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事刑罚条令是怎么制定的

Posted 2022-12-25 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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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事刑罚条令是怎么制定的

战斗编队条令是构成战场上军事刑罚的组成部分。这种条令，《尉缭子》称为经卒令。它规定：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各军具有不同的旗帜、羽志，主要是为保证部队的整齐划一，兵将相识，以利于指挥。《经卒令》又规定：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分别置章于前、项、胸、腹、腰。每军的战斗行列又用不同的徽章相区别，这就保证部队在战斗时行列不发生紊乱。如果有亡章者、乱先后者，都要受到军法制裁。

统一军中号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又一重要内容。在军中，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有妨碍执行军令的，一律诛杀。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金鼓旗铃是将军指挥全军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如鼓之则进，金之则止。

在战斗中，鼓失次者有诛，喧哗者有诛，不听金鼓旗铃而动者有诛。保证军中号令的统一，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

束伍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核心内容。据《尉缭子·束伍令》说，在战场上同伍战士有阵亡的，其他人必须杀死如数的敌人来抵偿，否则即处以身死家残的重罪。伍长、什长等下级军吏阵亡，也必须杀死敌方的伍长、什长，否则全伍、全什都要论罪。若将领阵亡，则应杀死敌将。如未能杀死敌将，即处其部下以临阵脱逃罪。倘若大将战死，其部下将吏职在五伯长以上未战死者，大将左右近卒在阵中者，一律构成死罪。其余军卒有军功者夺一级，无军功者戍三岁。

对在战场上战败、逃亡或投敌的将领，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男女公于官。吏卒在战场上战败、逃亡、投敌，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身死家残就是杀头抄家。男女公于官，就是鬻卖家属为官奴隶。秦将樊于期战败逃到燕，秦国就抄杀籍没了他的父母亲族，并悬赏金千斤、臣万家购求其头颅。对于临阵脱逃的士卒，后续部队一经发现可以就地诛杀。卒逃归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执及不言，构成包庇罪，与逃兵同罪。对已上报死亡但又活着回来的士兵，要夺其军爵，惩罚其同伍之人，并罚他本人做奴隶。

在战场上的各级将吏，享有相当大的杀罚权力，称为将诛之法。依此法，什长可诛杀什中之人，佰长可诛杀什长，千人之将可诛杀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可诛杀千人之将。左右将可诛杀万人之将。大将军可诛杀任何将领。在春秋以前诛杀地位较高的将军，权力操在国君手中。至战国时，这种情况改变了。军中一切生杀大权悉由大将掌握。战诛之法是列国保证军队服从长官，全军服从大将的有力法规。

其二，出现了常备军营区刑罚条令。

春秋以前实行民兵制度，军队无常驻营区，自然也就谈不上常设营区刑罚条令。战国时，随着常备军的出现，常驻营区刑罚条令也应运而生。

据《尉缭子·将令》，大将颁布发兵命令后，在国门外期日中设营，将士必须按时报到，届时不到者受刑罚。将军入营后，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

在军营中，前后左中右各军都有专门的营地，以行垣相别，不准逾越。在一军之中，将帅、佰也各有专门营地，以沟渠相别，禁止随便通行，违令者受罚。

在营区的纵横道路上，每120步，设一标帜，派人分段把守。凡在营区通行须持有将吏颁发的符节，否则不准通行。军中采樵、放牧者出入军营要排成队列。军吏出入营区不持符节，士卒出入营区不排成队列，一经发现就地诛杀。这就有效地保持了营区的井然秩序。

在行军中所建的临时营地，也要左右相禁，前后相待，垣车以为固。对有逾越界线、扰乱驻地者，一律诛杀。

常备军对于自己的防区，要划分地段委派专人誓死坚守。

其三，充实和发展了军事训练中的刑罚法规。

在春秋以L狩活动为特点的军事训练中有一套诛后至者，斩不用命者的刑罚条令。但这些条令很简要。战国则不然，军事训练主要已转移到军营中进行。其方式是：先伍后什，先什后卒，先卒后伯，最后由大将总其成，形成了兵教之法。在训练中无论哪一环节出了毛病，都构成犯教之罪。兵教之法的特点是明刑罚，正劝赏，奖优罚劣。要求教练者做到令民背国门之限，决死生之分，教之而不疑。

教练的成果要经受实践的考验。据《秦律杂抄·除吏律》说，发弩啬夫经训练后射不中靶，罚负责教练的尉二副甲，罚发弩射夫二副甲并免职，另行委任他人。驾驺（驭寺）已任用四年，但仍不能驾车，罚教练者一副盾，免驾驺职务，并补偿四年徭戍。战士在临阵时畏葸不前，不能尽死于敌，就要惩处平日教练士卒的各级军官。军官对于训练结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其平日对训练要求之严，也就不言而喻了。

什伍的教练因陋就简进行，以板为鼓，以瓦为金，以竿为旗。对违令者，加犯教之罚。卒、伯的训练是军事训练的中期阶段，其程序与什伍训练大致相同。大将的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层次，在中野进行，摆成阵势，去百步而决，百步而趋，百步而骛，习战以成其节。违令者，以犯教之罪论处。

经过严格训练，要求部队成为守者必固，战者必斗的铁军。

其四，军中什伍连坐法更加系统化。

军中的连坐法起于夏殷。据《尚书·甘誓》、《汤誓》，凡违犯军令者除自身遭受杀戮外，家属也要被罚做奴隶。但连坐的对象都与罪人有血缘亲属关系。对于非血缘关系的什伍连坐滥觞于春秋，春秋时列国军中即有：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的规定。

战国时军中连坐法系统化的表现，一是军中士卒以伍、什、属（五十人）、闾（百人）为单位实行连坐。凡属同一伍、什、属、闾的战士，有一人干令犯禁，如未得到揭发，整个伍、什、属、闾成员全部连坐，与犯禁者同罪。

军官中的连坐，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而今也实行了。据《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上至大将，下至什长，上下皆相保，形成一套连保体系。不论在哪一级出了问题，都要累及上下级。依据这套连保制度，军中做到了父不得私其子，兄不得私其弟。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

军中连坐法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举荐人与被举荐人连坐。如秦昭王相范雎，曾举荐王稽为河东守，后王稽与诸侯通，坐法诛。依连坐法，范雎受到牵连，被免去相位。战国时，军中连坐法的系统化，说明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宗法制度日益瓦解，过去那种过分依赖血缘关系来维持军队的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作法已经失去了效力。新的连坐

法要求军中将士不论有否血缘关系，一律在法律的基础上实行连保，以使互相监视，互相揭发。军中连坐法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军队组织内部的政治关系和阶级关系，远比传统的血缘关系更加强而有力，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军经武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