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战役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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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战役历史作用

1.土城战役的历史作用

最后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我们今天提出研究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还在于它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使其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一次较大的升华。由于土城战役的战略目的和决战性质决定了该战役的艰苦激烈,加上当时军情紧急,使毛在这次战役中悟出了自湘江战役以来随红军而行的笨重物资给红军机动作战造成许多拖累,已经危及到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和安全,于是毛果敢决定战役结束后丢掉一切笨重物资,为红军一渡赤水后进入川滇黔三省毗邻地区打运动战和游击战作好准备。所以毛后来对他的这次军事理论升华总结说:“土城这一仗后,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城战役和之后的四渡赤水其实是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翻版,就是变阵地战为运动战,争取主动。在江西指挥第三次反围剿战役时,红军在高兴圩战斗也和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打成阵地战,伤亡不小,但红军把十九路军打残后,迅速秘密机动,千里奔袭福建,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所以土城战役转化为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重拾运动战的经验。从局部看,高兴圩战斗和土城战斗对红军来说都是不利的,伤亡过大而没有歼灭敌人,但从战役全局看,却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节点。

2.土城战役的历史作用

最后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我们今天提出研究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还在于它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使其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一次较大的升华。

由于土城战役的战略目的和决战性质决定了该战役的艰苦激烈,加上当时军情紧急,使毛在这次战役中悟出了自湘江战役以来随红军而行的笨重物资给红军机动作战造成许多拖累,已经危及到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和安全,于是毛果敢决定战役结束后丢掉一切笨重物资,为红军一渡赤水后进入川滇黔三省毗邻地区打运动战和游击战作好准备。所以毛后来对他的这次军事理论升华总结说:“土城这一仗后,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城战役和之后的四渡赤水其实是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翻版,就是变阵地战为运动战,争取主动。在江西指挥第三次反围剿战役时,红军在高兴圩战斗也和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打成阵地战,伤亡不小,但红军把十九路军打残后,迅速秘密机动,千里奔袭福建,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所以土城战役转化为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重拾运动战的经验。从局部看,高兴圩战斗和土城战斗对红军来说都是不利的,伤亡过大而没有歼灭敌人,但从战役全局看,却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节点。

3.土城战役的影响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生前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

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

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毛泽东关于土城战役的这段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

从毛泽东的这段总结中,还清楚地看到:土城战役补充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军事理论,为后来三次渡过赤水打胜仗作了思想准备。由此可见,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有关中央红军前途和命运的一次大决战。

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认识是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元江在《军史资料》1986年第3期发表文章就批评土城战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犯下的一个重大军事指挥错误。

元江认为土城战役不该打,更不该与川军决战。元江的观点由于发表的刊物档次高、影响大,致使后来许多学者均沿袭他的论点,几乎成为定论。

4.土城战役的总结

元江观点之错误,就在于它被这场战役中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导致战役开展前期极为艰苦,红军伤亡较大等表面现象所蒙住,而对于中央红军开展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当时中央红军在土城战役中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敌我态势以及当时中央红军的命运和前途等认识不深。

毛泽东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这是因为当时中央红军按照既定方针进入土城地区后,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至土城东南五公里处的青杠坡一带,对红军五军团后卫咬住不放。

而土城至赤水县城之间是一条狭窄的河峪地带,不便于大部队的作战和转移,这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完全是死路一条。因此当中央红军由习水县城(东皇)下行到土城一带河峪地区后,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走入了石达开灭亡的老路(当年石达开曾由这条路北出)是消灭中央红军的最好时机,把在这一带围堵和消灭红军提到“事关党国命运所系”的战略高度。

川军统帅刘湘也要求所部哪怕全军覆没也要全力阻击和围歼中央红军。于是刘湘命令川军南岸“剿总”潘文华命令郭勋祺和廖泽等四个旅昼夜兼程从后面猛追中央红军,将中央红军退路堵住;在北面,潘文华命令达凤岗和章安平两个旅昼夜兼程抢占赤水县城(今赤水市),堵住中央红军北出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军情和地理条件上,中央红军处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

