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中国人必须知道的13个历史地理常识

Posted 2023-02-24 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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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中国人必须知道的13个历史地理常识

收藏：中国人必须知道的13个历史地理常识。所谓正史从前学者对历史研究也颇注重，史的地位仅次于经。史部典籍繁多，最占重要地位的就是所谓正史。正史是官修的，每逢朝代更易，新朝政府便简派一批人员（但从前并不一定是这样的），编撰上一代的全史，累积到清朝，这样的史书就有二十四种之多，叫做“二十四史”，兹将“二十四史”的书名作者列左：
1、《史记》汉司马迁撰2、《汉书》东汉班固撰3、《后汉书》宋范晔撰4、《三国志》晋陈寿撰5、《晋书》唐房乔等撰6、《宋书》梁沈约撰7、《齐书》梁萧子显撰8、《梁书》唐姚思廉撰9、《陈书》唐姚思廉撰10、《魏书》北齐魏收撰11、《北齐书》唐李百药撰12、《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13、《隋书》唐魏徵等撰14、《南史》唐李延寿撰15、《北史》唐李延寿撰16、《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17、《新唐书》宋欧阳修等撰18、《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撰19、《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20、《宋史》元托克托等撰21、《辽史》元托克托撰22、《金史》元托克托撰23、《元史》明宋濂等撰24、《明史》清张廷玉等撰以上“廿四史”至明代止，共三千二百四十九卷。

清朝虽已过去，但官修的正史还没有完成。民国初年本来设有清史馆，由赵尔巽等主持其事，到民国十七年，编成了一部未定的史稿，共五百三十六卷，目录五卷，命名《清史稿》，曾草草付印，不久即被禁。开明书店印行“廿五史”，系将柯劭忞所撰《新元史》加入。《新元史》于民国九年脱稿，经政府明令列入正史，内容比《元史》正确详备。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为“廿四史”中最被人重视的一部分，过去读史者，“廿四史”不必全读，但这四史则在所必读，尤其是《史记》、《汉书》，文章优美，不仅被人当史书读，也当文学作品读。就正史体例说，司马迁创立之，班固继承之，略加更改，以后作史者完全依样画葫芦，没有新形式，我们只须分析一下《史记》、《汉书》，便知道一切正史了。正史的内容正史不一定正确，但比较地详备，为研究史学者的主要材料。《史记》是最早的一部完备的史书，在他以前的重要史籍，有《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等。这些书，司马迁大概都参考过，只有《竹书纪年》叙事多与《史记》不合，恐怕司马不曾见过。《世本》内有《帝系》、《世家》、《传》等，大约就是《史记》体例的蓝本。首创史例的司马迁，编撰《史记》一书，是以人物做历史的中心，作十二“纪”以叙帝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传”以志士庶，共计一百十二篇传记，形成全书的主要部分，此外有《平准书》、《河渠书》、《封禅书》等八“书”以纪政事，十个“年表”以贯岁月。

《汉书》体例也差不多，只有“书”改称“志”，如《艺文志》、《律历志》、《食货志》等。又去“世家”名目，收入“列传”。《汉书》与《史记》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史记》的性质是通史，而《汉书》则为断代史。《史记》包含的年代，上起黄帝尧舜，下至汉武帝；《汉书》则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亡。自《汉书》以后，所有正史都是断代史，只南北朝时的一段，除各代分撰者外，还有通叙各代的《南史》、《北史》。又《五代史》因年代短促，也没有再分。各书内容，差不多都仿《汉书》的形式编制。正史虽是整理史料而编写的史书，但从现代观点看，仍不过一堆史料。读正史的方法，以分别选读为好。如要看政治上大事，当读“帝纪”，参以有关人物的传记。如要知道一代的典章文物，当读“志”或“书”。例如研究经济史，须读《平准书》、《食货志》一类的史篇。研究学术史，当读《艺文志》、《经籍志》等，参以《儒林传》、《道学传》之类的传记。编年史编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排列，与纪、传、表、志体不同。最早的编年史本应算《春秋左传》，但因其被称为经，于是第一部编年史便轮到东汉荀悦所作的《汉纪》，这书就是模仿《春秋左传》的体裁的。编年史最著名的是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重要史事，作者选材的主旨，专取“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其经验教训可资学习者”，宋神宗因其可作政治的参考资料，赐名《资治通鉴》。

