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是从哪个皇帝开始取的?

Posted 2022-12-25 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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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是从哪个皇帝开始取的?

年号是古代各王朝的帝王用以纪元的名称，据史料记载，帝王中最早使用年号的是汉武帝刘彻，他于公元前141年即位，这一年的年号为建元元年」。从此，各个王朝都有年号。中国最后一个使用的年号是什么？一般的年表都记为宣统，不过后来袁世凯窃位称帝，曾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这家伙的皇帝只做了不及三个月便下台，无论如何，洪宪乃中国历史上最后出现的一个年号。

年号取意，往往字字斟酌，煞费苦心。由于帝王们都想用吉祥如意的字眼，故年号颇多重覆。宋太祖用过干德，后来从一面铜镜铭文上，才知道五代前蜀早已用过这个年号了，不过宋太祖不知道，隋末起义民兵领袖辅公祏更早用过此年号了。公元前一四一年，景帝去世，子刘彻继位，是为著名之汉武帝（前一四一年--前八十七年）。武帝在即位的次年--前一四零年，便建立年号，以是年称建元元年。中国帝王之以年号纪年自此始。

武帝在位前后五十五载，屡屡改元，所更之年号计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等十一个。武帝统治的五十多年，是西汉王朝最鼎盛的阶段，也是古代中国国势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盛世之形成，一方面因『文景之治』奠下坚实基础，另方面则因武帝在内政、外交上均推行改革，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之措施。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由秦始皇开创，但至汉武帝才有较大的发展。武帝采取许多有力之措施，来加强中央皇权。一、削夺封国：鉴于『七国之乱』的教训，武帝继续执行景帝的削藩政策。他采用主父偃（？--前一二六年）之议，『下推恩之今，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序》）。后又以种种借口，取消大批侯国或王国，如有一次就剥夺了一百零六个贵族之爵位。

二、重行郡县：削藩结果，使地方割据势力大体消除。汉初之郡国并行制遂重新为郡县行政制所取代。三、增设州部：元封五年（前一零六年），除京师附近七郡外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州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杨州、交趾、朔方等。州长官称刺史，可代表中央督察州内各郡，但州尚非正式之行政区划。征和四年（前八十九年），又以京师附近七郡置司隶校尉部，性质略同于刺史部。四、削弱相权：武帝选用一批低级官员随侍左右，使其出入禁省、顾问应对、参与大政。另又允许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可出纳章奏、操持机柄，并参用宦官为中书以行尚书之职。于是在皇帝身旁就形成了一个宫内之决策机构，称『内朝』或『中朝』，它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相对，并往往凌驾于『外朝』。故皇帝通过『内朝』亲信以行专制独裁，丞相之大权则被削弱。五、广开仕途：通过设置博士、兴办太学、察举孝廉、策问贤良等方式，大力提柭贤良和士子，杻转由功臣、权贵及其子嗣控制官位之状况，故『汉之得人，于兹为盛』。详可另见下述。汉初行无为而治，对经济管理比较放任，郡国可自铸币、自行收税，煮盐、治铁等听任民间经营，实则操于豪富巨贾之手，任其牟取暴利。

武帝为解决四外开拓用兵、兴修大型工程而引起的财政问题，遂决定将财经大权集中于朝廷，抑制私商，大力开源。其新经济政策大体如下：一、统一币制：严禁私人及地方铸币，由中央统一铸『五铢钱』通行于世。二、盐铁官卖：设盐官、铁官管理盐、铁的生产与销售，规定盐、铁、酒由官府专卖，不淮私人经营。当时西汉所设盐官遍及二十八郡国的三十五处，铁官有遍及四十郡国的四十八处，并统属于中央大司农。三、设平准制：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收购各地货物，按首都市场价格之涨落，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调剂供求、平抑物价，防止囤积居奇。四、行均输法：由大农在各地设均输官，凡地方贡物不必运往京师，可就近以高价出售，收入交官库，以免除郡国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之弊。五、收算缗钱：规定商人与手工业主必须向政府缴纳财产税，谓之『算缗』。

