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领导更容易成为危机时刻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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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领导更容易成为危机时刻的替罪羊

原标题:英国学者:女性领导更容易成为危机时刻的替罪羊

           关注英国“脱欧”:党内分裂  特雷莎·梅政府面临考验

一旦出现国家经济停滞、公司亏损等困局,而男性选择“逃走”时,接过权杖的女性领导者会面临不可避免的失败吗?她们注定被至于更危险的处境而成为“背锅侠”吗?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学者米歇尔•瑞恩是这样认为的。

米歇尔•瑞恩认为,相较于各行各业男性领导人普遍居多,女性通常更容易在特别危险的情况下获得最高职务,瑞恩用“玻璃悬崖”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现象。而支撑其理论最贴切的例子就是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当地时间4月1日晚,英国议会第二次就脱欧进行“指向性投票”,最终结果显示,包括“软脱欧”和“取消脱欧“等4个选项全被否决。此前,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已遭到“三连败”,这一切无疑让脱欧进程坠入无底深渊。

3月30日晚,强硬脱欧派阁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若特雷莎·梅接受英国退欧后留在关税同盟的方案,或者让英国参与5月欧洲议会选举,他们打算请辞。保守党314名国会议员中,已有170人联署反对“软脱欧”,要求不论能否通过脱欧协议,英国都要在5月22日实现脱欧。

另一方面,反对无协议脱欧的阵营里,也有至少6名内阁官员表示,如果出现硬脱欧就将辞职。由此可见,特雷莎·梅在脱欧派和留欧派两大阵营里都无法获得支持,其脱欧协议无异于在夹缝中求生。

此前,为确保协议“闯关”成功,特雷莎·梅表示,只要议会通过脱欧协议,自己甘愿辞职谢幕。但即便如此,议员们也不为所动,仍然第三次否决了脱欧协议。投票后,她发表声明称,“议会否决了无协议脱欧,否决了不脱欧,否决了所有替代性方案,如今又否决了脱欧协议。”

她其实是在质问议会: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事实上,很多分析认为,英国议会连续三次否决特雷莎·梅所提交的脱欧协议,接着又把8项相关协议统统否决,这些行为并非针对脱欧问题本身,而是明显针对脱欧协议的主导者——特雷莎·梅。

特雷莎·梅临危受命 却成为脱欧困局的“背锅侠”

连日以来,英国出现大规模反脱欧游行,而这些示威者的标牌中,出现了很多明显针对特雷莎·梅的标语。他们举着模拟特雷莎·梅的假人和自绘的讽刺漫画,指名道姓地要求特雷莎·梅为脱欧僵局负责,甚至指责她是脱欧的罪魁祸首。

这些评价对特雷莎·梅而言显然非常不公。因为,在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时,她只是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内政大臣。贸然进行脱欧公投的决定者是卡梅伦;而且,特雷莎·梅也并非脱欧的支持者。事实上,就连卡梅伦本人也并不支持脱欧。

即使脱欧公投或脱欧本身都是英国的“政治灾难”,特雷莎·梅本人都不该对此背负多少责任。因为,启动公投程序的是当时的首相卡梅伦,投票选择了脱欧的是英国人民自己。

但是,面对目前的脱欧困局和难以预测的未来,参与政权斗争的议员们不在乎这些事实,情绪激动的示威者也不会搭理事实,他们只需要将最明显的目标特雷莎·梅树作靶子攻击,以宣泄脱欧两年英国仍无法走出泥潭的愤懑,减少对自己当初草率决定的懊悔和自责。

2016年,那时快60岁的特雷莎·梅怀揣着成为英国首相的梦想已有多年,但是直到那个时刻——那个英国做出意外决定、前途未卜的时刻,她才得以梦想成真。米歇尔•瑞恩评论说,特雷莎·梅将自己置于了一个无法取悦任何人的位置,“不管她在英国退欧问题上怎么做,50%的英国人会高兴,另外50%的英国人则会不高兴。”

在英国脱欧事件中,特雷莎·梅被推上了注定失败的舞台,成了吃力不讨好、失败了要接受批评的替罪羊,她是女性在特别危险的情况下才得以担任最高职位的典型代表。女性在危机期间担任最高领导者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种时候,一旦无法扭转乾坤,没人追问前因,她可能成为整个局面的背锅侠。在危急关头,往往需要极大的才能和个人魅力,才能将烂摊子处理得稍微妥帖一些,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被苛责。

力挽狂澜后“铁娘子”被迫出局

特雷莎·梅正面临其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危机,这也令人联想起英国另一位女性首相撒切尔夫人。

1979年5月4日,54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而那时的英国被笼罩在严重的阴霾中:当时,英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GDP增长率不足2%,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1%。工会还在罢工、制定保护条款等,这些统统加剧了通胀。

在危急时刻走马上任后,撒切尔立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公共开支、大规模出售国企、大规模出售公租房等。这些激进迅猛的改革方案令《卫报》瞠目结舌,它评论道:“这是战后最丰厚的政治和经济赌博。”

从后来的结果看,撒切尔算是赢下了这场赌博:整个80年代,英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通胀率则下降到约4%,普通居民持有大企业股票的比例从7%上升到20%。

在撒切尔去世后,BBC甚至评论说:“撒切尔夫人挽救了英国经济。”

即便如此,撒切尔的第三次任期也充满挫折。由于保守党在货币政策、税收及英国在欧洲共同体内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1990年,保守党内部冲突激化,撒切尔和特雷莎·梅类似,都遭遇了不信任投票,她最终以204票对152票赢得了不信任投票。她在投票后以藐视的口气说:“我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但仅仅两天后,她就宣布辞职,黯然离开唐宁街。

