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誠還是一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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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誠還是一直打
正如廖耀湘所說的那樣,「瀋陽解放可以說是遼西戰役的直接結果」。廖兵團在遼西地區全軍覆沒,長春和錦州都被解放軍佔領,這時的瀋陽除了周福成帶領的只下轄一個53軍的第8兵團和青年軍207師(該師的許萬壽旅已在廖兵團序列內被殲滅,只剩下2個旅)外已經沒有什麼部隊了。瀋陽被解放軍佔領已經是板上釘釘、遲早的事。
根據《戡亂戰史》的資料,瀋陽國軍自編組西進兵團開赴新民地區之後的兵力部署如下:「東北剿總為鞏固城防,以其僅有之第8兵團,重新調整部署,收縮防守空間,集中兵力,以利長期堅守;當時第53軍(轄3個師)除留置一個團於鐵嶺,做前進據點外,主力集中於瀋陽以北,佔領既設城防工事,加強守備。第207師(欠第3旅)及東北守備第1總隊,分任撫順、本溪之守備。守備第2總隊,控制於瀋陽亘撫順間地區。新1軍留置之暫53師,戍守遼中。」
根據國軍方面的說法:截止到10月30日,廖兵團於黑山地區全軍覆沒後,仍有陸續撤返瀋陽的部隊達29個營。這些部隊經收容整頓後分別進駐瀋陽市區的中蘇聯誼社、東北大學、南市區等地區。但是,東北「剿總」卻沒有給他們任何指示,任由其各自處置。關於這個說法,實際上大有疑問之處。29個營的兵力,如果折算下來差不多是9個團另2個營,幾乎可以編成一個整軍的兵力了。
廖兵團逃走的2個軍長都是隻身逃到瀋陽,根本沒有部隊帶出來。一個整軍有差不多3萬人的樣子,逃走的軍長都沒有帶人出來,怎麼可能有3萬人漏網呢?而且,廖兵團全軍覆沒後誰都明白瀋陽將不保,哪還有心思和足夠的時間去整頓收容這些散兵?東北「剿總」對其連個命令都沒有給,如何弄清楚如此詳細的兵員數量?
至於逃出來的國軍,可以肯定建制已經基本被打爛,指揮機構和各級指揮官殘缺不全,甚至可以說是完全不存在,又有誰能夠在短時間內將部隊收容並組織起來,得知具體的兵力數量?因此,這個兵力數量的可信度實在太低(《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中則承認這29個營「缺員甚多,武器亦缺乏」)。反正這些部隊後來都在瀋陽被殲滅了,兵力隨便說上多少都無所謂,對以後的形勢發展毫無影響。解放軍在殲滅西進兵團和佔領長春後,主力部隊就開始向瀋陽開進。
國軍方面作為應對措施,對瀋陽的守備進行了調整,「將守備兵力,逐次向瀋陽外圍收縮;以第207師第1旅(欠第1團)防守西郊……第2旅守備渾河。守備第2總隊控制於南市區為兵團總預備隊。守備第1總隊,退守瀋陽東郊。第53軍所屬3個師,負責北郊及城防。至於甫由遼西撤回瀋陽、業已分別收容編組之29個營,則仍散處市區,迄無明確命令,亦未加以統一編組運用。」
解放軍於遼西會戰結束後向瀋陽進軍
我方編繪的瀋陽國民黨軍部署示意圖
作為瀋陽守軍主力的53軍,是國軍中一支歷史比較久的部隊。該軍脫胎於張學良的東北軍,前身為萬福麟率領的東北軍一部。1933年2月,該部在東北軍的整編中組成53軍,萬福麟任軍長,下轄106師、108師、112師、116師、119師、129師和130師。該軍組成後,參加了長城抗戰和冀東抗戰,後調往鄂豫皖地區參加對紅軍的「圍剿」作戰。1934年,106師、108師和112師先後脫離該軍建制。
