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美政理想分别是什么

Posted 2022-12-25 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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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美政理想分别是什么

（一）爱国主义思想

屈原的作品自始至终贯串着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他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爱国主义的内涵也不完全相同。在先秦时期，爱国主义观念主要表现为兴国强兵爱民，眷恋祖国乡土。

先秦时代的诸子们自孔子以来都怀有大一统的思想，他们都希望中国统一，所以许多人为实现这个目标都不拘于自己的国家，而纷纷到其他国家做官推行自己的主张。如孔子周游列国、商鞅本卫人而仕于秦、孟子是邹国人而在齐国任职、荀子本为赵人而游学于齐、做官于楚。环渊、陈良、许行均为楚人，可环渊为齐稷下先生，陈良到北方中国求学，许行到滕国为民。但是楚国却不完全相同。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发展的楚国几千年来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楚国这个古老的南方大国，发展到周成王时，其祖先熊绎才被封为子爵，并不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国家，楚与周王并没有血缘和亲戚关系，是周王朝通过封赏的办法拉拢过来使其成为自己统治的一个臣属国。到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各国还把楚国看作蛮夷之邦，楚国的君主也自称蛮夷，很少与中原各国来往，楚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此养成了他们异常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君臣上下普遍如此，虽说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但是楚国最为突出，它已达到翕然成风的程度。

楚国历史上爱国忠君的令人赞叹的事迹，逐渐成为楚人引以为荣的传统，并且代代相传，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楚军的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君王，即使贵为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有人苟且偷生。如屈原的祖先屈瑕，率兵伐罗大败，便自缢身亡。晋楚城濮之战，楚国失败，主将子玉自缢。鄢陵之战，中军统帅司马子反因醉酒而导致军败，楚共王已表示宽恕之意，但子反还是自杀了。楚康王时，令尹子囊为吴军所败，还军途中伏剑自杀。吴国军队攻陷郢都，申包胥到秦国求救，秦不答应，申包胥在秦廷哭泣七个昼夜，终于感动秦哀公出师救楚。如此例子举不胜举。

楚国的国君虽有贤愚之分，但稍有作为的君主，都以国家为重，较为平庸的君王也不敢做有辱国格的事。楚文王率军与巴人交战，大败，率领残军退回楚国，大阍鬻拳不让他进宫，他只得率军攻打黄国，获胜而还，病死途中，鬻拳安葬文王后即自杀身死。楚共王有鄢陵之败，终生自愧，临死前要求大臣们给他灵、厉的谥号。暴虐的灵王在郢都之外听说宫廷政变，不知所归。令尹子革劝他逃往他国，他拒绝了，在走向郢都的途中自缢。昏庸的楚怀王被秦国骗去软禁，要求割地，他坚决不答应，最终死在秦国。

即便是楚国被秦灭掉之后，楚国人的民族感情仍然十分强烈。《史记·项羽本记》记载楚南公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果然如此。秦末农民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楚人陈涉、吴广的起义军。陈涉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灭秦过程中最为有力、最占头功的是楚国人项羽。项羽叔父项梁起兵时，从民间找来楚怀王孙子心，仍立为怀王，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唤起楚人对故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最后攻入咸阳、夺得秦国政权的仍是楚国人——刘邦。从中看出楚国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源远流长的传统和其巨大的影响。

博闻强志的屈原在这种文化条件下出生、成长，从古代典籍中熟知祖先忠君爱国的感人事迹，从这些爱国精神的浸淫下逐渐形成了他强烈的爱国意识，这种思想从年青时代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他早年的作品《橘颂》热情歌颂橘树的品格实际上是他扎根于故国泥土之中、志向如一、永不变节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这种思想一直贯串了他的一生。即便是遭到疏远也不改变，而是更为坚定。在《离骚》中其存君兴国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诗人用形象化的艺术手法将爱国的思想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挚的感情十分感人。面对楚国君昏臣佞的黑暗现实，诗人幻想出游国外，但一旦升上天空要离开时，俯瞰楚地，仆马俱悲，不肯前行——陟□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问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只得又回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在他被放逐到江南的蛮荒之地时，他丝毫没有减弱对祖国的拳拳眷恋之情，在江南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苦苦地等待着顷襄王的醒悟：□顾楚国，不忘欲反。在楚国郢都遭到侵凌时，他的悲伤痛悼之情更为深挚。《哀郢》：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连我的灵魂都想着回去，何尝一日而忘记；离开夏浦我思念西方，哀叹郢都离我越来越远）。曾不知厦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真料不到郢都的高楼大厦竟然变成废墟，两座东门前长满荒草）。诗人选择长沙附近的汨罗作为殉国之地，也是他爱国思想的有力表现，郢都已被秦军占领，归死郢都已经不可能，那么死在楚先祖熊绎的始封之地长沙附近的汨罗，也就有了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意义，这是屈原誓死不离开楚国的具体表现。