土城处于这条狭峪的南端,地处云、贵、川三省通道的交汇处,地势较为开阔,如同一条口袋的袋口部分,中央红军如果不在土城与尾追的川军决战,将其击溃,而是按照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丢下土城北进,就进入了口袋之中,中央红军就将在撤退和生还的重大战略选择上失去主动权,中央红军就有被分化瓦解进而被消灭在赤水河狭峪的危险。毛泽东是最善于利用军事要塞进行战略布局的天才军事指挥员,他在长征途中始终不停地在马背上研读清代顾祖禹的著名军事地理专著《读史方舆纪要》,该书对土城地区在古今军事地理上的重要作用有精辟论述,说:“扼永宁(今土城儒维堡子头,元代和明初时为永宁宣抚司住地)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因此中央红军进入土城后,毛泽东已觉察到土城对于红军生存的重要性,他根据当时的敌我状况,北出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第一方案已不能实现,于是决定控制住土城这一军事战略要地,趁土城以西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之时,实施第二套方案,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滇东北地区,以便在战略转移上赢得主动权。

为了给中央红军从土城西渡赤水赢得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在土城召开会议,决定趁尾追川军跟得最近、人员最多、且立足未稳之际与之决战,力争消灭或击溃它,以打破蒋介石扼杀中央红军于赤水河狭峪的图谋。这是中央红军在非常时期进行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核心所在。

如果土城战役战场失利,中央红军就必须放弃土城和西渡赤水而沿河东岸北撤,这是一条蒋介石最乐意看到的危险之路;如果土城战役战场获胜,中央红军就有打破敌人企图,实现战略转移的机遇和时间。由此可见,对于红军来说,土城战役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

要打赢就必须同川军决战。土城战役的结果证明,尽管战役进行得十分艰苦和激烈,红军伤亡较大,但最终以红军在战场上的全线胜利赢得了整个战略上的胜利。

由此可见,评价土城战役的得失和战略意义,不能仅从表面现象的红军伤亡多少而论,应从战略高度看它能否达到将其击溃,使其再不敢咬住红军不放,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跳出重围的预期目的。如果预期目的达到了,就应当肯定其战略构思上的成功。

再者,土城一战,川军伤亡亦大。川军郭勋祺部因土城一战失利,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再不敢与红军接触,使中央红军有机会平安完整地渡过赤水河南进,这是战役结果和客观事实。

如果只谈红军伤亡而不谈川军伤亡,甚至对川军被击溃全线后撤和受挫的锐气等都不去研究和了解,就片面地对土城战役下定论,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元江把川军向其主子报功的所谓“土城大捷”当做史实来论,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土城战役的战场和战略主动权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战役开展是红军首先向川军发起进攻,最后将其击溃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红军完全有能力继续猛追将其全部消灭,但鉴于整个战略考虑,不能因小失大,于是毛泽东决定红军不要恋战,应抓住川军溃撤之机迅速从土城西渡赤水,打破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赤水河峪的图谋。元江对土城战役的战况并不了解,误信郭勋祺隐瞒失败,虚报战况的所谓“土城大捷”,说中央红军是因在土城打了败仗才被迫仓忙西渡赤水,完全违背了他在文章中坚持的“真实性是历史的灵魂”这一客观规律。

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成功一事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决定实施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是英明和正确的。土城战役使红军打出了威名。

川军急先锋的郭勋祺模范师因在土城战役中受到重创,再不敢死死咬住红军不放,直到整个四渡赤水顺利完成,川军都只是远远地摆摆阵势而不敢与红军交恶,这就为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穿插于川滇黔三省之间而不受来自于北面的压力和干。

5.土城战役胜了吗

土城战役是长征期间毛泽东复出的第一战,毛泽东力主利用土城附近有利地形围歼追击的川军,但由于情报有误,敌军实际兵力比预计的超出一倍,即使主力红一军团回援,也没能歼灭川军。