1937年5月,119師和129師番號被取消,另將原屬西北軍的91師劃歸該軍建制。抗戰全面爆發後,該軍隸屬於第1戰區指揮,參加了平漢路北段抗戰。次年,暫歸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指揮,在晉東南與日軍進行游擊戰。後東渡黃河至豫中,歸第1集團軍指揮,參加了豫魯皖邊戰役和武漢會戰。在此期間,91師調離該軍後,53軍只下轄2個師。
1938年12月,周福成接替萬福麟的軍長職務。之後,53軍先後參加了南昌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1939年冬季攻勢、第二次長沙會戰和鄂西會戰等重要戰役。1943年春,該軍被劃入中國遠征軍序列,被定為甲種軍並歸第20集團軍指揮。甲種軍都是下轄3個師,但該軍雖換裝了美式裝備卻一直下轄2個師。直到1945年,才將榮譽第2師劃歸該軍建制。
該軍在遠征軍序列內雖然受到中央軍的歧視,但卻蒙衛立煌關照,因此對衛感恩戴德。內戰爆發後,該軍調往東北作戰,榮譽2師改番號為67師後脫離軍的建制,另將暫30師劃歸該軍。該軍116師曾於威遠堡門被東北民主聯軍殲滅,後又重建。遼瀋戰役中,該軍困守瀋陽,最終自動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誠。
作為長期擔任53軍軍長、後升任第8兵團司令官的周福成,與該軍的命運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周福成(1898—1953),字全五,出生於遼寧省遼陽市燈塔縣柳條寨三檯子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24年由保定軍官學校第9期步兵科畢業,並加入奉軍,先後任連長、營長、團長等職。1933年,周福成升任129師師長,曾參與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
事變後,東北軍被逐漸分化瓦解,周福成接替萬福麟任53軍軍長。加入中國遠征軍序列後,周福成感激衛立煌的照顧,並因此影響了其後來在瀋陽的選擇。遼瀋戰役中,53軍副軍長趙國屏(即趙鎮藩)和130師師長王理寰等人都同意放下武器,但周感覺這樣做對不起衛立煌和蔣介石,因此拒絕放下武器。但當解放軍攻入瀋陽時,53軍各部隊紛紛放下武器投誠,周福成見大勢已去只好化裝逃走。但在城內大西門裡世合公銀號內被解放軍俘虜。
後來,東野司令員林彪宴請有關人員,周福成也被邀請出席。他見到趙國屏時說:「悔不該,我錯了。」周福成隨後被編入東北解放軍軍官訓練團,後於1953年3月9日獲釋,同年因腦溢血病逝於哈爾濱。
實際上在解放軍發起遼瀋戰役之前,瀋陽守軍將領們就普遍感到前途渺茫。53軍將領們普遍覺得早晚必敗,沒有出路。當問從戰場上歸來的將領情況如何時,多回答是「快完蛋了」。該軍副軍長趙國屏卻是個例外,這是因為他早就和中共方面取得了聯繫,感到還是有出路的。早在53軍在陝北「剿共」時,趙國屏就參與了與紅軍的秘密來往。那時候,李克農秘密前往洛川,就是由趙接待的。
1940年,趙任53軍參謀長到重慶開會時,也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秘密聯絡過。1947年6月間,趙見到了與自己有世交的同鄉李書城。他出示了於毅夫和呂正操的親筆信。信中勸趙把握時機,率部起義。趙國屏經過試探後,最終與中共取得了聯繫。