屈原的爱国思想与忠君观念常常联系在一起，很难加以区分。屈原明知忠言直谏不会有好处，但他热爱祖国，即便是遭受多少痛苦也要说出来。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国君的缘故，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在一姓为君的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中，爱国与忠君有其一致性。屈原的忠君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大前提，与那些一味地不分是非的愚忠是迥然有别的。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屈原对昏愦平庸的楚怀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指责怀王好坏不分，是非不明；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批评怀王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怨恨怀王昏愦糊涂，不体察自己的忠心。当怀王执迷不悟、不思悔改时，他又宣称君可思而不可恃。对于屈原这种大胆批评的精神，鲁迅先生概括说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屈原的爱国思想之所以可贵，还在于他将爱国思想与同情、热爱人民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我真想离开楚国而远走他乡，但一看到百姓的苦难，我又强自镇定下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衍。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皇天啊，你为什么不按正道行事，使无辜的百姓遭此灾难？在早春二月便向东逃亡，老百姓们彼此流离失散。在屈原作品的诗里行间对人民的颠沛流离生活寄予了无比的同情，为祖国的命运心碎胆裂，同时也流淌着他同情百姓苦难的眼泪，震响着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强烈呐喊。

屈原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在他要辅佐楚怀王建立像尧、舜、汤、禹、文王、武王这些前代圣王一样的大一统的功业。他诗篇中的前王都是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的政治领袖，这种思想与历史的发展潮流一致，是有进步意义的。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们都毫无例外地主张中国统一，为了给他们这一政治理想寻找根据，他们找出了各族的共同祖先。如道家捧出黄帝，儒家捧出尧舜，墨家捧出夏禹（郭沫若语）都是这个意思。他作品中神游的山川属于中国共有的疆土，如昆仑山，黄河。作品中所涉及的神话人物为南北初民文化系统中所共存。据统计，屈原作品中提到的神祗有二十多位，真正属于楚国的只有山鬼一个。虽然湘君、湘夫人属楚国境内，但后来附丽于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神的地域性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屈原的思想中也融合了诸家文化思想的合理成份，从而使他的思想有某种集大成的特色。

屈原的理想是用楚国统一中国。由楚统一中国与由秦国统一中国是有区别的。秦国是自商鞅变法后才崛起的军事强国，其文化、文明程度比楚国要落后得多，根据考古发现的情况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文明的程度已相当进步。不仅比秦国而且比中原国家更为先进，楚地的铁器、青铜器、漆器已很多，冶炼铸造技术也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楚国乐器中已有精美的编钟时，秦国尚在击瓮、叩缶、弹筝、搏髀。割据战争的残酷性在秦国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秦楚丹阳之战，斩楚士卒八万，后来秦赵长平之战，赵将赵括阵亡后，赵国四万被俘的士兵全被白起坑埋。由于秦国这种野蛮而残忍的特性，它被称为虎狼之国，遭到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假如楚怀王是一位有为之主，能够采纳屈原进谏，用屈原的理想统一天下，在由割据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广大百姓遭受的灾难可能会少一些。自由的空气一定更浓厚（郭沫若语）。事实上秦国在统一中国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焚书坑儒，这种禁锢思想、摧残文化的做法，使本来蓬勃发展的百家争鸣的思潮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秦王朝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十几年后便又被楚人所灭，历史事实证明了屈原理想的现实性和进步性。

屈原的自沉汨罗是要唤醒世人并使顷襄王觉悟，同时他也不忍心看着自己心爱的祖国就这样一步步被秦国吃掉。他的自沉是以整个生命来殉国、殉志。他的这一做法对已经没有活力的顷襄王朝未必有什么震动，但是他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却震撼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它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性格。

（二）美政理想

屈原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有杰出才能的政治家。他卓越的艺术才能和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有理智头脑和长远见识的政治家，这使他不同于后世许多空有政治抱负而没有切实政治思想的文人墨客。他刻苦钻研过各种典籍文献，对历代的兴亡盛衰过程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游学兰台宫，对当时各种新兴的政治思想有过广泛的接触，在他任三闾大夫的时间里，他有机会对楚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做间接的了解，这一切都为他任职左徒进行改革奠定了基础。他任职左徒期间，曾为怀王起草过改革朝政的宪令。这宪令的内容因文献无征，我们今天无法看到了。但是通过他的诗歌，我们还是能够勾勒出他政治理想的大致轮廓，这就是他的美政理想。美政一词出现在《离骚》最后的两句诗中，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贤之所居。既然在楚国君昏臣佞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实现美政理想的可能，只好追随彭贤做人的原则。

