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冒险的齐桓公靠什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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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冒险的齐桓公靠什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春秋五霸”,真正名副其实的只有三位: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三人中间,楚庄王是“蛮夷”的头子,出身本来就有问题。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楚庄王统率“南夷”北进中原,问鼎之轻重,害得中国命系一线,危在旦夕,自然是大伙儿的“公敌”。
所以,他际会风云,一鸣惊人,爬上霸主的宝座,对那些诸夏本位论者来说,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只是迫于形势,诸侯才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腻腻歪歪、言不由衷地承受下来。由此可见,楚庄王尽管神气活现、踌躇满志,但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根本算不得是五霸中的正宗角色,典型的“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
晋文公当然不同,他是华夏圈子里的人,他要出人头地,大伙儿不会有心理上的障碍。事实上,晋文公也的确够争气,上台没多久,便施展拳脚,几个回合下来,便把曾经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楚国打趴在地,动弹不得,使中原诸侯终于熬到了扬眉吐气、重新露脸的时候。就霸业之盛、声誉之大而论,晋文公无疑 是春秋历史上的顶尖人物。
可惜的是,他做事过于张狂,不大计较轻重,口口声声尊重周天子,却视天子如玩偶,呼来唤去,肆无忌惮,这如何不叫人对他的行为持几分戒心。另外,他心机太重、韬略太多,用兵讲求诡诈,谋事注重算计,更给人留下了老奸巨猾的印象。无怪乎孔子都对他不无微词了,“晋文公谲而不正” 。既然是“谲而不正”,那么,晋文公在五霸中的地位,自然也得打上几分折扣。
宋襄、秦穆不够资格,晋文、楚庄又不无瑕疵,那么“五霸”之中,也就只余下那位齐桓公了。于是,人们便把齐桓公抬出来充当“五霸”的典范。孔夫子称道他“正而不谲”;孟子的态度同样鲜明,说“五霸桓公为盛”。他们这么说,可不是兴之所至的信口开河,而是当时社会舆论的客观反映。
齐桓公身后受到人们的普遍怀念乃是不争的事实,他生前的许多做法也曾为后人所效法模仿。公元前 641年,鲁、蔡、陈、楚、郑、齐多国诸侯风尘仆仆、鞍马劳顿赶到齐国搞会盟,中心的议题便是所谓“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 ,这等于是举办了一场为齐桓公歌功颂德的专题国际论坛。
公元前 538年,楚灵王召集十三国在申地(今河南南阳市北)开大会。在礼仪方式的选择上,楚灵王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向齐桓公看齐,“吾用齐桓”, 透露出他企图步齐桓之后尘,号令诸侯的勃勃雄心。这些史实,都说明齐桓公才是春秋五霸中真正意义上的霸主,他身上所体现的才是纯粹至高、正大光明的领袖风度。孔子说他“正而不谲”,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齐桓公的“正”,说白了也简单寻常,就是他的处事从根本上合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节制,凡事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用最佳的方式实现了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这种境界,看上去平凡,其实最高明,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至也 !用今天的话说,齐桓公的厉害,源于他的太极推手功夫,核心不过是两个字――稳重。稳重,再稳重,如果细加体味,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才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战略上的大手笔。
齐桓公的成功,取决于他的稳重。由于稳重,他才善于权衡利弊,及时变招,一旦遇上问题或挫折,知道从中认真吸取教训,尽快刹车,此路不顺换他路,而不至于一条道走到黑,直至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历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计划和方法有问题,但或因碍于面子,或因赌口意气,或因心存侥幸,总是在那里死顶硬撑,结果使事情越来越糟,直弄到山穷水尽,无法收拾。然而,齐桓公与他们不同,他懂得该撒手时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齐桓公刚登基时,也一样雄心勃勃、血气方刚,老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早早确立起齐国的霸权,汲汲于“欲诛大国之无道者”。管仲谏阻他,告诉他时机并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 。可他全然当作耳边风,一意孤行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满心以为中原霸主的宝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他的热情之火很快便让长勺之战那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他引以为豪的强大齐军,居然让曹刿率领的鲁国兵马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真是败得无话可说,败得窝囊透顶。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惨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得齐桓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平复下来。
既然单纯的战争手段连鲁国这样军力很一般的国家都摆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对付比鲁国强大十倍的楚国、比鲁军能打仗的戎狄,这不纯粹是自讨没趣吗 !看来不能单纯依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称霸目标,而应该更多地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谋、伐交、伐兵三管齐下,才是正道。齐桓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改急取冒进为稳重待机,变单凭武力为文武并举。而正是这种稳重的做法,才保证了他日后少走弯路,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齐桓公的稳重,也表现在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作必要的妥协,进两步退一步,见好便收,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战略诉求。战略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战略利益有多大,战略目标有多高,而关键看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脱离实际条件,脱离具体许可,那么,最好的战略方案也等于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以,善于妥协,本身就是战略运筹中的一门高明的艺术,是寻求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无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 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了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当时,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这种情况下,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这样保护不了中原中小诸侯,任凭“南夷”四处横行,齐国岂能称为“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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