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北宋默寫天團的政治地位，為什麼這麼高

Posted 2022-12-25 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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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北宋默寫天團的政治地位，為什麼這麼高

最近，電視劇《清平樂》熱播，主角是宋仁宗以及他手下那幫名臣：晏殊、范仲淹、韓琦、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蘇轍……網友戲稱他們為「背誦並默寫全文天團」。在宋代，士人群體思想活躍，精英輩出，呈現一種水漲船高的整體氛圍。用歐陽修的話說，士大夫「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陳寅恪先生說：「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於上乘。」為什麼這種「士風」——士人群體特殊的精神風貌會特別顯著地出現在宋朝呢？或者說，宋朝，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士的黃金時代」？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所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書中的相關篇章：「趙宋王朝建立時，一方面既不像李唐可以恃關隴集團和山東門第為其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又深恐唐末五代以來驕兵桿將隨時可以顛覆其政權。在這種形勢下，宋太祖、太宗兄弟終於認識到他們必須爭取士人向新王朝認同。」
文 | 余英時
在這一章中，我們要對「士」在宋代何以取得了較高的政治地位，提出一些歷史的說明。這是必須以專書處理的大問題，但作為本書論旨的一個環節，這裡只略及其要點，不能詳加發揮。我們的目的是在提供一個大體的背景。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傳?序》云：
這是一個流傳最廣的說法，即以宋代的「偃武修文」歸之於宋太祖「一時之好尚」。以現代眼光看，這自然是一個很片面的歷史解釋。但由於皇帝是政治權力的最後源頭，而開國之君更擁有所謂「祖宗立法」的特殊權威，這個傳統的解釋在嚴加限定之下仍然是有效的。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罷宿將典禁衛；同時又開始削減藩鎮的行政、財政和軍事各方面的權力。這兩大措施便是「偃武修文」的發端。據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一，這兩大措施都出於趙普的獻策。宋太祖的公開理由雖是「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但趙普的進言之所以終能掀動太祖，則在於禁兵擁立之事未嘗不能重演。換句話說，宋太祖「用文吏奪武臣之權」主要是為了使趙宋王朝不致重蹈晚唐、五代的覆轍，並非出於「一時之好尚」。
這樣看來，朱熹所謂「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或陳亮所謂「本朝以儒立國」都不能適用於宋太祖和趙普。他們最多只能說是「以哀立國」而已。宋太祖稍後對近臣說：「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這也僅僅是「偃武修文」的一般表示，不足為崇尚儒術之證。乾德四年（966)河南進士李靄「決杖，配沙門島」便因為他著《滅邪集》，攻擊佛教。事實上，太祖的母親和妻子都信仰佛教，陳橋兵變的那一天婆媳「方設齋於定力院」。他本人也是佛教的一位護法者，否則李靄便不致受到與韓愈相同的待遇——放逐——了。趙普雖恭維宋太宗「以堯舜之道治世」，但還夠不上稱為儒家；有關他和《論語》的種種傳說是完全不可信的。
宋太祖的文治取向確實對士階層的發展發生了相當決定性的影響。大體說來，宋代皇帝尊士，前越漢、唐，後逾明、清，史家早有定論。下面舉兩個具體的事例來作說明。
第一是宋代進士考試比在唐代更受禮遇。自太祖、太宗以下，諸帝在殿試階段往往親臨試場，甚至親自閱卷，以示鄭重。在禮部舉行進士初試時，接待也過於唐代。范鎮（1007—1088)告訴我們：
「學究」科即唐之明經，試墨義，專主記誦，故在唐代即受輕視，當時已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諺語。宋人輕學究仍沿此習，但重進士則視唐益甚。「設位供帳」以下則是宋代的新設施，不僅如歐陽修所詠「焚香禮進士」已也。范鎮又記：
第二，顧炎武《宋朝家法》中有「不殺大臣及言事官」一項，自北宋以來便不斷為人引用，視為宋代重士的一種特殊表現。這個問題有稍作清理的必要。宋人筆記《避暑漫抄》說：
宋太祖「不殺大臣」的家法，北宋早有傳聞。程顧說：
這段話不但是元儒「後三代說」的來源之一，而且也不斷為後代輾轉引用，成為「本朝超越前代」論述的原型。其實始作俑者是邵雍，程顧居洛陽時必曾親聞其說，而略加變易推衍而已。邵雍《盛化吟》第二首末兩句：「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自注曰：
邵伯溫轉述五事，第二事作「克服天下在即位後」，義較顯豁，余同。（見《邵氏聞見錄》卷十八）二說相較，程增「至誠以待夷狄」而略去「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不同一也；程改「未嘗殺一無罪」為「百年未嘗誅殺大臣」，不同二也。但第二點不同可能只是程氏的文字更精確，因為邵氏的「無罪」大概也指大臣而言，並非泛論。