商人凡缗钱（用缗绳贯穿的成串的钱，每贯或每缗千钱）二千钱须纳税一算（即一百二十钱），手工业主则凡四千抽一算。瞒产虚报者没收其钱财，罚令守边一年。如有告发者，可得所没收的资财之半，称为『告缗』。汉武帝的上述措施，确实从政治、经济诸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制，使『大一统』的中国政治体制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西汉步入历史上空前之盛世。武帝即位后，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有所改革，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大肆改弦更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乃把治政的主导思想由黄老学说改成儒家说，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造成『士人政府』之出现。自秦代创下中央集权制之大帝国以后，秦、汉君主对统治思想之采择，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原来春秋战国曾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之时代，后战国时各国君主多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而进行改革，其中尤以秦国为着。秦借法家商鞅之变法而兴，采法家李斯之谋而兼并六国，始皇更赤裸裸地以法家姿态而君临全国。

然秦之二世而斩，说明单凭严刑峻法等高压手段，实不足以长期统治中国之民众，加以国家历经长期战祸、满目疮痍，故汉初君臣多祟尚道家之『无为而治』。黄老之说对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确有助力，但因政治息事宁人、经济放任自流、外交软弱无力，以致爆发七国之乱、匈奴时时侵扰。这表明『清静无为』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边防和扩展版图不利、亟需另觅新径。于是儒家学说逐渐抬头，进而取代道家学说之地位。儒家系春秋思想家孔子所创，战国时由孟子（约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加以发扬。其学说主张仁义，提倡『德治』、『礼治』。秦时儒说一度受到焚禁、排斥，但秦亡后其经典重新发现，儒士纷纷而出，他们根据后来之统治经验对儒说不断地加以补充与发展，使其影响逐渐扩大。武帝因舅田蚡（？--前一三一）、师太子少傅王□均为儒士，故幼时即受儒家之薰陶，即位后曾接连三次下诏，策问古今治乱之道与天人关系等问题，大儒董仲舒（前一七九--前一零四）三次上书应对，即所谓『天人三策』，深受武帝称许。董仲舒撰有《春秋繁露》等，其思想以儒为主，也杂揉了阴阳五行及法家之成份，囊括了长期以来之统治经验而集其大成。他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须『受命于天子』，『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提出『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董仲舒所鼓吹的『君权神授』、『忠君』、『大一统』思想，以及后来所概括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有利于加强中央皇权之统治。因此，汉武帝遂采纳其议，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具体措施如下：一、独尊儒术：董仲舒对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武帝采之，以儒学作为国家之统治思想，而其余诸说均被排斥。二、起用儒生：大量提拔儒生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学之博士被罢免，自宰相至地方官几乎全数由士人充任。汉初朝廷大臣多为功臣及其子弟，如宰相之职一般须侯方可拜相。故高祖时的萧何，惠帝、吕后时的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文帝时的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等，皆功臣也。景帝时之陶青、周亚夫、刘舍则以功臣子嗣侯，其先亦军人也。但汉武帝究却开始打破常规，他任命起自『布衣』的公孙弘（前二零零--前一二一）为宰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治《春秋》而得拜相封侯，表明由功臣、贵族、豪富及其子嗣垄断高官厚禄之局面有所转变，读书人及其子弟入仕之门径比过去宽广了。三、传授儒说：设《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讲授儒家经典，并使其预闻政务，参加重要政府会议。同时在京师设太学，在郡县办学校，太学生即博士弟子，学而优则仕，其成绩优异者留京任郎官，次等者遣原籍为郡国吏。四、察举孝廉：下令郡国每岁举孝子、廉吏各一人，或『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遣送京师供录用。