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將亡，百萬秦軍去哪兒了

Posted 2022-12-25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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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將亡，百萬秦軍去哪兒了

三解在《布衣天子：江湖不只是人情世故》中曾談到，陳勝初起之後，泗川郡南部諸縣迅速糜爛，義軍揮師拓地所向披靡，而偏偏漏過了劉邦所居的碭郡、泗川郡、薛郡交界的區域，極有可能是泗川郡和碭郡兵的主力掐住了「泗水」和「睢水」兩條主幹交通線的咽喉，阻止了起義的蔓延。
同樣，秦朝郡縣兵的力量也不足以對動輒數萬、數十萬的義軍進行主動討伐，就形成了秦吏「坐困愁城」等待義軍來殺的奇異狀態。
以至於很多人提出了「百萬秦軍去哪兒了」的疑問。
一
在《秦二世為什麼對陳勝吳廣起義「視而不見」？》一文中，三解解釋了這個問題的前半段，就是「主觀意願」，秦二世為什麼「不信」。
這裡，談談他「不得不信」之後。
周文數十萬大軍至「戲」，秦二世終於認清現實，不再掩耳盜鈴，按照章邯的建議，發「驪山徒」為軍討伐反叛，也就是說，至此時，各個郡的「長吏」才終於拿到了動員轄區兵力，也就是「發卒」、「興卒」的詔書許可。
這也是整個秦末大起義的分水嶺。
在秦二世元年七月至九月的兩個月間，完全看不到「秦吏」討伐和進攻「關東盜」的記載，反倒有「東海郡守慶」被包圍在郯縣，陳勝大兵至陳縣，郡守、縣令全都不在，只有郡丞出戰戰敗的記錄，另外就是各種「郡縣長吏」綢繆叛秦響應陳勝，比如會稽假守殷通、沛縣縣令，至於在義軍兵臨城下改旗易幟的，更是不計其數。
在秦二世二年十月之後，才看到秦朝的郡守、郡尉、郡監的討伐出戰，比如「泗川守壯」、「泗水監平」、「三川守李由」、「少府章邯」、「南陽守齮」這些職名對應的人物，乃至於東郡尉、圉都尉、左右都尉等人，以及司馬王離、楊熊、趙賁等有名無職務的「秦將」。
為什麼？
對照秦漢的發兵制度，只有一個可能，就是「無詔不得發兵」，而郡縣許可權範圍內的屯卒、縣卒、奔警卒的規模，自守尚且不足，更遑論出征。
在《秦始皇為什麼那麼「累」？》一文中，三解為廣大讀者描述了秦始皇對「秦制」的改造以加強其為中心的君主集權，其中，郡分「三府」——郡守、郡尉、郡監，縣之上另有「屬所執法（御史）」，形成層層牽制的權力結構。
在實際軍政權利上，擁有法定「發兵」權力的「長吏」就是「郡守」，而「御史」系統作為「宦皇帝者」外派，無論是「監郡御史」還是「屬所執法（御史）」，都可以通過獨立的信息上報系統從皇帝手中直接領受「發兵」授權，也就是說，都得有皇帝的明確命令，才可以「發兵」。
這個制度安排就決定了，秦朝的四十多個郡、數百個縣，雖然理論上有數以百萬計的兵員，在無皇帝詔書的情況下，地方可以動用的兵力，只有「縣卒」即「乘城卒」和各都尉的「屯卒」，以及「嶽麓書院藏秦簡」中提及的「奔警卒」，後者的記載見《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陳松長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12月）：
1252：奔敬（警）律曰：先遴黔首當奔敬（警）者，為五寸符，人一，右在【縣官】，左在黔首。黔首佩之。節（即）奔敬（警），諸挾符者皆奔敬（警）故。
1253：徼外盜徹所，合符焉，以譔（選）伍之。黔首老弱及??（癃）病，不可令奔敬（警）者，牒書署其故，勿予符。其故徼縣道
1369：各令，令守城邑害所，豫先分善署之，財（裁）爲置將吏，而皆令先智（知）所主。節（即）奔敬（警），各亟走所主，將吏善辦治
1383：之。老弱??（癃）病不足以守，豫遺重卒期足，以益守，令先智（知）所主。