其他属于编年史的史书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九朝编年备要》、《西汉年纪》、《靖康要录》、《两朝纲目备要》、《宋季三朝政要》、《元史续编》等，而朱熹所编的《通鉴纲目》尤为著名，与《资治通鉴》合称“两通鉴”。明清时人根据它们而编的简单历代史，名叫“纲鉴”，如袁了凡、王凤洲所编之《纲鉴》及《纲鉴易知录》等。又清乾隆敕撰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及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也颇重要。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亦称类史，创自宋朝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它不以人为中心，而以事为中心，分类排纂，每篇叙述一件史事，穷源竟委，前后分明，易于通晓，但缺乏史事间之横的连系。宋时仿袁氏体例的史书还有章冲的《左传事类始末》及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与袁氏书合称“五纪事本末”。清魏源《圣武记》(记清代军事），马骕《绎史》（记上古至周末事），亦颇重要。别史别史是私家著作而体例和正史相类似的，如宋郑渔仲（樵）《通志》一书，有本纪、世家、列传等篇，俨然正史一样，所以史部分类，将它列入别史。其实《通志》的特点乃在于叙述历代典章文物的二十略，应当属于过去史部分目中的“政书”一类，与《通典》、《通考》相联系，而在现在的分类，则当属之文化史或制度史。清蒋良骐所撰的《东华录》，述清初史事，起天命至雍正凡六朝，亦是别史中的名著，后来王先谦将其内容扩大，并续编乾隆以下五朝，至同治止，称《十一朝东华录》。《通志》一书，纪传由上古叙至隋止，礼乐政刑之类，则叙至唐止。其中列传，全仿史汉的分类的形式，而不采取个人的标题，其分类有后妃、宗室、外戚、忠义、孝友、义行、独行、循吏、酷吏、儒林、文苑、隐逸、宦者、游侠、刺客、滑稽、货殖、艺术、佞幸、列女、载记、四夷等。

《通志》二十略的名称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法、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其中氏族、六书、七音、谥法、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是郑氏创造的门类，不是前史所有，尤其值得注意。清乾隆时又仿郑氏《通志》敕纂《续通志》及《皇朝通志》两书。《续通志》纪传从唐起，诸略自五代起，列传中增加孔氏后裔、贰臣、奸臣、叛臣、逆臣等传，而删并游侠、刺客、滑稽、货殖等，二十略则内容多有增补。《皇朝通志》二十略名称依旧，但将内容增减，纪传年谱则从省。政书纪述制度文物之沿革的史书，在过去史部子目中，称为政书。创造这种史书的是唐朝的杜佑。杜氏搜集上古以至唐肃宗、代宗时的材料，参考刘秩《政典》及《开元新礼》等书，分八类编纂，成《通典》一书。其八类次序是：（1）食货，（2）选举，（3）职官，（4）礼，（5）乐，（6）刑，（7）州郡，（8）边防。他自叙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可说是独具卓识。清乾隆敕撰《续通典》，自唐肃宗至德元年，至明崇祯末年止，九百七十八年间的典章制度，颇能扼要叙述，又《皇朝通典》一部，记清朝制度。两书都依杜氏篇目，但刑典中析出兵典一种。继杜佑《通典》而更加详备的同类著作，应推元马贵与（端临）的《文献通考》。马氏自序中说：“门分类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马氏书，乾隆时也有续编。一为《续文献通考》，叙宋、辽、金、元、明五代事迹，于马书郊社、宗庙内分出群祀、群庙，扩充到二十六门，内容有比马书详密处。一为《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颇详，卷帙与马氏书差不多。