为促使察举制之实行，规定各郡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五、策选贤良：不定期地由公卿、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由皇帝亲自出题策问，以选拔各种人材。自汉武帝尊祟儒术起，汉朝政府渐由宗室、功臣之组合，转成士人参政之新局面。『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为相者往往皆一时之大儒，非儒者乃绝不能居于相位。本来刘邦认为自己系『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无用，但儒生陆贾却提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因此，由汉初的『平民政府』转为武帝时之『士人政府』，乃朝廷统治行政之需，盖推翻旧王朝而打天下可以治天下却须依靠有识之士，是故『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乃得大行其道。不过应当指出，汉武帝一面虽尊崇儒术，另一面却重刑法、用酷吏、讲聚敛、尚武功，故汲黯（？--前一一二）曾批评其为『内多欲而外饰仁义』。后世也称武帝系『阳尊儒术，阴究申、韩』，意即儒其表、法其里。其实武帝系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须知汉代之儒学已不同于春秋时代之儒学，它已兼采有法家、阴阳家诸说之成份，后世又出现儒、佛、道调和等趋势。总之，凡有利于统治中国人民之任何思想学说，均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并奉为正统，否则将受到摒弃，此为读史者不可不知之。汉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颇为深远。它不仅造成『士人政府』之出现和汉代经学之发达，而且使儒家从此成为历代王朝尊奉的正统思想，『三纲五常』等忠君思想、伦理观念支配中国社会垂二千余载。同时，诸子百家之被黜，却又使学术自由研究之风受阻，令中国文化蒙受重大损失。至于儒家思想为何长期宰制中国之思想界，应与统治者之提倡及中国民众的『中庸之道』有关，此在本书序论之中已略有分析。盖打着『仁义道德』之幌子，而又以严刑峻法为后盾，最利于统治中国的老百姓。今日大家都喜欢高谈阔论『人治』或『法治』的问题，本来在商鞅变法时已提出并实施过『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之原则，这实际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同版本。但后来始皇过分推行严刑酷法，终于走向反面，使法家从此未能抬头。因此，中国之所以长期盛行『人治』是否同法家被黜、儒学取胜有关，颇值研究。儒家在汉代以后虽长期居于尊贵的地位，然它并未成为『国教』，也没有对其他宗教、学术思想完全排斥。不过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儒学大力倡导，故凡发动民变以推翻旧王朝者，往往采取『反儒』、『批孔』的态度。例如明李自成、清洪秀全等等。清朝灭亡之后，儒学在思想界之统治地位亦随帝制之结束而告终。不过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它仍具有颇大的生命力，故经历民初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以及现代『文化大革命』中之『批孔』，儒学依然能绝处逢生、再闪光芒。盖其思想既有适合中国社会舆情的一面，又盛行了两千余年，早已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取录自：中国历代之兴治盛衰乱亡陈佳荣著武帝时期，不但中央皇权大为巩固，而且又大力对外开拓，武功彪炳，故西汉的版图超过了秦代。汉武帝四方用兵之情况可以大致分述如下。一、北伐匈奴：秦末汉初，匈奴复频频寇边。自汉高祖到景帝，对匈奴均取守势，执行了和亲政策。到武帝时，乃一反汉初之策略而转守为攻。时西汉抗击匈奴之猛将不乏其人，如李广（？--前一一九）『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号曰『汉之飞将军』（《史记．李将军列传》），避之数岁，闻风丧胆。后武帝又卫青草（？--前一零六）、霍去病（前一四零--前一一七）为主将，对匈奴进行了十数年的大规模征战。元狩四年龄前119年)，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并步兵数十万人，分兵两路猛击漠北之匈奴，获得大胜，『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北方边境之威胁遂告解除。二、西通西域：西汉以后，敦煌以西的地方被称为『西域』。『西域』一词有广义、狭义之说，或泛指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北非等地，或专指玉门关与阳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与喀喇昆仑山脉以东的地区，亦即今新强一带。