有一次,53軍開會,趙國屏與暫30師師長張儒彬、守備第2總隊總隊長毛芝荃(原53軍116師副師長)、116師師長劉德裕等有意識地閑聊。趙說:「共軍優勢兵力指向錦州,這一著來得真厲害,錦州如不保,就形成了『關門打狗』之勢,我們腹背受敵,是非常嚴重的局面。作為一個將領,應當看清形勢,但不可亂講。」
毛芝荃說,他的部隊都是新兵,打起來不頂事,要沾大家的光。劉德裕也這麼說。張儒彬則說:「咱們聽副座的吧!」說完微笑了一下,大有窺破機密的樣子。趙國屏則話裡有話地說:「軍部的辦法沒有什麼高妙,還不是根據大家意圖來做。只要大家團結一致,認清局勢,會有前途的。」這樣一來,大家心裡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只是時機未到都沒有點破而已。
後來錦州戰況吃緊時,116師往瀋陽撤退,負責掩護全師撤退的丁贊堯團被解放軍包圍在鐵嶺。丁團長在電話里問趙國屏怎麼辦。趙告訴他「見機行事」,於是該團在團長帶領下全部投降。不光是趙國屏一人,130師師長王理寰也與中共方面取得了聯繫。
1948年5月,116師被殲滅時被俘的師長、團長等人被解放軍釋放回來,王接待他們時收到了原390團團長傅廣恩捎來的呂正操的信。信中,呂以同學之誼規勸王「是非進止,早在洞鑒。兄舉足重輕,蹺希以待」。當年7月,王理寰就與中共地下人員取得了聯繫,準備相機採取行動了。此外,瀋陽守備第2總隊總隊長秦祥征和副總隊長王鳳起也在戰役開始前就與中共方面開始了聯絡,等待時機發動起義。
當時任53軍130師師長的王理寰和當時任53軍副軍長的趙國屏
據趙國屏回憶,為了援救錦州,蔣介石曾下命令要他率53軍加入西進兵團序列。這樣一來,顯然周福成不能再兼軍長了,但趙將這一命令告訴周福成後,周福成卻不答應,說要請示讓上面收回命令。周福成通過衛立煌徵得了蔣同意,仍讓53軍留守瀋陽。這讓趙國屏當軍長後發動起義的想法落空了。
周福成後來對趙說:「前幾天萬福麟在瀋陽話別時對我說,『全五,這仗打不了,你不要太呆板了』。」隨後,他們又談起營口王家善師起義的事情。這就讓趙國屏產生了一個錯覺,認為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周福成也開始動搖了。因此他產生了爭取周一同起義的念頭。實際上,周福成因為對衛立煌的感激和蔣對於他作為東北軍將領的「知遇之恩」,根本就沒有向解放軍投誠或起義的打算(周曾說過:「如果起義,實在對不起蔣先生。」
他還對來勸他起義的女兒大發脾氣,要槍斃女兒,最後逼著她飛回北平)。早在王理寰接待被釋放的116師師長等人時(他們希望周福成收容他們),周就大加怒罵:「這幾個東西都被共產黨訓練好了,和高福源一樣,回來拉攏來了。你把他們四個人看起來,不要和官兵見面。」王理寰只得讓他們先住在師部,後經衛立煌才送到南京中訓團受訓。後來,王理寰率部從新民撤回瀋陽後,向周福成說53軍守瀋陽固守不能有功,丟掉就是罪名,要周研究如何應付。周回答不用研究,固守瀋陽,敵人來了就打,並說:「蔣總統把東北交給我啦!到了那一天,咱們也坐坐這把交椅。……蔣總統命令,不得已時還有焦土毀滅呢,什麼也不交給共產黨。」