虽然此战战术上失败了,但战略上却是正确的,红军抛弃了长征前期一味突围撤退的消极战术,重新采取了抓住战机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法,确立的新战术的红军开始了四渡赤水的机动战,二渡赤水期间出其不意的回师遵义,在娄山关附近一举歼灭黔军8个团,又击溃了猝不及防的中央军2个师。更重要的是土城战役后,地方军阀发现红军依然有战斗力,甚至有打歼灭战吃掉自己的决心,所以长征前期和中央军联手肆无忌惮的追击红军的态势不复存在,各个军阀又开始各怀鬼胎,出工不出力,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唱独角戏,这就给红军在包围圈中纵横驰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神话般的四渡赤水之战,湘军黔军川军滇军等地方军阀的大力配合功不可没。

6.长征土城战斗简介

土城战役土城战役是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恶仗。

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将领蹉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

这场战斗是毛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结果:28日,战斗打响后,川军遭到重创,但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

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这一仗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

意义土城战役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

7.谁能介绍下长征时二局局长曾希圣和二局的发展历史啊

曹祥仁:密码破译建奇功――我的父亲在长征中从事密码破译工作 ● 曹索菲 2006年08月18日人民政协报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父亲一直是中央红军二局的破译科长,副科长为邹毕兆。

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后,依靠二局掌握的敌“追剿”军行动部署的情报,连续从薄弱环节突破三道封锁线,但于11月下旬在湘江遇到强大阻击。 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已成疲惫之师。

吕黎平回忆,“1934年12月中旬,根据曹祥仁破译的敌报,我们获悉,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要与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调集重兵在城步、靖县、武岗一带,布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等待红军往里钻。 ”继续进军湘西,势必凶多吉少,但博古和李德仍坚持原计划不变。

毛主席当时已无军事指挥权,但他跟二局一起行军,对敌情掌握得很清楚。 在湖南通道和贵州黎平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是根据二局的情报,苦口婆心地摆明危机,力主掉头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西进。

在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并作出了在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开辟了胜利的前景。 在土城战役的危机关头,一科破译:包围圈还有一个小口子尚未合拢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毛主席重新统帅红军,为革命带来了生机。

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贵州土城推进,准备在泸州至宜宾一线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24日拿下土城之后,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军阀为阻止红军入川,出动8个旅对红军实行合围。

红军集中主力,力图歼灭从南面尾随跟进的川军教导师第3和第4旅。 川军是有名的双枪军(步枪和烟枪),本来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长对川军的作战方式都很熟悉,但在实际作战中,由于川军有强烈的护乡意识,又惯于山地作战,再加上新装备的捷克造小迫击炮在山地作战中极有杀伤力,其战斗力大大出乎总部首长的预料。

1月28日黎明5时,红三、五军团,红一军团的一部和军委干部团分南北两路向青岗坡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惨烈,双方死伤累累。 据敌军电报反映,此役川军“调集机炮,多次肉搏”,红军“阵毙达二千”,伤俘“官兵三、四千人”,被俘红军“稍立辄倒地,每枪仅弹数枚”。

川军主帅刘湘下令,要将“饥疲不堪”的红军“一网打尽”,又增派两个旅火速赶来增援。情况万分危机,军委决定撤出战斗。

父亲回忆说,战斗还未结束,路边已躺满伤兵,情状催人泪涌。天色渐黑,部队仍陷在狭长的山谷之中,四周枪炮不断,人心不免慌乱。

指挥员们纷纷向四周打量着,判断着:哪里是敌人?哪里可以突出重围?此时朱总司令镇定自若,他拔出驳壳枪来,指着旁边的小山头,命令警卫连,“走,跟我上去看看!”总司令的大智大勇使大家迅速镇定下来。 周恩来、王稼祥这时满面征尘地急促赶来,对二局局长曾希圣和父亲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做饭。”

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父亲和邹毕兆当即破译密电,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 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挡中撤出,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

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在这个过程中,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土城突围之后,博古回忆,曹祥仁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于是毛主席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敌人,犹如神助,顺利地二渡赤水。