西汉之初，今天山南北地区有三十余国，如楼兰、且末、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车师、蒲类、乌孙、焉耆、龟兹、姑墨、疏勒、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等等，它们多受匈奴之控制。为了争取西域诸国以共同对付匈奴，武帝乃于建元三年（前一三八年）、元狩四年（前一一九年），两次派遣张骞(﹖-前114)、出使西域。张骞在西域历尽千辛万苦，了解了当地之政治、经济、军事、地理、风俗诸情，沟通了西汉同西域各国之联系，从而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故司马迁把骞之交通西域誉为『凿空』：『然张骞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史记．大宛列传》）。三、东讨朝鲜：汉初，有燕人卫满率众千余至朝鲜，做了国王。后武帝派杨仆等人，分水陆两路征讨朝鲜，在卫氏朝鲜六即今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玄菟、乐浪、真番、临屯诸郡。同时，南部之『三韩』（辰韩、马韩、弁韩）亦各各遣使入贡。四、南定百越：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曾于百越分布地区设郡治理。秦末汉初，闽越、南越又乘时而起，自立为王。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朴，分别率兵自桂杨（今湖南郴县）、豫章(今江西南昌)进攻南越，旋于今两广地区及越南北、中部，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儋耳、珠崖、文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元封元年（前一一零年），武帝又派兵攻打闽越，将其民徙处于江、淮间。五、平西南夷：汉代，中国西南地区各族被统称为『西南夷』，包括今贵州西部之夜郎、且兰，云南之滇、雟、昆明，以及四川的邛都、笮都、冉駹等。武帝时，对滇、夜郎等或出兵、或遣使征抚之，并于西南地区增设犍为、越巂、牂柯、益州等郡。六、征服西羌：西羌系居于甘肃、青海一带之游牧民族，西汉初臣服于匈奴，后武帝发兵征服之，并设立护羌校尉统领。在叙及汉武帝的武功时，有一点值得吾人注意，即今日中国乃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的继续与发展。中国目前之版图并非自古如此，而是经过古代历朝统治者之不断向外经略，也包括近代清朝统治者之大量对外割让。当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时，应该联想到它是从秦、汉以降不断发展、扩大的，绝不可将中国的全部版图尤其是边疆地区说成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更不能弄成越早越『爱国』，不否则如何评价秦始皇、汉武帝等之『彪炳武功』﹖其次，亦应该看到，中国强域扩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民族同化的历程。其间固有一些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进侵，但更多的是汉族对四裔民族的经略。对历史上的这种暴力掠夺、强迫同化，一方面固应视为必然的发展，另方面则不宜盲目地辩解乃至歌颂。我们不能忽略汉族统治者之征服给少数民族带来的痛苦，否则我们又怎配谴责蒙元的『马上得天下』和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对于历史上的战争，只能根据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和人民自由的观点加以评价，以区分正义、非正义，不然将陷入大国沙文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总之，西汉在武帝时期，其文治、武功均大为兴盛。汉武帝为使刘家皇朝长治久安、造成一江山永恒之大帝国，于内外政策均有所改革。在统治之术、行政体制、官员任命、经济措施、对外政策诸方面，武帝所取之政策与汉初迥异：一、治术：汉初行黄老学派之『无为而治』；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政策：汉初采郡国并行之制度，故封国势强大；武帝削弱封国、集权于中央，重行郡县制度。三、任官：汉初以功臣任宰相等官，大权操元勋之手；武帝则重用儒生，行察举策选，创『士人政府』。四、经济：汉初重在休养生息，故轻徭薄赋，对经济管理放任自流；武帝则实行统一铸币、盐铁酒专卖、平准均输、收算缗钱，加强中央之财权。五、外文：汉初对匈奴取和亲之策，一味姑息羁縻；武帝时则加强边防，主动出击，四处拓展强土。由于武帝内外的改革，使西汉皇朝威望大增，中央集权巩固，士人政府形成，国家财力充裕，边患基本解除，强域版图扩大，因而西汉之国势在武帝时期乃臻于鼎盛。西汉从建立之后，历诸吕、七国等乱，经文景之治而至汉武盛世，似乎表明：一个大王朝要达致盛世，往往要先出现短暂的『乱世』和经历一段『治世』。西汉帝系表（206BC--8AD）高祖刘邦->惠帝盈->文帝桓->景帝启->武帝彻->昭帝弗陵->宣帝询->元帝奭->成帝□（敖上马下）->哀帝欣->平帝衎->孺子婴取录自：中国历代之兴治盛衰乱亡陈佳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