解讀者已將上述連讀，翻譯過來就是，「奔警律」規定：遴選黔首百姓擔任「奔警」（也稱奔警卒、奔命）的，都給予每人一支五寸的木符，右符在官府留底，左符在本人處佩戴，然後奔赴「故徼外」，也就是秦國舊地「故邊塞」之外的鎮壓「盜匪」的地方，合符之後，即進行編伍的軍事編製，百姓里的老弱病殘，不能擔當相應任務的，要以文牒申報，不要給予五寸符，選派為「奔命」。
而舊邊塞縣道的主官要部署這些「奔警卒」到各個城邑交通要隘進行防守，並為其派遣「將吏」主管，讓他們知道自己的長官和職責，一旦需要奔赴「警報」所在地，要由長官快速組隊，老弱病殘不足擔當守衛任務的，要預先準備好替換的預備人員以增援，要先告知其長官。
他們去幹嘛呢？
見《嶽麓書院藏秦簡（伍）》：
1018：廿六年正月丙申以來，新地吏為官未盈六歲節有反盜，若有敬（警），其吏自佐史以上去徭使，私謁之。
1014：它郡縣官，事已行，皆以彼（被）陳（陣）去敵律論之。吏遣許者，與同辠。以反盜敬（警）故徭使，不用。
1015：此令。十八。
這裡的意思是，自秦始皇二十六年正月丙申日以來，在新征服的六國舊地做官不到六年就發生「反盜」事件的，等同於邊徼有「警」，官吏自佐史級別以上的，無論是參與「徭使」還是私自離崗的理由離開職責地，都要以「被陣去敵律」論處，也就是「臨陣脫逃」的罪行，允許犯罪吏離開的，與其同罪。如果是因為抓捕盜賊或「奔警」的理由「徭使」，則不用此令。
也就是說，秦朝在并吞六國之後，面對六國百姓層出不窮的「盜賊」早有預案，在「舊地」之外的「新地」的官員，也就是「新地吏」至少六年的時間裡，以「臨戰」的方式防備「盜賊」，而「警」的本意本是「邊境有警」，而上述簡文表明，秦朝在統一後，對當地採取的仍是「佔領區」、「戰區」的另眼相看，所以，才有「被陣去敵律論之」的說法。
而上文中「奔警卒」的去向，就是「故塞」之外的「盜徹所」，也就是說，默認的敵人就是「新地」的「群盜」，不過，他們的任務在簡文中說得非常清楚，屬於「守」，也就是臨時點派黔首擔任的「守兵」，而非出征的「屯軍」，更不是常態徭役的「戍卒」。
綜合一下，就說明秦朝並不是沒有對「關東盜」有預案，甚至為應付這些「小規模」的反叛預備了兵員，「奔警卒」或稱「奔命」，在秦漢簡牘中確有隨同「亭校長」捕盜的記錄，但是注意要點——小規模。
幾人、幾十人、數十百人，「秦制」的原子化社會預期中的「有組織反對者」的規模也就是這個樣子，這是它的社會形態所決定的。
所以，不僅是秦二世不會相信，旬月之間自己的「太賓士下」竟然會有幾萬人、騎千餘、戰車六七百乘的「大盜」出現，哪怕是秦始皇活著，也不會相信自己「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的偉大帝國竟然會有這麼大規模的「盜賊」，而且每過一天，就有成千上萬人「從賊」，僅僅兩個月就有數十萬黔首武裝起來，攻入了關中腹心。
簡言之，大秦帝國的制度機器「懵」了，「宕機」了！
二
真正與最廣大的「秦民」有關的，實質上是「入屯」為兵，秦軍沒有什麼「軍團」的概念，「縣卒」或稱「乘城卒」就是駐地在縣中的「屯兵」（里耶秦簡所見，兵源或為鄰縣異地），「都尉屯」就是在郡中的「屯兵」，在上郡的「屯軍」就是今人一般理解的「長城軍團」，實際上是「屯兵」與「徭戍」的綜合體，而並非一支三十萬人的野戰軍。
也正因為如此，這支武裝的人數在《史記》中時而是三十萬，時而是十萬，今人所謂的「南征軍團」則自始至終是以「郡縣」的形式存在，實際上只有「徭戍」、「罰戍」、「謫戍」，而並無「屯軍」，也就是說，在平定嶺南之後，這支軍隊已經解散。
這之中，征嶺南的人員性質，其實最為清晰，很多高談闊論的人，連《史記》原文都不看，實在讓人無語，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嘗逋亡人」其實就是「曾經的逃亡者」，在秦簡中，此類人群屢見不鮮，甚至有抓捕逃亡者的「卒」帶著武器逃亡，不過隨著秦國不斷擴張，原本逃亡「邦外」的百姓又進入秦國治下，這些「逃人」很不幸要為短暫的「自由」付出代價了……
