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发展历史

Posted 2022-12-25 票号

篇首语：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山西票号发展历史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山西票号发展历史

1.山西票号的历史资料

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

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具体来说主要是：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第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

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第二，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

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

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

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我们知道，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

这种转化还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且，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转化也是不能实现的。

以上货币地租的出现，充分反映了社会货币经济在过去的基础上已有所发展。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

如广东，小民贸易“喜用钱”；（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福建“多用纸票，自四百以至千万……听人自便”。（施鸿保《闽杂记》卷九）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第三，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帐局，又称帐庄。帐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

雍正时，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故晋商最早设立帐局放太原、纷州、张家口、库伦。

乾隆元年（1736）张家口祥发永帐局，即汾阳商人王庭荣经营，资本四万两。（《山西票号史料》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帐局。”

（李燧《晋游日记》）嘉庆（1796——1820）时，北京永泰公、亨记和大州玉分号帐局皆是晋商所设。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从康熙时（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开设钱铺 389家。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载：“京城……兑换之柄，操之于钱铺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 [1]昂，以图厚利。”王安说：“今京师民间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钱票。”

（王鎏《钱币刍言》）上海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庆二年（1797）前陆续设钱庄 124家，乾隆后钱庄业务发生变化，渐从银钱兑换向信贷转化。同时，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

山西巡抚申启贤说：“晋省行用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

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清档军机处录副，山西巡抚申启贤复奏《钱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钞票流通情况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因“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

在东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钱而排斥钱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钱业公所，其中资力雄厚钱庄大多与南北洋的船业发生资金关系。典当业是起源很早的行业。

清嘉道以来，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其中最典。

2.票号发展及演变过程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有：一、明末清初说。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冶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

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二、康熙朝说。

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

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三、乾嘉时期说。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

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四、道光初年说。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

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最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以内陆商埠为重心，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大量汇兑公款。

3.票号发展及演变过程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有：

一、明末清初说。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冶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二、康熙朝说。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三、乾嘉时期说。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四、道光初年说。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最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以内陆商埠为重心，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大量汇兑公款。

4.山西票号的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

论山西票号之兴衰摘要：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gxi Bank”。

今天我们更多关注的，不是它们辉煌的业绩，而是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曾走过的兴衰成败，留给后人的思考。山西票号存在的历史背景票号，又称为票庄或汇兑庄，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

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的产生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就客观条件——即背景来说，是在明末清初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和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结束的时刻产生的。

具体来说是：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出现了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即经营资本的困难。工商业为寻求解决资本困难的途径，企业之间相互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从而发生了商业信用，并有了工商汇票的流通；商业信用可以调节某些企业的暂时资本困难，但充其量不过是工商业自有资本的充分利用，并不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所以商业信用不能完全解决工商业经营资本的困难，向社会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从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了银行业——账局，为工商业发放贷款和办理存款。

账局发生于京城、冀、晋等地区。没有账局的地区，江南典当铺为粮、棉、丝商人押物贷款；广州上岸，外商借款给华商。

这说明，工商业经营资本困难和需要社会提供借贷的普遍性。典当铺虽“子息取轻”为粮棉丝商提供贷款，但它最后并未转化为银行。

乾隆嘉庆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量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因此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较快，年度之内有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流转，依旧沿用着起镖运现的结算方式。按说，大量货币的运来运去，商人是会要求改变运现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可是账局只经营存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业务，故而账局只设在一城一地没有分支机构。

这是因为，国内民间尚处在书信不通的历史时代，故不具备经营汇兑业务的条件。嘉庆道光年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业普遍实际着总分号制，以及出外经商做工人群增加，通讯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从而促成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我国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银行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是供了条件。

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和主要经营，发生于“嘉道年间”，传递书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数银钱。民信局实行分支机构制，一家信局在许多城镇设庄，一个城镇有民信局几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邮通天下。

这就是票号产生的最主要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平遥县商人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于19世20年代（或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

山西票号迈向辉煌的成功经验一、明确的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

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

每股高者有1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20多个，少者也有近10个。

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

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

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柜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

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3-4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

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准进票号从业。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

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个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

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

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

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

5.山西票号兴衰的启迪

票号的兴起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

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

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

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

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票号汇通天下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

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票号商人与官府勾结，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

票商也曾资助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票号不同于先有的账局、钱庄，也不同于后有的银号、银行。

票号主要业务是办理商业汇兑。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

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票号由盛而衰后期（甲午战争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票号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

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商在东北肆意扩张，遂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三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合盛元以其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时票号的佼佼者。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号，看出中印贸易即将大发展的趋势，率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庄。

1906年成立的平遥宝丰隆票号也在加尔各答和拉萨等地设了庄，促进了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贸易。票号汇通天下，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

