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业产生的历史条件

Posted 2022-12-24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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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业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近代报刊出现的历史条件6点

确实只有三点！

第一个必要条件：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

毕升首创胶泥活字排版印刷术，1450年前后，德国人古登堡改进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印刷技术还使新思想、新信息的传递变得更加易于扩散，也更加难以控制。不过在印刷技术发明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还没有被应用于新闻传播过程。从现有的资料看来，最初的印刷品主要是佛经、圣经、赎罪书一类的宗教材料。

第二个必要条件：社会对于新闻信息的需要；

在西方国家，由于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导致了人们追求新闻的欲望显著增强；在东方世界，中国在明清之际，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外族的入侵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也使人们迫切要求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动，从而决定了新闻信息交流增长的趋势。

第三个重要条件：邮政事业的产生；

近代邮政是近代报业的基础。

二、中国近代报业是什么产生的呢

你从中提炼吧，建议你看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倪延年、吴强《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分两方面看，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入侵，有对中国人的思想上的控制和奴化；西方文化入侵使中国传统文化没落/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风尚文化），其极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西方文化也给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启示。

了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

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

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

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 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

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

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

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

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

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

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

[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

三、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世界报业开始向商业报刊阶段迈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突飞猛进地发展。

随着全球扩张行为，西方殖民者不仅携带本国报纸进入殖民国家，还在所到之处创办具有宗主国色彩的报纸。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处于睡狮状态，停而不前，中国的古代报纸在清前中期已到达顶峰，但却没有直接演进为近代报纸。

随着西方脚步的一步步迈近，在中国掀起殖民扩张的热潮，随即外人在华办报开始出现并延续。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纸和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

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人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和米怜（1785~1822），月出一册，一些外国人相继在中国办报。

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均在广州出版。

其主编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扩展资料：中国早在唐朝就开始有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一种由官府发行的公报。

北宋起，民间开始有报纸，称为“小报”或“新闻”，但受到当时官府的查禁。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南京等地获准成立民办报房，选录内阁发布的官文报，印刷成册，公开出版，称为“京报”。

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于近代的报刊。中国近代形式的报刊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

到1911年止，共出版约五百种报刊，出版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近代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