王說:「焦土毀滅未免慘無人道,於心不忍,識時務者為俊傑,軍長想想吧。」周不以為然:「哪個戰場也不能顧慮這個。王理寰,你的勇氣哪裡去了?塔崗戰役打壞了眼睛你還指揮,今天為什麼泄氣?」王說:「塔崗是抗日,現在是內戰,誰給蔣介石打天下。」周福成一聽這話把桌子一拍,大聲嚷起來:「王理寰你瘋啦!趕快回去,把陣地整理好。否則我要處置你!」王一見風頭不對,趕緊退出回到了師部。天黑後,兵團參謀長蔣希斌來電話說讓他沒事少進城,看樣子是對王理寰的一個警告。從這些跡象來看,要爭取周福成也參加起義或投誠是不可能的。
我方編繪的遼瀋戰役第三階段經過要圖
王理寰看爭取周福成參加起義沒有希望,就決定先去聯絡其他部隊長官,這樣就可以將周架空。10月23日早飯後,王理寰來到116師師部,見到了師長劉德裕。劉見面就說:「我聽說你昨天和『老五板』(周福成外號)拌嘴啦?你說的我都同意,你可千萬別忘掉我。『老五板』恨你恨得要死。」王回答說:「這是造反,弄不好可就掉腦袋。你同意嗎?」
劉說:「我同意,弄好了就不掉腦袋,你快點辦吧!」王理寰得到劉德裕的同意後,又來到暫30師,正巧師長張儒彬不在,見到了副師長王冠英。王以前是130師389團團長,與王在一起多年。王冠英開口就問:「外邊情況怎麼樣?我們打算怎麼辦?」王理寰將來意和劉德裕的意見告訴了王冠英。王冠英也表示同意,並說張師長沒有問題,等他回來就跟他說。
隨後,王理寰又到守備第2總隊爭取了毛芝荃的同意。至此,53軍的師級單位和守備第2總隊全部同意停止戰鬥,和解放軍接洽放下武器。王理寰回到師部後,立即命令特務連加強對師部和指揮所的警戒,並決心勸衛立煌離開瀋陽、勸周福成起義(對此,王覺得沒有把握,必須多費周折),對207師師長戴朴能聯繫就聯繫,否則就以武力解決之。
10月29日,在得到西進兵團全軍覆沒的消息,以及收聽到哈爾濱方面電台播出的原東北軍將領,如高崇民、張學思、呂正操、車向忱、閻寶航等勸告53軍起義,保全家鄉的廣播後,王理寰等人決定開會研究起義事宜。參會的人有國防部東北軍法執行分監部主任趙毅、暫53師師長許賡揚、130師師長王理寰、瀋陽第2守備總隊總隊長秦祥征、副總隊長王鳳起、瀋陽商會副會長盧光績。
與會人員一致同意聯絡各部努力進行起義,並派出代表與解放軍聯繫。對於29日的情況,《戡亂戰史》中是這樣記載的:「10月29日,×第12縱隊陷鐵嶺,近迫文官屯(瀋陽以北約5公里)、圓山子,開始傾力猛犯。我瀋陽國軍,在第8兵團司令官周福成之指揮下,奮起迎戰。」而實際上,53軍各部在這一天已經決定不再抵抗了。
隸屬於新1軍的暫53師,除了在27日將突入防線的解放軍李紅光支隊一部擊退外,也沒有與解放軍發生大的戰鬥。據該師師長許賡揚回憶,由於該師2團對面是解放軍李紅光支隊,全是朝鮮人不通漢語,以致時有小衝突發生,曾被解放軍奪去機槍一挺,後來又退還回來。之後許賡揚命令前方官兵只守陣地,不準開槍,自此再無戰鬥發生。
據116師師長劉德裕回憶,在30日早晨,他剛率部到達瀋陽東北二檯子,就見到了張儒彬。張對他說:「王理寰已和解放軍聯繫了。算了吧,還打什麼!」劉表示同意。30日9時,王理寰派去與解放軍聯繫的人回來,帶回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讓王部仍暫駐飛機場,決不發生誤會。20時,兵團部召開緊急會議。在會上,趙國屏首先發言,說:「會前我同大家交換過意見,一致認為這個仗是打不了啦,不能打……」還沒等他說完,周福成用力拍了桌子,對趙說:「怎能這樣說?再說,我就對不起你了……」王理寰見狀就將趙國屏拉到外邊,然後先回去準備行動了。