屈原的美政理想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以德治国。在屈原的时代，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反映在意识形态中便是人道主义思潮的出现，如儒家提倡仁、墨家提倡兼爱等，都从不同方面意识到了人的价值。在政治思想上与此相应的便是仁政理想的出现。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仁政理想成为最重要的核心主张之一。主张有德者必在位，为政以德，屈原的美政理想与儒家的德政有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治国安邦都强调以德为本，重视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因此都十分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与此相联系，他们都主张效法先王、举贤授能。刘安说屈原的《离骚》上称帝□，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正指出了屈原美政与儒家仁政根本上相同的方面。但美政与仁政又有很大区别。儒家的仁政是以具有等级差别的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要求统治者同情人民疾苦，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这是其进步意义的所在，然旨在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以不妨碍旧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仍是保守的思想表现。而屈原的美政理想则以加强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内容，以实现国家富强为宗旨，从主导意义上说，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对比之下，屈原的美政理想具有更为积极的进步意义。《离骚》中明确指出德的重要性。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只有有德之君才能得到皇天辅佐，统治天下。考察民众谋事的标准，哪有不义之人能行于世呢？哪有不善的东西能用于世呢？在实际行动中，屈原系心怀王、原荪美之可完（《抽思》），希望他能够像上古帝王一样成为有德之主，也就是希望他能在楚国推行美政，然后统一中国。

其次是举贤授能。屈原认识到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不仅时时备加砥砺自己，而且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从楚怀王到顷襄王任职三闾大夫的几十年中，曾孜孜不倦地为楚国培育英才，因为三闾大夫的主要职能就是掌管贵族子弟的教育。《离骚》中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东兮，杂杜衡与芳芷。是用象征手法表现他任职三闾大夫时为楚国培养人才的情况，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使一批贤能之士管理朝政，达到他使楚国富强的目的。

屈原选贤任能的基本原则是不偏颇，也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离骚》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基于这种主张，屈原对古代帝王任用贤能的例子十分推崇：

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夏禹与商汤严格求贤，能够与贤人皋陶、伊尹相谐调。傅说在傅岩筑过土墙，商王武丁毫不犹豫地委以重任。姜太公曾在朝歌操过屠刀，碰上周文王就不再穷困潦倒。宁戚喂牛时曾引吭高歌，齐桓公听了以后，将他用为辅佐。屈原甚至赞叹秦穆公的非凡眼力，用五张羊皮将身为逃奴的百里奚从楚国赎回，并封为大夫，屈原作品中反复提到的这些贤人：挚（伊尹）、咎繇（皋陶）、说（傅说）、吕望（吕公望）、宁戚、百里奚都出身微贱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而那些古帝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之所以备受屈原推崇，则是因为他们不拘资历、不分贵贱而任用贤才：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尧、舜是光明正大的君主，他们顺着治理国家的正确道路前进，因而走上了康庄大道）。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汤、禹知所戒惧、尊敬贤良，周朝的开国君主也都能讲论治道而没有差错）。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使社会地位低微的人也能参与国家政权，这在当时来说是开明的、有进步意义的。

再次是修明法度。屈原美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修明法度，包括制定并推行新的宪令、刷新朝政、废除奴隶制、建立封建制等。屈原的法制思想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早在春秋末期，齐、鲁、郑各国就已经开始了田制与赋制的改革，战国时期，魏文侯、秦孝公、韩昭侯、齐威王等都进行了全面变法，在当时来说，变法是各诸侯国富国强兵、进而统一天下的关键步骤，谁能首先变革政治以适应新的经济关系，谁就能在诸侯割据的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在屈原出生前二十八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军事家吴起曾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全面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并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虽然变法只进行了一年，但已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诸侯都惧怕楚国之强。悼王死后，吴起之法全部废除。博闻强志的屈原对楚国先贤的这些事实是肯定了解的，对于变法也由衷赞同，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指的就是奉行先贤的法律制度以昭示下民；并阐明法度中疑惑难解的地方。

到屈原任左徒的时代，楚国虽还保持着大国的名声，但与秦国相比已经差得很远，而实际上楚国已经开始走着下坡路。随着封建制的逐渐完善，楚国贵族当权者的保守和落后也愈益明显，与时代发展的格格不入也更为突出。因此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屈原在任职左徒的几年时间里，曾在怀王的支持下修明法度、进行改革。他起草宪令，刷新朝政。正当改革步步深入的时候，上官大夫等人在怀王面前谗害屈原，昏愦的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并罢免了他左徒的职位。对于这段大刀阔斧改革朝政、修明法度的难忘时光，屈原直到沉江之前还耿耿于怀（见《惜往日》），说明诗人在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在考虑着改革、记挂着改革。

屈原修明法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宪令并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只能从他的诗中看到他坚持修明法度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屈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绳墨、规矩、方、常等，它们是法度、法制的代名词。这些概念在《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著作里出现得最多，与屈原所用的意义也完全相同。从这些情况来看，屈原的修明法度与法家的法制思想是有某些相同之处的，不仅如此，屈原明法为贤、不殊贵贱、唯贤是用的选贤授能的原则与《韩非子·说疑》中所表现的选贤授能不羞卑贱、首推明法的思想大致吻合。在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两个人对社会进步的看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说在当时来说，改革是图谋强大、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