以上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与郑樵《通志》，合称“三通”，再加以清乾隆敕撰的续编六种，则称为“九通”。从前有一句话说：秀才不读九通，还只算不通。可见人们对这几部书的重视。三通内容虽不免重复，但亦各有其特点。《通典》简单扼要，《通考》详明周密，《通志》则别有剪裁，精于考订，其细微节目，有为前两种所不具备的。所以三种书同时流行。现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史等专史，当以它们为重要资料。杂史传记及其他杂史是不以中央政权为纲领的史书，体裁和正史不相类似，但内容仍有体系，可与正史相参证。例如《国语》叙春秋时事，是分国叙述的，《战国策》讲战国时纵横捭阖的活动，也是分国叙述的。这两书是司马迁作《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之一部分。传记是指《孔子编年》、《朱子年谱》、《名臣言行录》那一类的书。清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是清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他史书，有所谓“载记”者，如《吴越春秋》、《安南志略》、《朝鲜志略》等便是。有所谓“史抄”者，如《两汉博闻》、《通鉴总类》等便是。有所谓“职官”者，如《历代职官表》、《百官箴》等是。有所谓“时令”者，如《岁时广记》是。有所谓“诏令奏议”者，如《两汉诏令》、《历代名臣奏议》等是。这些书是次要的史料，在专门研究者是可以择要参考的。至于所谓稗官野史，大概是指私人笔记，记述掌故轶闻，可以补官书之缺，纠正官书之错误的，例如太平天国失败，它的本身记载，完全被满清消灭，只民间有些零星笔记，保存其一部分真相。这类的野史，倒是可宝贵的资料。前代野史，如宋末有郑所南（思肖）《心史》，明末有《扬州十日记》、《风倒梧桐记》等，曾激发民族意识，是世所共认的。学术史学术史是四库史部中所没有的类名，但著作中除《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可作学术史读外，仍不缺乏完整有体系的学术史。清初黄梨洲（宗羲）所著的《明儒学案》是最初的一部良好学术史，就明代各学派源流、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内容，作一有系统的叙述，对于王（阳明）学各派，尤其说得精彩，如姚江、江右王门、泰州、东林、蕺山等案都是。梨洲对于各家的不同或相反意见，都能用客观的态度来叙述。这部书写成以后，黄氏又写《宋元学案》，未完成而逝世，经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成。

《宋元学案》的编制方法更进步，每一学案之前，先列一个表，详细说明那一派的师友弟子的关系，其次就是各代表人物的小传，再次就是学术精义的摘要叙述。不过这书末了所附《王安石新学略》不大好，因为编者含有门户之见，不能客观地叙述。清朝为学术发达时期，前半期的学术史，有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及《国朝宋学渊源记》两书，至于全期学术史则梁启超及今人钱穆各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编著，梁氏还有一种《清代学术概论》，内容比较简单。钱氏颇赞扬宋学，对宋学一派叙述特详，梁氏的叙述比较完全，因为他很钦仰汉学家的考证工作，对今文派尤其说得有声有色，因为他自己出身于今文派。史评过去所谓史评，包括三种著作：（一）如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评论作史方法的，可说是史学方法论；（二）如王船山的《宋论》、《读通鉴论》，是评论史事的，就是借史事的讨论来表现他对于时事的意见，这可说是史论；（三）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瓯北）的《廿二史劄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书，以考证史书记载的异同，论述各时代史实的特征为主要内容，这种可说是史的考证学。史论虽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评论对象的内容，但这一点无关重要，还不如把它当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资料。史的考证学对于史实的了解及史书的阅读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是我们读史的重要参考书。至于史学方法论著作，是关于史的本身的讨论，是我国固有的科学之一部门，而且是社会科学里面的一个重要部门，虽然还没有多大的发展，那仅有的几册书也值得阅读。刘知几是唐朝的史官，根据他的专门研究及工作经验，著《史通》一书，详论作史方法，分内外篇四十余篇，有独到的见解与锐利的批评。内篇开始的两篇，《六家》及《二体》，分析唐以前史书有六种体例，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而其中只《左传》及《汉书》两体才可以为作史的标准。他所说的六家，正代表着记言、记事、编年、国别、通古纪传、断代纪传的六体。他所选择的就是编年与断代纪传两体。《春秋》虽然也按年月次序，但内容太简单，好像大事年表一样，所以不能算做标准的编年体。《史记》、《汉书》虽然同是纪传，但《史记》是通史，对秦以前史实叙述又不甚详明，同时他所根据的经、子、史的古书，也多流传于世，因此刘知几认为它不完备，欠条理，且和别的书重复，不如断代为史的《汉书》好。刘知几提倡断代史而攻击通史，自现代史家看来，是显然错误的，但历朝官修史书，自以断代为最方便，因为它能够写得详细完备而不至于重复，这或者是刘氏从史官立场而得出的结论。刘知几又主张记载事实的真相，不大赞同因褒贬而歪曲事实的春秋笔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对《论语》、《孟子》及诸子书，都认为有些不可靠。