而「贅婿」和「賈人」，肯定不是「老秦人」，否則「老秦人」的階層成分就太搞笑了，一群買賣人喊著「赳赳老秦，共赴國難」，想想就有喜感。
而「以謫遣戍」也指明了後續戍守的人員增補來源，就是「謫戍」，這個概念也早就談過，屬於有懲罰性質的「戍守」任務派發，人力來源也有記載，見《漢書·爰盎晁錯傳》：
另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治獄吏不直者」是「犯法吏」，也列入了「謫戍」，可知，「謫戍」開始時都是「社會邊緣群體」，並不是什麼「老秦人」南下北上。
既然提到了「築長城」，就涉及到了蒙恬的「軍團」，這也是另外一個巨大的「誤讀」，其人數有幾個：
（秦始皇三十三年）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史記·匈奴列傳》）
（秦始皇三十七年）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
（秦二世元年）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系，其勢足以倍畔。（《史記·蒙恬列傳》）
歸結起來，就是「十萬」、「三十萬」倆數據，學術界一般從文本分析，認為「三十萬」是蒙恬部的軍力，朱紹侯先生的《關於秦末三十萬戍守北邊國防軍的下落問題》（《史學月刊》1958年4月號）和張傳璽先生的《關於「章邯軍」與「王離軍」的關係問題》（《史學月刊》1958年11月號）兩篇文章早在60年前已經對相關記載進行了分析。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一個甲子之前的相關認識是建立在當時的史料基礎上的，對於秦朝的「戍」、「徭」、「屯」制度並未有新出簡牘資料基礎上的區分。
而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北逐匈奴」至秦二世元年「被囚」的數年間，蒙恬督管的工作任務，並不只是「作戰」、「戍守」，而是多元的，見《史記·蒙恬列傳》：
這是司馬遷本人對蒙恬功業的評價，其間點到了兩條漢初仍舊存世的工程——「長城亭鄣」和「直道」。
這兩項實有先後，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注意，其中的「戰」只是一小部分，還有兩個重要任務，一為「城河上為塞」、「築亭鄣」，這都是修城、修亭鄣的工程任務；一為「置縣」、「實之初縣」，也就是建置「縣」的區劃並遷徙「謫戍」為縣民。
那麼問題來了，「謫戍」或者說「謫」，到底是「移民實邊」，還是「軍人」呢？
里耶秦簡的記錄表明，至少在秦朝洞庭郡遷陵縣啟陵鄉是「屯戍卒」和「謫戍卒」都有的，「屯戍卒」可以算作有軍事組織的「軍人」，而「謫戍卒」則是因為特殊身份而「罰戍」的「戍卒」，恐怕是算不上「軍人」的。
當然，無論是睡虎地秦墓竹簡還是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戍律》，都表明，「戍卒」在任務期內有修城池、亭鄣的義務，所以，這部分人力，在完成上述任務時，實際上不需區分，但是，還要注意上文中的另一個細節：
以為(三)［四］十四縣……徙謫，實之初縣。
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也就是說，這些遷徙來的「謫戍」，是分屬四十四縣的，而非某一支「屯軍」。
他們的工作狀態，可以參考里耶秦簡中遷陵縣所屬三個鄉的「戍卒」，「謫戍」、「屯戍」、「更（徭）戍」，實則分布在「縣」級建制下的各處，也並非以「屯」的形式存在，在「縣」中，只有「乘城卒」，即「縣卒」是「屯」，其他的「戍卒」配屬於各個「署」，這就意味著，他們並不是我們腦海里想像的「軍營」中「軍人」，甚至不是「哨所」中的「軍人」，而是在「縣、鄉」散居的「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
三
