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Francis

Posted 2022-12-25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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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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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历史的终结"只持续了20年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间最强大的外交政策工具不是武器或者外交同盟，而是一种理念。这一理念像所有强大的理念一样简单：一个国家只要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便会实现自由化，并成为国际社会更负责任的一员。这应验了。在二十年时间里，全世界都在趋向同一种自由秩序模式，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及大国合作。

但21世纪的巨大历史谜团在于：为什么世界主要大国同时、几乎欢天喜地地撕碎了这一秩序，开启了一个充斥对抗、保护主义及有限战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所有国家的境况都变得更糟。为什么“历史的终结”——由当时37岁、担任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员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概念——走向了终结？

答案就在眼前——在福山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颇具先见之明的最后一章中即可找到。他写道，人类注定要斗争。如果人“不能为一项正义的事业而斗争，即使因为这项正义的事业在上一代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么他们也会与这项正义的事业作斗争”。他们将“与这种和平及繁荣进行斗争，与民主进行斗争”。

2.“历史终结论”终结了吗

原文在这里2015年的岁末，历史的不确定性似乎突然变得强烈起来。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1989年春，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自由民主制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将会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

更为乐观的意义上，福山援引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说法：历史终结于1806年，那一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打败普鲁士君主政体，由此把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传播到世界的偏僻角落。自此以后，这些原则不断发展充实，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承认。

自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问世之后，在收获无数的鲜花和掌声的同时，也遭遇了数不清的质疑和批判。如今，距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人类当代所处的时代来看，历史似乎没有任何将要终结的征兆。

无论是从零碎的历史事件来看，还是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格局来看，都在印证着福山“历史终结论”不断遭遇现实的否定。前不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撰文称，由于西方政策的种种失误，世界正在告别短期和平时代。

远的不说，仅就2015年岁末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来看：巴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欧洲难民危机、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召开，欧洲社会内部动荡……历史局部的反复甚至倒退不断上演。如果放眼整个世界历史格局：“中国模式”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的复活、“伊斯兰主义”的兴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伏、西方民主内部出现的“衰退”等等，如此跌宕起伏的世界历史，何以说历史终结了？事实上，上述历史现象也正是反“历史终结论”者的依据。

他们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普遍史观念的一种拙劣模仿和歪曲。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借鉴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但是在历史终结之处与马克思分道扬镳。

马克思认为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而福山则认为历史终结之处恰恰是被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民主。大概是由于福山与马克思的分歧，反“历史终结论”者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批评“历史终结论”是一种粗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欧洲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Slavoj Zizek）2014年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也无力解决世界范围内面临的危机，况且资本主义内部也危机重重。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下，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倒不如说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面对这样的诘难，福山显然不能无动于衷，在其《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再版后记中，福山回应说：“历史终结论”受到来自各方的抨击，但大多数人是站在一种对“历史终结论”的简单误解的立场上。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多数批评者批评的仅是这本书的标题，而非这本书本身。

对于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回旋反复，福山早有判断，他并不否认历史的乱象在“历史终结”之后继续存在。福山非常明确地指出，“历史终结论”面临来自四个方面的挑战：分别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面临的障碍，贫穷落后国家如何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潜在威胁。

至于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内爆”危机，福山一方面承认开放性使得自由民主制成为最脆弱的社会，但也因为开放性，使得自由民主制社会具有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周期性的危机是其自我调校功能的显现，并不会对自由民主制构成致命威胁。但是，福山关注的重点显然不是具体的历史实践，他认为终结历史的是自由民主的理念。

福山在这里所言的自由民主理念并非“社会功能”意义上的，并不指向具体的社会现实。福山很清楚，自由民主本身并不完美，践行自由民主的社会也并不必然导向绝对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

福山所言的自由民主理念，植根于人性深层当中蕴涵的“人有相互承认的需求”，以及支撑这种相互承认需求的意识、精神和激情。尽管历史上各种制度都存在“承认形式”，但它们不是基于平等、自由和相互的意义上。

这些先天的缺陷导致了人们对“相互承认”的追求，并进而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自由民主制度本身也存在各种问题，但并不存在否定“相互承认”的根本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是无可匹敌的政治理念，例如，尽管世界上还存在各种形式的威权制度和独裁者，但几乎全部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来粉饰其独裁。这从侧面证明了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合法性话语所具有的普遍性效力，这种普遍性效力来自于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和渗透。

在历史现实中，专制和独裁似乎没有这样的影响力。数据也佐证了福山的观点：1974年全世界只有35个选举式民主国家，仅占整个世界国家数量的30%，到了2013年，选举式民主国家增加到120个，占世界国家总数的超过60%。

可是，能够就此判断自由民主理念一定在历史现实中开花结果吗？福山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强调“历史终结论”是一种“弱决定论”，它的普遍必然性指向理念或精神层面，至于它在历史实践中的功能，自由民主的理念仅提供一种政治实践的可能或尝试，并不必然决定历史现实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3.《文明的终结》作者是谁

法兰西斯·福山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于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让他一举成名。

4.弗朗西斯·福山的主要著作

《苏联与第三世界：过去三十年》

《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又译《历史的终结与报废的人》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

省思民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强国论』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

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

5.弗朗西斯福山与中国文化关系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于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学者。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

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让他一举成名。

6.福山的新声音,什么是治理

"治理"一词作为舶来品，国内学术界从事研究的时间颇长，但一直也只是在学界流传，据统计governance一词的翻译，就有过几十种版本。直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与治理现代化"作为总目标被提出，"治理"一词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并在各类媒体上红火一时。

各学科、各角度的专家解读越来越多，然而，对于"什么是治理"的理解，却像"杂货铺"一样，让人眼花缭乱，有无从下手之感。这个时候，曾因预言了民主自由和全球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的终结"而名声鹊起的，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文章"What Is Governance？"也印入我们眼帘。

