢、审查的人达七千多人。直到“四人帮”下台之后，“总理遗言”案的法律性质有所改变，已经不再是全国重大政治案，更不能用法律来惩处这批人，在杭州涉案被逮捕的12人，分批获得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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