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为人熟知的夹棍清代审讯还会使用哪些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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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人熟知的夹棍清代审讯还会使用哪些刑具
汉人不问满事
现审案件分配到司后,就进入了审理程序。乾隆以前,刑部现审有所谓汉人不问满事的倾向,这是延续了清廷在关外的习惯。在康熙中期以前,刑部审理旗人案件需要用满文录供,汉官虽然也可以参与审案,但看不懂供词,只能审阅经笔帖式翻译后的招册。
另外,许多案件涉及旗人内部的习惯、利益,汉官也不愿过多参与。因此,康熙四十三年以后,虽然旗人案件招供改为兼录满、汉双语,但汉官不问满案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不过,所谓汉官不问满案,也不能理解为绝对不过问。在清初,满官的文化水准普遍较低,对律例的理解更是远不能与汉官相比,满官即便遇到旗人案件,也往往会就律例的适用问题向汉官请教。
康熙年间的律学家王明德在《读律佩》中记载,康熙九年他在刑部福建司任职时,旗下有一小叔收嫂案送到本司,全司的满汉官员都找不到对应的律条处理,讨论了将近一个月还没有结果。
当时刑部河南司的掌印满司官名叫库而康,平时学习汉文很是用功,他认为应该适用《大清律》中「出妻」一条注释中「期亲以杖一百、流三千里」。
王明德解释说,《大清律》中「出妻」、「完娶」分属不同的条目,不能混淆在一起适用。几番辩论后,库而康对王明德十分佩服,其他满汉官员也都很认可。
不过,该案最终并没有按照王明德的意见断拟,而是由福建司掌印郎中宜成格裁定。由此可见,此时的满官虽然努力学习汉文与律例,但在熟练程度上还存在很大问题,遇到旗人案件,也需要与汉官讨论相应的法律适用问题。当然,最终的决策仍要由满官做出,汉官即便稍有异议,也不会越俎代庖。
刑案派审采取满汉兼用
乾隆、嘉庆以后,所谓汉官不问满事的惯例被逐渐打破,移送或是钦交的现审案件不分旗汉,普通案件由各司统筹分派官员审理,大案则由堂派的秋审处司官会审。与清代其他行政事务的做法相同,刑案派审一般都采取满汉兼用的做法,如一满一汉、两满两汉之类。
如果是本司审理的普通案件,本司多选派一满一汉两位司官坐堂。司官手写一票,命衙役送到南北二监,交司狱官提取人犯,由帮班禁卒押带至司听审。
审讯大多安排在白天,如果案情复杂、限期紧迫,也会在夜间熬审。至于堂派秋审处司官到司会审的案件,审讯安排须以秋审处司官为准。
秋审处部案累累,如果正值秋审核稿之期,更是繁忙,拖延的时间往往更长。至于钦命刑部与其他衙门会审的案件,虽然谕旨上通常指派由某大臣前往会审,但真正到堂参与审讯的多是该大臣所在衙门的司官。
当然,如果是极其重大的钦案,特别针对高级官员的政治类案件,也有钦派亲王大臣与刑部堂官同堂会审的情况。如雍正朝审理有关年羹尧的一系列案件时,就多以亲王、重臣会同刑部审理。
《文献丛编》中收录有〈戴铎口供〉一份。戴铎系雍正帝潜邸亲信,因为与年羹尧关系匪浅,此时亦被牵连在内,押赴京师受审。对于这样的人物,如果仅以刑部司官坐堂,必然被其轻视。
因此雍正帝命他最亲信的弟弟怡亲王允祥与刑部会审。〈戴铎口供〉开头写「十三王爷同大人问」,即指怡亲王与刑部堂官当堂所问。
刑讯与刑具
在问讯过程中,理想的方式是运用「听辨五辞」,即运用《尚书.吕刑》中提出的辞、色、气、耳、目五种方式理刑狱、求民情,要以诚待之、以理鞫之,则「未有不得其实者」。
但是,受刑侦技术局限,清代刑官问案,还是以口供为重,是以刑讯一事,在审讯中几乎不能避免。刑部官员刑讯犯人一般以掌嘴、杖刑为主,对拒不招认的重犯可用夹棍、拶指。审讯三品以上大员,如需动刑,则要事先请旨。
刑部的刑具由四川司掌管,按例设有「夹棍十副、指十副、枷一百四十具、板二十副、镣锁各八百件,又扛子二十根」,各依典章制造。但事实上,刑具的规格也并非那样统一,衙役借此上下其手,收受贿赂。
这样的情况在清初比较常见,连康熙帝也有耳闻,并曾亲自告诫刑部堂官:「犯人各有应得之罪,今闻尔部枷孔大小不一,板有厚薄。贿嘱者板薄而孔大,否则板厚而孔小……此等情弊尔等宜亲行严察禁止。」
刑部官员虽然以慎刑自勉,但常年从事审讯工作,对刑讯的危害也难免冷漠麻木。越是遇到疑难大案,特别是限期迫近、经过皇帝亲自督促的案件时,刑部官员用刑的力度就越大。
如嘉庆九年二月,刑部部内的赃罚库被盗,涉及看库吏役、兵丁二十余人,屡供屡翻,审讯数月,毫无结果。嘉庆帝大为震怒,下旨痛斥:刑部是天下刑名总汇,自己衙门被盗了都这么久破不了案,其他棘手大案,还能指望你们迅速审理清楚吗?此后,皇帝又多次就此事对刑部提出批评,使刑部堂司备感压力。
为了早日审结此案,刑部将疑犯反覆刑求,二十余人「备受各刑,体无完肤」。与之类似的是道光二年刑部承审的御史常赓滥责酿命一案,刑部在审讯中直接将本案要证唐七刑讯毙命。
不过,刑部地处京师,上有皇帝,旁有科道言官,与地方官署一手遮天的情形还是有所不同。刑部如果出现刑讯过度的情况,会被言官揭发弹劾,引来皇帝的干预。前举嘉庆、道光时期两案,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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