章学诚（实斋）曾过着游幕生活，曾修过地方志，他所著的《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内篇兼论文史及一般学术，外篇专论方志。他的论史有几个要点：（一）六经皆史；（二）史家分记注与撰述两种，记注是搜集并保存史料的，撰述则是史书的著作；（三）通史一体，足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史记》及郑樵《通志》等是（清修《四库全书》，将郑志入别史，未列通史一门，殊不了解通史的重要性）；（四）史学须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编修及史料的保存。中国史书自《春秋》起，就有拿垂训借鉴为宗旨的一派，朱熹著《通鉴纲目》，于三国时一定要把刘备做正统，就是这种道理。但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王鸣盛等都主张照事直书，不必强加褒贬，这可说是科学的史法。地理我国地理学书，一般人都以《禹贡》为第一部古典著作（清胡渭著有《禹贡锥指》，是研究《禹贡》的权威著作）。汉以后正史中有《地理志》。至以专书行世者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或系一种古书），唐人《元和郡县志》等，都不甚佳。宋时地理学较有进步，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等书及《南北对镜图》、《混一图》等地图。西洋地理学于明代输入，有利玛窦、艾儒略诸人著作。清康熙年间，又派西洋教士测绘《皇舆全览图》，十年而成。但清末西学输入以前，我国地理学范围甚小，几乎全是沿革地理，仅足备读史的参考。章太炎曾在《国学概论》讲演中说过：“地理本应包括地质、地文及地志三方面，但我国过去只有地志。

自然地志仅清乾隆时《水道提纲》较好，政治地志则以明末清初顾祖禹所著之《读史方舆纪要》（此书很著名，论军事形势极好）、《大清一统志》、《乾隆府厅州县志》、《李申耆五种》较佳。《元史》地名复杂，须看《元史译文证补》。”南北史地名亦难清楚，洪亮吉、吴增仅、杨惺吾有该时期地志或疆域图之著作。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是国学中所没有的名词，但从今人眼光去看，我国过去已有体系完整的历史哲学。汉朝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就是历史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次是宋朝邵雍所著的《皇极经世》。董仲舒是用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整个宇宙的，他把阴阳五行的理论应用到历史的变化上，就创立了三统循环的学说。这就是说，世运有黑统、白统、赤统，循环交递，周而复始，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即三统的象征，继周的统治者又当为黑统。历代帝王创建新朝，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就是表示天命的改变，这和三统论有关联。邵雍的《皇极经世》，说天地之终始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这样算起来，一元就是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告终，天地坏灭，此后即另有新天地，照此公式，重新开辟。他这种推算，和六十四卦配合，其实是由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的数目类推出来的。他又说现在之世界，虽距天地之终尚远，但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之世界，正如方已盛开之花，虽蕊瓣层层，而衰机已现，因为他认定尧舜时代是黄金时代，此后便一代不如一代了。过去我国人大都相信这种退化观或循环观的历史哲学，但清末康有为根据《公羊传》春秋三世之说而倡进化观，说世界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进到太平世，“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到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康著《〈论语〉注》）。

康氏的进化观虽然高明一点，但其玄想神秘，也和董仲舒、邵雍差不多。新史学的产生新史学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对传统的历史观念有重要的改变。这可以拿梁启超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做代表。新史家认为：（1）过去史书是写给帝王或贵族等少数人看的，现在则应以全民为读者对象；（2）过去史书是为死人作的，如帝王纪传，私家墓志家传等都是颂扬死人功德，现在则应为生人而作；（3）过去垂训的史法，使纪录失真，现在应以客观记述为主；（4）史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张，过去史外无学，什么天文呀，历法呀，官制呀，典礼呀，刑法呀……通通包括在史书里面，后来分途发展，那些部门已成了独立学科，历史范围自应缩小。例如“廿四史”中的《天文志》，从《汉书》一直到《明史》，老是记载那些星座躔度，其实这都是天文学范围的事，史书不应容纳的，史书所应记载的是我国的天文学史，如何时发现中星，何时发明置闰，何时发明岁差，以及关于恒星、行星的辨别，盖天、浑天的争论等，这就是天文史，是史书所应记载的。这样，一方面历史书既把各科学术还给那些学术本身，另方面却须把每种学术以及我民族一切文化业绩的发展过程，分门别类地讲出来，所以是收缩也是扩张。（5）他们还觉得过去史书，无论是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都不免是片断的记载，或缺乏纵的联系，或缺乏横的联系，我们现在则须注意紧密联系的著述；（6）过去史家缺乏进步观念，我们现在作史，则须有此观念；（7）过去偏重人名、地名的记载，偏重政治或惊人事变，现在则须注重一般的叙述。梁氏书还有补编，专叙人物传记及文物专史的作法。梁著的缺点在于他还没有认清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有时偏向于英雄造时势的观点，且有过分重视政治作用之处，其于垂训借鉴的旧套，也未能完全免除。但梁氏治史方法确是科学的，他这部著作是新史学的开路者。此外，蔡尚思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华书局）颇能提出更新的观点。