趙國屏回屋裡對周明說130師已經和解放軍代表談判了。周福成與各部指揮官通話後,才知道各師已經都不願意再打了,只得無奈地對趙說:「國屏,你真對得起我啊!」隨後,當趙國屏離開一段時間又回到兵團部時,感到四面楚歌的周福成已經化裝逃到世合公銀號內,對外邊的事聽其自然,不聞不問了。21時,53軍榴彈炮營的一個與劉德裕很熟悉的排長在電話中對他說:「今晚我們都睡覺,把槍支放在一起,解放軍進來願拿就拿去。」劉隨即讓通信連長告知各部隊照辦。該師參謀長馬佩生是中央軍校畢業的,聽說後當即痛哭,之後在半夜時分不辭而別。
也就在30日這天,衛立煌接到了蔣介石要他到葫蘆島「指揮作戰」的命令,隨即跑到機場搭飛機逃走。一起逃走的有趙家驤、王鐵漢、潘裕昆、龍天武等少數人。當時,「剿總」的很多人都跑到機場準備一起開溜,但無奈人多位子少,絕大多數人被阻止登上飛機,還有的因搶上飛機被前面的人踢下來,事後傳為笑柄。
按許賡揚的回憶,衛立煌逃走的時間是30日下午4時許。隨後,暫53師3團就將機場嚴密控制起來,以至於後來企圖降落的飛機未敢降落就飛走了。機場上剩下的國軍大員們只得回到家中,等待做俘虜。對於衛立煌的逃離,《戡亂戰史》中是這樣記載的:「衛總司令目擊大勢已難挽回,乃於10月30日午後,率同參謀長等高級將領,與東北各省主席,輕車簡從,至渾河民用機場,搭乘最後一架飛機,撤離瀋陽,留下第8兵團司令官周福成,繼續抵抗。」不過,衛立煌逃走後卻倒了霉。正如他來東北之前預料的那樣,他成了丟失東北的「替罪羊」。
11月10日,蔣介石下令將衛立煌撤職查辦,命令中說:「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遲疑不決,坐失軍機,致失重鎮,著撤職查辦。」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則這樣說:「蔣先生反將全部戰敗責任委諸衛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幾遭槍決。直至蔣先生下野後,我才下令將衛立煌釋放。」
30、31日兩天,瀋陽守軍除了207師外幾乎都與解放軍取得了聯繫,準備放下武器投誠。有的甚至打電話給趙國屏自報部隊番號,要求列為起義部隊,其中有一位姓熊的還說:「學兄啊!千萬別使我落榜啊!」意思是與解放軍聯絡時,千萬不要遺漏該部起義的資格。瀋陽守軍除了207師外,到這個時候事實上已經完全處於瓦解的狀態。
對此,一些國軍資料中並不承認,認為只是瀋陽守備第2總隊總隊長秦祥臻暗中「叛變」而已。如《戡亂戰史》中記述道:「當瀋陽四郊鏖戰正酣之際,不期原控制於南市區,為兵團總預備隊之守備第2總隊總隊長的秦祥臻,竟心懷異志,於是日暗中叛變,但卻繼續與我上下,虛與委蛇,致我事先一無所知;而市區部分要點,亦為該叛軍所控制,兵力轉用困難,市區秩序,亦隨之陷於混亂。」
但《戡亂簡史》中則認為,「第53軍之新編第30師,暫編第53師,及瀋陽守備第1縱隊被×誘降」。而到了2001年編纂的《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中又改變了說法:「駐防瀋陽市區的國軍第8兵團司令周福成(兼第53軍軍長)及第53軍趙國屏副軍長竟率第53軍及新1軍暫編第53師(師長許賡揚),於陣前倒戈投共。」
這些資料中先是不承認53軍投誠的事實,後來又矯枉過正,將無可奈何脫離部隊的周福成也戴上了「投共」的帽子,實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據杜聿明回憶,在11月1日晚上,曾接到東北「剿總」副參謀長姜漢卿的電報說「周福成降敵」。這大概是國軍資料中說周福成率部隊倒戈的由來吧!