撒切尔在辞职声明中说:“在同内阁同事广泛磋商后,我已断定,如果我辞职,将更有利于党内的团结和大选获胜的前景,并使内阁同事能加入领袖竞选。”

在英国危急时刻,撒切尔同样被推上了“玻璃悬崖”,成为了最高领袖。撒切尔较为成功地挽救了英国的经济,但即便如此,她最终还是在激烈的党内竞争中,被踢出局。撒切尔和特雷莎·梅都在特别危险的情况下才获得最高职务,被推上“玻璃悬崖”,从目前英国脱欧的形势来看,她们最终的结局也可能相似。

通用汽车出丑闻 玛丽•巴拉被视为女救星

除却政治领袖,在经济领域,临危接盘的女性也很多,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就是其中一例,她曾被视为通用汽车的女救星。

2014年,玛丽•巴拉升任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这在当时被视为一场性别平等的胜利,因为她是首位领导一家全球汽车制造商的女性。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通用汽车面临的局势,玛丽•巴拉的任命无疑又佐证了开头提到的“玻璃悬崖”理论。

当时,通用汽车公司正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从2014年2月份开始,通用汽车已因点火开关故障召回了近260万辆汽车,这一故障在美国已经导致至少13人死亡。与此同时,由于在宣布召回之后行动迟缓,通用汽车在同年5月16日还被美国运输部下属的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处以3500万美元罚款,这个数字是运输部罚款规模的法律上限。当时距离玛丽•巴拉获得任命仅隔两周。而在她上任前,2009年曾申请破产保护的通用汽车就一直奋力希望摆脱困境,在此前15年里,这家公司已经亏损了约180亿美元。

刚上任,巴拉就立即被推到了舞台中央,突然从业界先锋变成了众矢之的。她必须面对媒体和公众详细解释通用汽车的问题,为点火开关故障道歉,尽管这些过错根本不能怪她。她还不得不为召回事件四次到美国国会接受听证调查。

在整个危机期间,巴拉不断道歉,开除了对点火开关问题负主要责任的15个人,重新构建了通用汽车的司法规程,并且开展了“为安全进言”的活动,允许员工检举内部问题。她还利用这次危机来改变通用汽车过于尊重上级的文化。

巴拉对于通用危机的处理,最终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和理解。她被推上了“玻璃悬崖”,最终凭借自己的能力避免葬身崖底的危险。

接下烫手山芋 梅里莎•梅尔拯救雅虎宣告失败

然而,并非所有的女高管都有这样的运气,前雅虎首席执行官梅里莎•梅尔就成了“玻璃悬崖”下的牺牲品。

梅里莎•梅尔曾被寄予了拯救岌岌可危的雅虎的厚望。在梅里莎•梅尔接手雅虎时,雅虎正处于增长停滞期:雅虎在拍卖领域输给了eBay,在搜索领域输给了谷歌,在信息分类领域输给了Craigslist。雅虎的广告收入也一落千丈,市场几乎被谷歌和Facebook瓜分殆尽。

而且,在梅里莎•梅尔接手雅虎之前的五年时间里,雅虎经历了四任CEO。

2007年,在雅虎危急存亡之秋,创始人杨致远出山,再次担任CEO。但在杨致远回归的两年多时间里,雅虎非但没被注入新的活力,反而两次错失被微软收购的机会。2009年,眼看着雅虎这艘大船越沉越深,杨致远辞去了CEO一职,退出董事会,亲手斩断了自己与雅虎的最后一点联系。之后,雅虎迎来了CEO卡罗尔·巴兹,她在职期间无功无过,但在互联网这条高速路上,匀速前进本身就是一种后退,雅虎更加落后于其他科技公司。两年后巴兹被辞退,继任者斯科特·汤普森仅仅在雅虎CEO的位置上待了4个月,就因学历造假而被迫辞职。

频繁易主,让原本就走下坡路的雅虎更加动荡。接手这样的雅虎,意味着接下了一个烫手山芋,等待的只有两种结果:一是雅虎因为她的接盘找到正确的方向重回辉煌,另一种则是雅虎继续走向衰败。很不幸,即使梅里莎在雅虎任职期间尝试了很多改革措施,也无力回天。最终,梅里莎黯然离职。

玛丽•巴拉和梅里莎•梅尔的经历都吻合“玻璃悬崖”理论,只不过她们一个力挽狂澜,继续担任最高职位至今,另一个无力回天,最终黯然退场。

然而,也有人并不认同“玻璃悬崖”理论,比如ATM提供商YourCash Europe的女首席执行官珍妮•坎贝尔,尽管她本人就是在公司的危机时刻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的,但她认为这得益于自己的工作经验,与性别毫无关系。坎贝尔还认为,很多男性也在艰难时刻担任领导者,但女性在失败时会招来更多的注意,因为公司高层中的女性数量仍旧很少。

根据Strategy&对2500家公司的年度研究,在2015年全球359名新任首席执行官中,女性仅有10人,该数据为2011年以来最低。

在全世界女性领袖数量远低于男性的情况下,各行各业的女性领袖无疑会被置于聚光灯下。英国首相撒切尔、特雷莎·梅,甚至德国总理默克尔,她们在上任时几乎都创造了历史,而且都有种大难当前、临危受命的悲壮感。她们有的比较成功的扭转了当时的局面,有的无法以一己之力改变已经日落西山的形势。不论女性是否更容易遭遇“玻璃悬崖”,对于已经打碎了玻璃天花板、留在了顶峰的女性而言,她们面对困难、临危受命的勇气值得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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