新史学的业绩新史学的工作有三方面可说：一是史料方面，过去帝王起居注一类的无意义史料，已经删除，另外却发现许多新的史料，例如：（1）殷虚甲骨文及古器物的发掘，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都有研究报告。如王之《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足证《世本》及《史记》的殷商帝系为实录，又王氏的《殷商制度论》也很重要（参看第三〇节）。（2）西域考古的种种发现，罗振玉曾根据它编成《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古续编》。（3）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此物首先是罗振玉氏在北平市肆中发现，正有一批档案已作废纸出卖，将运往造纸工场去作原料，罗氏出重价收买之，编《史料丛刊》十册。另一批未卖掉的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整理，曾编成《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册。（4）各民族文字的发现，中国史上若干民族的语文，现在已不可通晓，如辽、金、西夏文字，近年从北方各处石刻及地下发掘，逐渐发现，而且在西北各地发见了佉卢文、回鹘文、粟特（康居）文等。西南边疆民族文字，有丁文江氏《爨文考释》一书。（5）吉金文字的研究，见前第二八节。（6）无文字史料的采获，即各地发掘的铜器、陶器、石器等。一是研究工具方面，比过去扩大加多，如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解剖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等科学，都能帮助我们鉴别种种史料。某次一德国地质学家在北平见市上有卖龙骨治病的，他买来研究，发见似乎是第三纪人类的化石，可见随处都是史料。一是著作方面，综合性质的有新通史的编著，章太炎曾拟《通史略例》而未写，现有邓之诚、章嵚、吕思勉、周谷城诸氏先后发表的著作，分析性质的有学术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思想史，音乐史，美术史，文学史，哲学史等等的专史产生，商务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包括专史至四十余种，而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尤其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和讨论。

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以疑古精神为中心的国故整理，对于中国古代史曾尽了一种开辟道路的职任。过去一般好古崇古的学者，无论是理学家或考证学家，都相信古书上三皇五帝尧舜的故事为完全真实，因为他们不敢怀疑经典。自顾颉刚氏《古史辨》的皇皇大著出版，许多迷信古书的人为之震惊。比方说“禹是虫”之类，这是过去考证家所不敢说的。这些疑古的学者，认为那些可作古代史料看的六经也不可靠，如《尚书》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也没有信史的价值，至于《易经》乃是一部卜筮之书，更不能作上古史料看，因此对于唐虞夏商的历史，只好存而不论，要作史只可从春秋时代起。这种存疑的态度为另一派新史学家所不满，于是他们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最初的一部著作就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利用《诗经》、《书经》、《易经》中的史料，又根据铜器铭文及殷虚甲骨文字的考证，旁采《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里面的神话，而加以合理的解释，使那些荒诞不经的传说，都成为古代历史事实的说明。过去周秦诸子以至司马迁一直到清代朴学大师们都不曾理解三皇五帝时代的历史，因为他们都是用后世封建国家的制度去想像古代，而把古代传说描写成为帝王的故事。现在新史家根据社会由野蛮进文明的发展法则去分析那些传说，便知古代没有帝王，只是共财同居的部落的酋长。继郭氏而发表古史研究文字的是吕振羽，他应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古物，配合着民俗学的知识，而同古书上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写出一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最近又有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出版）。郭、吕两氏的意见虽然还不足为定论，但比之仅仅存疑的学者们是进了一大步，是表现了更深刻的见解。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时期区分，各史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如郭沫若把殷商看做氏族社会，西周看做奴隶社会，春秋以后看做封建社会，但吕振羽则认为殷商是奴隶社会，西周以后为封建社会，这是比较合理的两派，还有种种离奇的意见，兹不赘述。总之，这些新史家的观点，与主张“六经皆史”的章实斋、章太炎诸氏以及怀疑古史不可靠的胡适之、顾颉刚诸氏，都有所不同，章氏过于相信古书，胡、顾则过于排斥神话传说，但郭、吕诸氏能以另一种眼光来观察那些荒诞的神话与不可靠的传说。他们的古书新读法，是从来一般国学专家所不曾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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