以上面的數字簡單推測一下，每「縣」分配1萬戍卒，就需要44萬人，如果是平均分30萬人，那就是一個縣6818人，看起來不少，但是這個賬不能這麼算，因為「築長城」不只是「河上四十四縣」的功課，見《史記·蒙恬列傳》：
所以，對於「河上四十四縣」的「徙適戍以充之」與上面引文中提及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增加「治獄吏不直者」為「適（謫）」，「築長城及南越地」，屬於部分重合的「兩回事」。
「築長城」是從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的亭鄣烽燧工程，絕不可能只從「四十四縣」中出人，但是這個工程所需的「謫戍」，實則與「徙謫實縣」的「謫戍」同源，只是去向不同，但肯定都要算在「三十萬眾」裡面。
此外，蒙恬還有一個重任，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修築直道，「雲陽」是終點，也被秦始皇「特殊照顧」：
享受「復」的待遇的移民，肯定是「良民」，不計入「謫戍」移民的範圍，且有明確的「不事」，蒙恬肯定也不敢用這些「大爺」來修直道，也就是說，修築「直道」的工程，一樣是由蒙恬本人「將」之，自然也用那「三十萬眾」中的一部分人。
更重要的是這個工程一直在進行，因為《史記·蒙恬列傳》顯示：
沒建成，那自然要一直建設，另見《史記·李斯列傳》：
也就是說，在將蒙恬免職下獄後，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代替公子扶蘇為「監」，以「裨將」王離代替蒙恬掌兵，秦二世並沒有終止「直道」工程，而是一直持續到了秦二世元年陳勝起兵時。
綜上所述，按照地理範圍來看，蒙恬所統帥的「三十萬眾」，應該分為三大塊：
（1）河上塞和附近四十四縣的「戍卒」；
（2）修築長城萬餘里亭鄣、烽燧的「戍卒」；
（3）修築一千八百里「直道」的「戍卒」。
這裡面，（1）和（3）至少有一部分人力是必然要「復用」的，因為就是從「河上塞」一直向南的，而（1）和（2）也就只有小部分可「復用」，畢竟長城太長，燕、趙長城也需連接，人力不可能只集中在西部。
那麼，我們回過頭來看，哪怕這44個縣，每個縣只安排1000人，以帝國南方並不靠近邊境的遷陵縣人口規模來看，數字比較合理，也就意味著，有4.4萬人要在「河上塞」附近分散居守，也就是「河南地」的「新秦中」區域。
一直在繼續的「直道」工程也並非「屯軍」的軍營編製，而是「建設兵團」，類似於「作徒」，當然，數量也未知。
而長城線上的亭鄣、烽燧的守兵規模反倒不會很大，因為至漢宣帝時趙充國上奏見《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
這是當時掌兵大將給皇帝的奏疏，絕不可能是信口開河，也就是說，比秦朝長城還長的漢代長城烽燧線，總共只有「數千人」戍守，這和我們想像中以「明長城」的列守長牆的巨大人力規模完全不同。
道理很簡單，秦、漢「長城」實際上是以烽燧、亭鄣為主的堡壘群，也就是「警戒」工事，並非阻擋騎兵衝突的巨大城牆，而且邊境區域地廣人稀，承擔防守和反擊北方游牧民族的，實際上是「邊郡」集結起來的「屯軍」，在獲悉敵軍入寇的路線後，殺出城邑居民點與對手對攻野戰。
從秦始皇三十三年開始修築長城，至秦二世元年，已經有5年左右，長城亭鄣工程理論上已經完工，但是從陳勝、吳廣的經歷來看，內地郡縣的屯戍輪換並未終止，但其屯所已經是「漁陽」東北，也就意味著這種長城線上郡縣的「輪戍」，可能並不屬於蒙恬的管轄，畢竟距離太遙遠了。
通俗地說，並沒有什麼縱橫東西的「長城軍團」，之前的蒙恬只是「長城建築工程項目」的負責人，工程結束，秦始皇會允許他以「內史」的職務把持所有北方邊郡的兵權？那還要郡守幹嘛？
蒙恬交給王離的「三十萬眾」，應該只是「河南地」的移民謫戍，以及「直道」工程的徭徒、戍卒，前者的去向，在《史記·匈奴列傳》有記載：
在蒙恬死後，秦朝的統治秩序崩潰，秦所遷徙的謫戍卒都跑了，也就意味著並非跟隨「王離軍團」南下、東進，而是「復去」，想來也合乎邏輯。