我軍攻入東北「剿總」司令部大樓,右上圖為周福成
解放軍攻入瀋陽東北「剿總」司令部
在瀋陽守軍紛紛放下武器的時候,207師卻進行了一定的抵抗。據許賡揚回憶,31日晚8時,他召集各團長、直屬部隊的營連長和207師的團長陶毅及特種兵的營、隊長開會,宣布已與解放軍達成協議並宣布起義。在場的人當時都表示同意。但陶毅回到團部後,就打電話罵許賡揚,說要和207師部隊抵抗到底。暫53師3團團長劉基也反對起義,隨後隻身化裝逃走了。
許賡揚立即派副官處主任去代理團長,執行起義命令。《戡亂戰史》中對此記述道:「控制於東大營之第207師第1旅第1團團長陶逸(本文作者註:似為陶毅之誤),卻威武不屈,手持電話對其副團長張煊稱『應死拼到底,與陣地共存亡』等語,陶團長雖立遭不幸,但東大營方面,在其副團長張煊指揮下,曾予×最大損害。第207師第1、第2旅,亦能堅持到底,不為所動,竭力抵抗,迄11月1日晚仍有零星戰鬥。」
台灣編寫的《戡亂戰史》中編繪的錦沈會戰瀋陽防守作戰經過要圖
在瀋陽的國民黨守軍主動集結,向我軍集體投誠
對於207師的抵抗,國軍資料中都有較突出的記述。《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中這樣記載:「我第207師青年軍官兵獲悉,基於國家民族大義,拒絕向共軍投降,誓言抵抗到底。……第207師戴師長衡量全局後,於該(2)日午後,召集主要幹部計議,決定突圍……11月2日子夜,國軍第207師官兵突圍行動開始,第2旅副旅長周中鋒率第5團何福祥部,在攻擊掩護下突圍。另一方面,戴朴師長則親率第2旅主力向瀋陽東南前進,沿途頻遭共軍襲擊,終能排除障礙,突過奉集堡。……迄11月18日,安抵山海關之第207師官兵被安置收容者有3000餘人,然師之精銳已盡失,良堪痛惜。」
《戡亂簡史》中的記載則為:「我第207師主力堅守渾河一帶,浴血反覆搏鬥,戰至17時20分,電訊中斷,紛向營口方面突圍。」根據原國民黨軍將領的回憶,207師的抵抗在11月1日或2日當天就被克服,全師被殲滅。而戴朴本人,則是自己脫離部隊化裝逃走的,並非像國軍資料中所說的那樣是帶領部隊突圍出去的。筆者認為,事實也很可能就是如此。
因為,無論是向山海關方向突圍還是向營口方向突圍,都要面臨兩個方向上的解放軍主力部隊的重重阻擊。就是單個的國軍將領如廖耀湘都不能突圍出去,何況成建制的一支大部隊呢?就連當時在葫蘆島指揮部隊撤離的杜聿明也回憶說,207師在11月2日被殲滅,戴朴是化裝隻身逃走的。如果真是一支大部隊突圍出來,杜聿明不會不知道。
根據郭汝瑰的回憶,207師的旅長王啟瑞後來對他說,突圍到達北平時只帶著六七十人,而且在向西逃跑時也沒有遇到有力的阻擊。郭認為,此人與郭在14師和54軍任職時是最親近的幹部,因此不會欺騙他。如果情況屬實,那麼就可以肯定207師是在被打散的情況下有小股部隊突圍出來。因此,207師部分人員分成小股或單個逃出並被收容起來是很有可能的,大部隊成建制突圍則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對於瀋陽最後的結局,國軍戰史資料中的記載都很簡略。如「市區戰鬥,迄11月1日晚,始全部終止,瀋陽遂為×所陷」。自此,整個東北地區只剩下在錦西、葫蘆島地區和營口地區的國軍部隊了。而這些部隊已經無力回天,只剩下撤離東北一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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