此后,毛主席亲自主管军委二局一科,对外绝对封锁曹祥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 邹毕兆回忆,毛主席活用二局情报,写下了红军运动战的如神妙笔。

1935年2月中下旬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消灭王家烈军主力后,又击溃和消灭吴奇伟的两个师。蒋介石立即向遵义增调大军,当他即将完成围歼红军的部署之时,红军已四渡赤水,跨过乌江。

4月1日红军再逼贵阳,蒋急调滇军保驾,并判断中央红军要向东与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或者返回江西根据地,即令各部向东集结,形成二道防线,堵住红军向东之路。红军更以一部出瓮安,示意要东进,使蒋介石错上加错,索性把滇军也调往东线。

至此,毛主席调离敌军东进的目的已完全达到,随即挥师西出云南,向北挺进,把蒋介石的所有军队都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在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不大的地域内,避实击虚,四渡赤水,于40万围堵敌军密集部署、犬牙交错的阵地之间衔枚疾走,穿插运动,争取了主动,走出了危局。

这是毛主席战略英明,战术灵活的体现,也是二局情报工作准确、及时,成功配合红军行军作战的又一典范。 利用敌人的矛盾,顺利渡过金沙江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进入云南,敌军主力已被甩在后面很远。

红军抓紧时间渡过金沙江,将为红军北上、休整,争取到更为充裕的时间。吕黎平回忆道:1935年5月4日,军委总司令部在云南的皎平渡渡口,曹祥仁又破译敌报,得知国民党第13师师长万耀煌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

万耀煌为了保存实。

8.在红军四渡赤水河中,红军行动的方向和目的是什么

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但他的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决非在遵义开个会就能一蹴而就的。毛泽东在第一、二次渡赤水时连名正言顺的军事指挥头衔也没有,又怎么可能把四次渡赤水都看成是自己指挥的。 事实上前三次渡赤水的过程,也并没有值得毛泽东有所“得意”的地方。首渡赤水由于情报的错误,导致了土城之战的失利。为此,毛泽东一再做过检讨。一次是在失利后不久,当时在红军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回忆:“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另一次是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内容与上述大同小异。对遵义会议后的出师不利,毛泽东岂会作为“得意”的理由。 二渡赤水是扎西会议的决定,目的是要建立黔北根据地。但在关键性的鲁班场之战中失利,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受挫,红军被迫三渡赤水另做打算。鲁班场之战毛泽东是前敌司令部政委,自然也不会有可以“得意”之处。从这三次渡赤水的目的和结果来看,很难找到能使毛泽东感到“得意”的理由。恰恰相反,从毛泽东当时创作的那首有名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来看,他的内心世界凝重而悲壮,哪有丝毫“得意”的踪影。 红军三渡赤水后,毛泽东于一9三5年三月一漆日在川黔交界处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开始真正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指挥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奇袭贵阳。这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直接面对最高对手斗智斗勇而实施的最大最成功的战略欺骗行动,体现了战场上最出色最精彩的智慧与计谋。 一9三5年三月二一日,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开始了当年“擒贼先擒王”的“斩首行动”。毛泽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面下令小部红军大张旗鼓地北上,一面却率主力昼伏夜行,秘密南下奔袭蒋介石所在的贵阳。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迫使蒋介石按照红军的意图三调滇军,为红军进军云南让开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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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广昭战役的历史背景

1935年1月,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北部和甘肃南部发展,决定发起广昭战役,求歼驻守该地区的胡宗南部5个团又2个支队。

遂令第三十一军一部从广元、昭化间西渡嘉陵江,切断两城联系,包围昭化城;第四、第三十一军各一部进逼广元城,一部掩护向国民党军侧后出击的渡江部队;第九、第三十军共9个团从广元以北渡江,直攻羊模坝、三磊坝,得手后,一部进行打援,一部协攻广元城。从1月22日至29日,第四方面军采取攻城与打援相结合的战术,在转斗铺、羊模坝等地歼国民党军800余人,缴枪600余支,包围了广元、昭化两城。

由于两城守军凭坚固守,红军乃放弃原战役企图,主动撤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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