因為《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二世二年時將相勸諫：
秦二世的答覆仍是：
也就是說，秦二世到「二年」時，仍然抱著秦始皇的功業「不容玷污」的心思，那麼，北邊的長城之戍，南邊的嶺南之戍，還有阿房宮，那就是政治標誌，你要「砍旗」，就是異己分子，就是對皇帝父子不忠。
自然，邊境戍兵不能抽光，甚至連輪換的都不能「減省」，那麼，蒙恬留給王離的30萬人，又怎麼可能「成建制」地投入到平叛大業中？更何況這支隊伍，本來就沒什麼「軍隊建制」，自然也就無所謂「成建制」了。
所以，王離的出關，只能是在定陶之戰前，見《史記·項羽本紀》：
翻譯過來就是，秦朝把全部的兵力都增援給章邯，進攻楚軍，大破項梁於定陶，把他殺掉。王離應該就包含在這個「悉起兵」的增援部隊里，事實上，他在定陶之戰後，也出現在了黃河南岸的戰場，並被劉邦部擊敗，見《漢書·蕭何曹參傳》：
成陽即城陽，地在東郡，濟水之北、巨野澤之西，鄄城和定陶之間，也就是說，王離部就在定陶戰場範圍內，而其與章邯的關係，在巨鹿之戰中也很清楚，見《史記·項羽本紀》：
能「令」，自然是有指揮權，也就是說，並不是什麼並立的方面軍，可見，王離的「長城軍團」南下平叛，本就是個虛妄的故事，就算是他帶來的「兵」，也並不是什麼「超級武士」，只是一群幾天前還在掄大鎚夯土修路的「謫戍卒、徭徒」罷了。
四
既然提到了「兵員」，就不得不掰掰章邯的平叛主力的「驪山徒」，這也是個在通俗說史的渲染下謬種流傳無數的「網紅題目」。
「驪山徒」到底是不是「刑徒兵」？
其實這問題，蘇誠鑑先生早在80年代發表的《「驪山徒」的成員結構和社會屬性》（《安徽史學》1987年04期）一文中已討論過，基於當時的基礎史料可以很清楚地理解，「驪山徒」並不完全是「刑徒」，而應該是一個人群複合體。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在睡虎地秦墓竹簡、張家山漢簡出土之後，「隱宮」為「隱官」之訛誤基本算是個常識了，見萬榮《秦漢簡牘所見「隱官」探析》（《楚學論叢》第五輯），「隱官」屬於一種特殊的身份，與司寇略同，為曾經受過肉刑的男性放免者，介乎於平民與刑徒之間，而「徒」不應該連讀「徒刑者」，而是「徭徒」與「刑徒」並列，也就是說，包括「刑徒」、「放免刑徒」和「徭徒」，「徭徒」即編戶民服徭役而來，正好是三個「身份層次」。
這也正好配套《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的：
這裡說的70餘萬人和上面細分的70餘萬人其實是一個概念，只是並稱為「天下徒」，並為「送詣」，也就是由外郡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律中「刑徒」調遣用「輸」字，見《史記·黥布列傳》：
「徭徒」才當用「送」字，也就是「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的「徒」不是刑徒，對此，東漢應劭的注釋是：
「徭徒」興作，不能視同刑徒，則其有「送」，自然有「還」，故而在《史記·黥布列傳》中才會提及「徒長」、「豪傑」，一群刑徒搞出豪強大哥來，就很奇怪了。
但是，在上面提及的蘇誠鑑先生的論文中，對於《史記·陳涉世家》中的一句話解釋卻是有誤的，即：
「人奴產子」（《漢書·陳勝傳》無「生」字）在秦漢法律概念下，不屬於「刑徒」，但也並非「黔首」，應該屬於「徒隸」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漢代所稱的官、私奴婢之子，他們與上述提及的「刑者」，也就是受「肉刑」後仍在輸作的刑徒，比如被黥面後的英布，自然需要二世皇帝的「大赦天下」才能被「發」。
也就是說，章邯統帥的這支「大軍」，在「大赦」之後，已經不算是「刑徒軍」，他們的「罪」和「世代奴婢身份」已經被免除，與「驪山徒」中的自由民出身的「徭徒」一樣，都是黔首從軍。