但盛极必衰，辛亥革命后，票号进入尾声。民国初期，票号陆续倒闭，1921年仅存五家，平遥日升昌1923年歇业，祁县大盛川1929年歇业，三晋源1934年歇业，大德通、大德恒1932年后改银号。

国内外，山西票号共133地，657家。南帮票号源丰润，曾在新加坡设分号。

祁帮票号大德通1932年改银号后，曾在国外设分号。榆次常家的独慎玉（账局兼营茶货）曾在莫斯科设分号。

结论近代的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因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极不发达，专业化、职业化始终处于浑沌、未开发状态。加之历史形成的一体化社会制度和观念，容易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是同一的过程。

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既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恶总是比是非对错更重要，同样地，稳定与协调、生存与延续，也总是比效率和效用乃至“事功”更重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晋商票号的历史宿命。传统管理的得失功过可以归结为五个基本方面：1、长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质；2、长于协调而失之于功利；3、长于稳定而失之于变革；4、长于统合而失之于具体；5、长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晋商票号管理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它严重地障碍了票号管理思想的进步、组织的革新以及内部的体制改革。反对变革、摒弃竞争、畏惧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不仅影响了票号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阻碍了中国早期金融业的技术职业化和工具理性发展，这是近现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晋商票号中没有生长土壤的原因，也是票号管理者学习现代西方管理的一种思维障碍使然。

以环境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传统的严格的政治化管理。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

这一过程的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发现“效率”、“效用”一类有违或妨碍传统经营原则和基本商业信念的时候，晋商这样接受传统教化的机构组织是宁可弃之不用。新制度经济学所承认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

在这里选择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趋利避害本能的人，总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换句话说，辉煌一时的晋商票号，鉴于所处时代制度缺陷的实际状。

6.晋商票号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特点、影响

晋商票号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特点、影响：

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7.跪求中国票号业的历史

两百年前，叱咤满清王朝商界的晋商，号称“海内最富”。他们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取义“如日初升，繁荣昌盛”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

咸丰、同治（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随着清朝的没落、民国的衰败，那段辉煌的里程，已经从战乱的硝烟中渐渐淡去。

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晋商纷纷效尤开办票号。很快形成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均在山西境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票号业务。

票号的出现，给各地晋商的生意带来了极大便利，其业务也因此如星火燎原，迅速扩大。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雪岩）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但这时的票号仅仅只是民间资金的流动，并未获得官方认可。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京城的运银道路被切断，票号的机会来了，汇兑官款的大笔生意以瞒上不瞒下的方式拉开了“阵线”。不言而喻，此时中国商界对票号的依赖愈来愈重了。尽管清政府一度强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但这道圣旨犹如白条。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政府为解《辛丑条约》赔款的燃眉之急，已经顾不上原来的禁令。事实上，正是在封建政权的特许之下——由于赔款所需的大宗汇兑，票号的生意才得以走向高峰。

“日升昌”终于迎来它扬眉吐气的一天。鉴于票号为国家筹集银两有功，光绪皇帝亲赐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汇通天下。此后官家借助票号周转银两，就成了合理合法的生意，票号与政界也有了许多私下往来。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也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

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也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9世纪80年代，中国电报事业兴起，票号又新设了电报汇兑业务。至此，中国票汇、信汇、电汇三大汇兑方式，都由票号继承和创新完善起来，大大便利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民间基本结束了运现清算的落后状态。似乎是中了物极必反的法则，高峰的到来也就是末日的开端。随着列强的入侵，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上既不能与外商相抗衡，商业场所又遭到大面积破坏，财富更是被大肆掠夺，以脆弱的民族资本对抗大举进入的外国资本，无异于以卵击石，金融危机、商业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开始的时候，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存款、放贷还在其次，可见其功能着重于贸易过程中流动资金的筹集。汇兑的主要收入为汇费，称汇水，收费标准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足或压低份量，取得额外利润。票号汇兑的利润是比较丰厚的。一般情况下，每100两银子，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如此高的利润是今天的金融业难以想象的。如果说，票号发展前期的盈利主要来自汇费收入的话，其中后期的盈利则主要来自放贷利息收入，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资本的雏形，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8.山西票号的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

论山西票号之兴衰摘要：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gxi Bank”。

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账局发生于京城、冀、晋等地区。没有账局的地区，江南典当铺为粮、棉、丝商人押物贷款；广州上岸，外商借款给华商。

这说明，工商业经营资本困难和需要社会提供借贷的普遍性。典当铺虽“子息取轻”为粮棉丝商提供贷款，但它最后并未转化为银行。

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

每股高者有1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20多个，少者也有近10个。

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

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

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

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个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

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

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

9.山西票号繁盛时期文化经济的影响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

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

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岁羽）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

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时有票号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咸丰时由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战争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

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