《十八學士圖》卷（局部：棋），南宋劉松年作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總之，邵、程兩家都承認趙宋有不誅大臣的「家法」，而這一「家法」則是在太祖開國時奠定的。程頤「睿主開基，規模自別」一語，尤為顯證。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又可從哲宗不許章惇窮治元祐諸臣的話中獲得證實。他說：
同時呂大防（1027—1097)向哲宗講「祖宗家法」也說：
甚至遲至理宗景定元年（1260)罷吳潛相職時，劉應龍為吳潛辯護，仍對理宗說：
可見有宋一代，朝廷上下無不知「不殺大臣」是自太祖以來相傳的「家法」。大體言之，北宋時人尚不知太祖立有「誓碑」，靖康之變以後，這個秘密才公開於世。《避暑漫抄》記誓詞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而徽宗傳語則是「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兩者互校，疑後說近是。「士大夫」雖然不可能都是「大臣」，但宋代「大臣」則鮮有不出身「士大夫」者，傳聞異辭，殊不足怪。尤當注意的「大臣」應是「執政大臣」的省稱，通常指丞相、參知政事、樞密使而言。
上面兩個具體事例最能說明宋太祖的文治取向怎樣為士階層在宋代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但這並不等於說，宋代士的社會地位和領導功能完全出於帝王的片面恩賜。事實上宋代皇帝重振進士貢試和優容士大夫，正是因為他們迫切需要士階層的支持。趙宋王朝建立時，一方面既不像李唐可以恃關隴集團和山東門第為其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又深恐唐末五代以來驕兵桿將隨時可以顛覆其政權。在這種形勢下，宋太祖、太宗兄弟終於認識到他們必須爭取士人向新王朝認同。
士階層雖久受摧殘壓抑，但仍潛布各地；無論是建立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新社會秩序，宋王朝都非依賴他們的積極合作不可。這是受當時的歷史條件限定的。任何社會都不能缺少一個具有實際組織能力的領導階層（即今天所謂「精英」「Elite")，這在宋代只能求之於「士」。宋初諸帝正因有見於此，才能一反五代的統治方式，《宋史》所說的「一時之好尚」其實並不是偶然的。
爭取士人合作的第一步自然是重整中唐以來的科舉取士的制度。但這個制度在唐末、五代已受到嚴重的破壞。唐末進士輕浮，後世早有定論。黃宗羲《行朝錄·序》云：
黃宗羲借古喻今，責備明代習八股的舉子。但引詩末句「任從陵谷一時遷」則清楚顯示出：唐末舉子對於當時王朝已全無認同的意識，唐政權滅亡與否和他們是毫不相干的。
黃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東林七君子」之一黃尊素長子。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他說「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從而限制君權，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
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科舉在五代雖然常舉行，但性質已全變，成為武人子弟的出身資格。第一，唐代用禮部侍郎專知貢舉，五代則改由兵部尚書或侍郎為之（亦偶有戶部、刑部）。第二，武人子弟壟斷了貢舉。梁開平四年（910)兵部尚書權知貢舉姚洎奏：「今在朝公卿親屬、將相子孫，有文行可取者，請許所在州府薦送。」不用說，這些公卿將相絕大多數都是武人。晉天福三年（938)三月兵部侍郎權知貢舉崔稅奏有云：「科目之中，凶豪甚眾。」（均見《舊五代史》卷一四八《選舉志》）第三，五代進士科每歲所取不過數人，而明經諸科則動以百計。這是因為應試者只會「帖書墨義」，少有「舉筆能文者」。（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選舉考》）這也是武人子弟把持科舉的明證。以上三點是互相關聯的，說明科舉在五代已徹底「武人化」了。
透過唐末、五代的背景，我們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到宋代「焚香禮進士」的歷史意義。從前面所引有關史料中，我們看到宋代進士科的隆重與尊嚴不但矯正了五代的陋習，而且也改變了唐末舉子浮華和輕薄的風氣。我這樣說，並不存絲毫美化科舉的涵義。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名言，早已泄漏了皇帝對於「進士」抱有一種工具價值的心理。宋太宗和宋真宗也有過類似的表示，不過不像太宗那樣露骨而已。另一方面，絕大多數「舉業之士」也都逃不開「祿位」和「光大門楣」的私人動機。
但個人心理是一事，客觀存在的公共制度又是一事。宋代的考試設計更嚴密了，「封彌」和「謄錄」為科舉的公正性提供了更大的保證。科舉典禮的莊嚴性也過於前代，皇帝親試及進士唱第後宰相宣讀經文，都可看作宋代的重要特色。所以科舉制度在長期推行中，對於參加進士試的人往往造成一種巨大的心理壓力，激發或加深他們的責任感。這也許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宋代進士出身的士大夫在國家認同的意識方面，一般地說，遠比唐代為深厚。不僅如此，我還要進一步指出，當時一般的社會心理早已盼望著士階層復出，承擔起重建社會秩序的功能。宋初的文治取向正是對於這一社會心理的敏銳反應。換句話說，趙宋王朝為了鞏固政權的基礎，也不能不爭取遍布全國各地的士階層的合作。
責任編輯：馬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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