但是必須指出今人經常遺漏的一點是，這支「大軍」並沒有七十萬人。
原因很簡單，秦二世在秦始皇下葬之後，做了一個決定：
前述引文已經說明，截至馮去疾、馮劫、李斯勸諫二世皇帝時，阿房宮工程仍在繼續，而李斯死於秦二世二年七月，哪怕說李斯下獄挺了六個月（當然不可能，時間也對不上），勸諫時間在秦二世元年二月，上距周文大軍攻入關中，也已經半年有餘。
這就意味著，秦始皇時代的七十餘萬「天下徒」在秦二世元年四月之後，已有很大一部分被調去營建阿房宮，所以，章邯放免武裝的「驪山徒」絕不可能是七十萬人，否則，秦二世又拿什麼人力去繼續營造規模巨大的阿房宮呢？
這一點，也可以與章邯投降項羽後剩餘的軍隊相印證，見《史記·項羽本紀》：
至「新安阬卒」時，「秦卒」還剩20餘萬人，而這部分「秦卒」的「父母妻子」明顯是在關中，也就是說，關東出身的「秦卒」，如「徭徒」、「刑徒」可能已經各自歸國收編，而章邯部下所余的「純秦人」還有20餘萬人。
那麼，是不是章邯在之前的戰爭中損失了50萬人呢？
見《史記·項羽本紀》記錄的陳余勸降章邯的書信：
為秦將三年間損失兵力「以十萬數」，可不等於「數十萬」，而是10萬上下，也就是說，章邯所統帥的軍隊加起來也就是30萬左右，當然，諸侯收編的「關東人」不在其列。
而從記載來看，章邯在「驪山徒」、「人奴產子」為兵出征後，得到的大規模增援應該是兩次，第一次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也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事發於秦二世二年七月之前，而第二次，即上文中提到的「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在破定陶之前，時間為秦二世二年九月，王離所部也被投入了章邯的麾下，自然也應該歸屬於30餘萬「秦卒」的行列。
綜上所述，不但章邯統帥擊敗周文的大軍根本沒有70萬人，就算是加上兩次增援的「關中卒」，也根本湊不出70萬人，很有可能自始至終，章邯所統帥的秦軍平叛力量就沒有超過40萬人（加上10萬關東「徒」的餘量），他的部隊更是以常規「秦制」興發的「關中卒」為主。
什麼意思呢？
結合上文中「奔警卒」的制度規定，可見秦朝對於「盜寇」、「邊警」的鎮壓，自有制度，並以關外「故徼」作為一條制度性的「警戒線」，則「關中卒」實際上是作為「舊地」的「可信力量」被抽調參與「城守」的。
在大規模的平叛之中，又有「關中卒發東擊盜者」之語，且章邯所余的二十多萬「秦卒」盡為關中人，全都說明，秦二世的平叛策略依舊如他對待「先帝所為」的態度一樣，嚴格遵照秦始皇劃定的「道道」行進，現代作者們想像的70萬天下刑徒為了「贖罪」爆發出的「驚天一擊」根本就不存在，因為這根本不屬於秦始皇、秦二世立場上的「政治正確」。
當然，這個想像在操作層面也是虛妄的，如果章邯真的武裝起70萬關東人為主的「刑徒軍」，他最應該關心的不是部隊的「士氣」，而應該是自己的腦袋。
試想，一群大秦帝國的「士」和「黔首」都敢於殺死長吏反叛，另一群一無所有的「刑徒」又有什麼理由在大兵壓境之際，畏懼軍中數量有限的「秦吏」呢？秦法的威嚴，本就來自於暴力的壟斷，當暴力被授予還沒有被馴化成「植物」的關東人時，他們會對秦二世、章邯客氣嗎？
對此，秦始皇、秦二世清楚得很，他們當然寧可使用「父母妻子」被押為人質的「關中人」去鎮壓另外一部分人，相當於再打一次「統一戰爭」。
不過，正如《死於貨幣危機的大秦帝國：毀滅信用者終將為之陪葬》一文中展示的，秦二世對秦始皇的「亦步亦趨」，一步步毀滅關中的經濟根基，而秦二世對於「政權純潔性」的無比苛求，又將帝國的合作者一個個地踹下船去，最後留下的，只能是「最可信」的群體，「最服從」的臣民，然而，當這數量極為有限的「自己人」在螞蟻啃樹的反抗中一步步消耗，支撐權力「幻夢」的柱子只會越來越薄，越來越脆，直到外力一推，轟然垮塌，散落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