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台谏制度常能掣肘宰辅，为何南宋还能一连出现三位权相

Posted 2022-12-25 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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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台谏制度常能掣肘宰辅，为何南宋还能一连出现三位权相

「台谏」在唐以前原本是隶属宰辅管辖，是专门监督、劝谏君主的官职。到了北宋以后，天子将「台谏」独立出来，不再隶属宰辅管辖权之下，结果从此「台谏」的注意力转移到宰辅身上。造成宰相的施政常遭「台谏」掣肘，如：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屡遭台谏的纠举、反对而难以成功；北宋的政务也因为施政方针常被台谏反对，而悬宕未决，而连军国重务如此「议而不决」的结果就是外族、敌国打到家门口来了，政府官员还在讨论该打？该降？

「台谏」制度尽管容易造成「议而不决」、党派分立；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能制衡相权，使身居宰辅之人知道有监督、弹劾之权可以对付他，而不敢胡作非为。可是到了南宋后期，为何会一连出了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三位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权相？

不才以为南宋之所以会有权相出现与皇帝的贤能与否有一定相关

此外台谏本身地位的矛盾与冲突也有所影响

以下是摘录自一段文章资料供您参考

台谏如果一直能够很好地发挥监察作用，当然就不可能出现权相独掌中枢大柄的局面。宋代宰相在受到台谏监督的时候，自然地具有反制衡的离心力。无论在那一段时期，宰相与台谏的矛盾总是存在的。北宋哲宗以前，皇帝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且调节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皇帝的监控之下，或宰相退让，或台谏顾全大局，或皇帝有意识地偏袒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一方，将另一方调离中央，矛盾得以比较妥善地解决。当继位的皇帝越来越不具备治国才能，权力越来越多地落入宰相之手以后，台谏与宰相的关系也随之起变化。权相当然不允许台谏作梗，与权相意见相左的台谏官也难以在中央政府中立足。台谏一步步落入宰相的控制之中，逐渐演变为权相的附庸，甚至堕落为宰相的打手。于是，台谏的监察权成为一句空话，台谏对相权也完全失去了约束力，反而成了为虎作伥的帮助相权恶性膨胀的急先锋。

1、台谏所处的不利位置

台谏官负有监察之职责，其使命就是弥补缺失、向朝廷提出批评意见，肃正朝廷纲纪法规，监察的对象包括皇帝和宰相。有大事则在朝廷辩论抗争，小事则上章弹劾。所以，从履行职责的角度，台谏在许多时候很自然地将自己摆在与皇帝和宰相对立面的不利位置之上。在皇帝的作为不合规矩时，常常发生宰辅秉承皇帝旨意而台谏极力诤谏反对的局面。这类事情大都发生在北宋中期以前、朝廷政治比较清明、台谏能够独立行事的时候，后期台谏为宰相所用，上述矛盾随之消失，二者沆瀣一气。

2、执政插手台谏官的荐举。

上文曾详细地讨论了宋代不允许执政插手台谏官荐举的“祖宗旧制”，但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宋代宰相处于权力的中心，最得皇帝信赖，皇帝往往是将自己最亲信的大臣安排在这个位置上。在不自觉或自觉之中，他们难免要过问台谏官的任免工作，有时是皇帝的特意垂询，有时则是宰相的故意揽权。《容斋三笔》卷14叙述宰辅不许荐举台谏、回避等制度后，说：“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3、台谏为宰相所用。

台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朝廷的舆论，并可以用来作为打击政敌的最佳武器。权相把持中央大权，台谏是他们首先需要越过的一道屏障。他们或者是先引其党为台谏，将政敌一一排挤出中央政府；或者是事后更换台谏班子，使之成为手中操纵自如、随心所欲的一根棍子，用来打击政敌。北宋中期，“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这种现象，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就比较多地发生了。

南宋台谏制度的破坏罪魁祸首乃秦桧也

南宋初年，秦桧执政十九年。在这十九年间，他利用种种手段，使台谏官成为效忠于自己的“耳目之官”，台谏系统也就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也没有起到监察百官的作用。而且，由于其破坏，也使南宋初年的政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秦桧擅权，就依赖台谏起家。监察御史萧振，因与宰相赵鼎不合外放。秦桧为相，即招为己用。《宋宰辅编年录》卷15引方畴《稽山语录》曰：时，召萧振入台，振秦桧死党也。首攻刘大中，大中即去，赵鼎亦丐去，正人端士扫地尽矣。论者云：秦氏窃柄十有八年，毒流天下，皆自振发之，故目振曰“老萧”云。

而后，台谏纷纷换成秦桧私党，执政“少忤桧意，则台谏探桧意而弹击之。桧或喻意于台谏，使言其罪。既已罢去，则继有章疏夺其职。或犹未已，又有章疏，然后责偏州安置，或居住。

韩侂胄擅权就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他先利用右正言李沐、御史中丞谢深甫、殿中侍御史杨大法、监察御史刘德秀和刘三杰攻去宰相赵汝愚，掌权后则转而“扼塞言路”，“从官既不言事，而台谏亦多牵制顾望”。《癸辛杂识》前集载云：“自丞相史弥远当国，台谏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荐，必先呈副，封以越簿纸书，用简版缴达。 ”

明代王夫之总结出宋史的一条规律，曰：巨奸且托台谏以登庸。

此真高见也

不才以为虽然南宋宁宗后，宰相兼枢密使故是权臣产生之重要因素。可，若谏官不流于与宰相合污，能恪守其位。尽监察之本分，纵然宰相权力在大，还是有所畏戒。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之所以敢擅权如此，乃因谏官已不能发挥作用，且主上无能，遂有其果也。

汉朝的御史大夫是隶属于丞相之下的。

北宋哲宗元佑年间，在宰相之上，开始设有一种尊贵的官衔，称「平章军国重事」。此种官衔，最初原是特为荣宠老臣硕德而设，位列宰相之上，但并无实权，又称「同平章军国事」。及至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权臣韩侂胄得此尊衔，改称「平章军国事」，因为「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从此，「平章军国事」成为权臣所必加的头衔，自韩侂胄至史弥远、贾似道，莫不拥此衔而专政，宰相竟成其僚属。

且宋代相权，自神宗元丰改制以后，宰相之权渐重，如将三司所掌移归六部，审官院归入吏部，罢审刑院，归其职于刑部仍由中书宰相统属，兵权仍在枢密，但每由宰相兼领，由是而相继出现权奸，如此宋之蔡京，南宋之秦桧汪伯彦史弥远等，均祸国殃民，终使宋政权不稳而衰亡。

总结而言，我们可以说由于有另一位高而权重的职位出现，故此终两宋之世，宰相的权力是有限的，除非宰相同时身兼「平章军国事」，如史弥远等人，否则相权仍然有限，丞相同样受到掣肘。明白这情况，我们才可以解释，为何在君权高涨相权低落的宋代，仍有若干强臣得以专擅朝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