福山貌似一直都具有新闻的敏感性，他似乎总把握住世界政治的热点，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2013年Governance杂志的7月刊上发表的的评论文章，又巧合的紧贴着中国政治的发展。那他又是怎么看待什么是治理的呢？

在文章中，福山开门见山就提出了，他所讨论的什么是治理，并不是界定、占领定义制高点意义上的，而是讨论如何衡量治理，如何衡量"好的治理"（善治）。他的概念化，就是细分到如何转换到衡量治理质量的标准中来。这一点会给看惯了中国教科书的人一些不适应："福山从头到尾没有回答到底什么是治理啊？"福山没有给读者下定义式的答案，但是给了四个维度的评价标准：

7.如何解释“布什主义”“新布什主义”

布什主义布什总统于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的讲话中就我们为何而战作了迄今为止最详尽的阐述。

事实上，他宣告了我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同事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所称的“自由主义”；该主义不仅将美国的武力用于保卫国家，还运用于保护自由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布什先生援引了乔治.马歇尔（Gee Marshall）将军在珍珠港事件半年后对西点军校1942年毕业生讲演中的一段话：“我们决心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结束前，我们的国旗被全世界公认为既是自由，也是压倒一切的力量的象征。”

布什先生拓宽了马歇尔将军的寓意。他说：“无论我们高举国旗到何处，它不仅代表我们的力量，也代表自由。”

美国国旗将不再只是“自由的象征”。按布什先生的构想，美国将国力用于确保作为受自由之恩典范例的美国的生存和繁荣仍嫌不足。

还有必要将美国的国力用于促进和保护他人的自由这一任务。以下是布什先生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我们国家的事业历来比保卫国家更为宏大。

一如既往地为正义的和平而战 — 那是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和平。我们决心保卫和平免受恐怖份子和专制暴君的威胁。

我们决心通过与大国建立良好关系以维护和平。我们还决心鼓励在各大洲建立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以推广和平。”

他详细描述道：“20世纪以人类进步的唯一幸存的模式而终结，这种模式以人类尊严、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尊重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和尊重宗教宽容等不可商榷的要求为基础。美国不能将这一见解强加于人，然而我们能够支持和报答为其人民做出正确选择的政府。

我们将捍卫使所有进步成为可能的和平。 “说到人类的共同权利和需要时，这里不存在文明的冲突。

自由的标准完全适用于非洲、拉丁美洲和整个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国家人民要求并理应享有所有国家人民享有的同样的自由和机会。

他们的政府应该听取他们的愿望。” 我不敢说我以前想过要谈论这些，但人们在以上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到，白宫坚定地与弗朗西斯.福山1 (Francis Fukuyama) 的普遍论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为伍，即随着人类互相承认其自由与平等，这一观点将得以传播，并反对塞缪尔.P.亨廷顿2 (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的冲突” 中的描述：尤其是西方的自由社会日益增长的实力必将遭遇其他具有截然不同的反自由价值观的社会的激烈挑战。

按照布什先生的观点，“文明”只有一种。但这不等于说那些不属于它的人就成了野蛮人；而是他们的统治者压迫下的受害者。

布什先生在这里指出：暴君们自己完全清楚他们没有权利压迫人民，他们坚持这样做只能使自己软弱。“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允许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不同政见，”他说。

“一个前进中的国家会努力实现经济改革，以释放人民的巨大创业能量。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会尊重妇女的权利。”

言外之意是，其政府未能做到这些的国家，将会处于弱势、止步不前、不会兴旺。用以证明“文明”赋予反对恐怖主义和争取自由的战争力量的理由，恰恰是因为自由是成功的基础，因而也是文明世界的力量。

专制产生的软弱使其在自由面前不堪一击。布什先生期待“一个超越反恐战争的正义与和平的世界”。

以前总统们曾以宣战来终战，人们很容易把它嘲笑为独特的美国式自负。但是请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结束了欧洲几个世纪的王朝冲突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确保了欧洲国家不再相互争斗、美国也不必再与日本和德国作战吗？有那些想法并不傻；实际上，它们导致了布什先生描绘的“正义与和平的世界”的局部实现。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自由主义已经带我们朝那个世界走了很长一段路，它能带我们走得更长。我们为何而战布什的讲话不失为建立以美国国力为核心，以传播自由为目标的国际新秩序的奠基性文件。

让我们这么说吧：你听说过门罗主义3 (Monroe Doctrine) ，是吧？天定命运论4 (Manifest Destiny) 呢？这篇西点军校讲话与其自由主义将因提出了某些重要性不亚于它们的观点而被人们铭记。这一思想尚未被人理解，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华盛顿的那种惯有的、而有点愤世嫉俗的厌世态度；根据这种态度，世界上没什么新鲜事，我们以前全都看到过了，因此我们不会再惊讶。

这种倾向通常无害，除非真的有新鲜事发生 — 诸如一位美国总统在本土遭受毁灭性袭击后寻得并阐明了美国国力在世界上的新目的 — 而评论便显得有点儿滞后了。《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的弗雷德.巴恩斯（Fred Barnes）在以应有的严肃态度对待这篇讲话方面是个例外。

巴恩斯先生主要聚焦在布什先生清楚说明的先发制人（实际上，“预防性”的说法更好）政策的实际问题上。这一政策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美国不会等挨了打，甚至不会等到敌人的进攻在即时才出手。

布什先生说：“我们必须把仗打到敌人那儿、扰乱他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予以迎头痛击。”我赞同巴恩斯先生对布什先生那样的理解，譬如说，布什先生不下达在伊拉克“更迭政权”的命令是绝不可能的。

我想即使如此，我们仍未跟上布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