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军阀是如何盛极一时的? 皖系军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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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军阀是如何盛极一时的? 皖系军阀的发展
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
徐段邂逅。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段“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
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
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则任陆军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则任国务秘书;段为参战督办,徐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视徐为肱股,徐奉段为至尊。
扑灭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从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很讨厌徐,几次想把徐调离陆军部,段都拒不照办。1915年5月,段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很希望段能出山助一臂之力,段委他人与徐商量对策,徐建议段称病不出。段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对段的影响,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二、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
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大肆诱惑,表示曹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
段的野心、徐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派徐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
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
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
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制止了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了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了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
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了全盛时期。
日本特高课曾策动皖系军阀段祺瑞组建“华北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接着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为了配合军事侵略行动,日军在华北各地建立了特务机关,一时间日本特工人员遍及华北城乡。他们指使一批政坛失意的军政要人及其他三教九流组成“第五纵队”,公开支持日本侵华,为日军的侵略行径摇旗呐喊。
早在日军侵占山海关时,日特人员就策动在野的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祺瑞出来组建“华北国”,以便将华北分离出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只因蒋介石以师生之礼将段接到南京,阴谋才未得逞。继之,日本特务机关开始网罗汉奸为其侵略服务,策动号称直系吴佩孚小内阁的白坚武(前吴帅府的财务厅长)和代表皖系的前湖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等人在津会晤,谋划直皖两系联合反蒋,宣布建立“华北国”。但因张、白二人各为其主,互不相让,最后只好分道扬镳,致使日军方的阴谋落空。
此后,日特人员唆使白坚武与何庭鎏、张志谭等人,利用他们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个人的特殊关系,劝诱于宣布河北省“独立”。计划落空后,便策动于部之师长杨紫震、旅长马廷福发动了叛乱。杨、马二人在日军方捏合下弃仇和好,纠结匪徒2000余人,于1933年3月在天津西站发动叛乱,然而遭到痛击而惨败,马等逃至葛沽策动驻葛沽团长张冠英部哗变,惨败后张只得弃职逃匿日租界。
1933年5月,日特人员又鼓动奉系军阀张作相与张敬尧合作,策动旧军阀的军队在北平发动兵变,制造日军干涉口实,以便在日军配合下内外夹攻,一举攻下平、津,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华北国”。由于吴不为其所动,张敬尧又遇刺身死,结果阴谋付之东流。
一连串的阴谋叛乱失败,引起了关东军、驻屯军的关注。土肥原贤二与三野友吉再次奉命负责策动一次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1935年6月27日的“丰台事件”。这一事件的前台人物是石友三、白坚武。他们以“正义社”成员为骨干,计划在丰台发动兵变后攻占北平,宣布“华北国”建立。为此,白、石等人在津组织了“华北正义自卫军”,白自任“总司令”;勾结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第五第六两个铁甲中队;安排潘毓桂在北平城内策应;派遣两三千便衣队潜入东交民巷,令其在铁甲车冲进前门、炮击西长安街军分会时冲杀出来,攻占军分会和其他重要机关;约定驻东交民巷的日军此刻立即出动示威,日机也进行“示威飞行”;潜在华北各地的反动武装届时一齐出击,攻占各地中国党、政、军机关。经过一系列布置后,6月26日夜间,60多名汉奸(内有日本人)由天津乘快车到丰台指挥督察这场叛乱。不料27日的叛乱一发动就遭到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而失败,铁甲车六中队队长段春泽等三人被捕枪决。
丰台叛乱失败后,川岛芳子开始在津广交各界人士,招兵买马,被她先后收买的有沧县的刘佩臣、天津的赵德谦、曹华扬、刘秀山,武清的柳小五和自称吴佩孚干儿子的刘琨等为首的土匪队伍。在多田骏的主持下,川岛芳子纠合郭希鹏(北平军分会前骑兵师长)、张权本(北平军分会铁甲车材料厂厂长、前丰台叛乱主谋人之一)、洪维国、马金城(前东北军失意军官)等人于1935年11月上旬成立了“华北民众自治委员会”。12月又建立了进行暴动的“华北民众自卫军”,川岛芳子自任“总司令”,前热河财政委员会副委员长关庆麟任“副司令”。其编制为:第一、第二两军,北平、天津两支特别行动队以及第一、第二两路军,辖七个支队。他们计划在1936年元旦前接管有日军配合的市、县政权。天津有日军配合,保安队中又有被收买的要人,故拟定先接管天津,由此形成“华北五省的民众,无不毅然兴起,为自治先导,作本军(自卫军)前驱”的局面,在占领河北、平、津后宣布“华北国”建立。然而这帮人在12月间佩戴“敢死队”袖章冲上天津街头狂叫“自治”时,被民众打得抱头鼠窜,使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依其暴动而建立“华北国”的阴谋化为泡影。
接连失败后,日特人员开始鼓吹他们策动的华北“独立”、“自治”丑剧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民意’演变的”。“香河事件”就被说成是“民意”、“自治”的举动。
1935年10月18日,汉奸武宜亭在香河安抚寨召开的所谓“国民自救会”上密谋策划,20日纠结千余人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名,包围了香河县城,随即在日本宪兵掩护下冲入城内,占领县府,宣布“自治”。这就是所谓的“香河事件”。此后,在日军方的支持和导演下,所谓“华北群众代表”要求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的“请愿事件”在河北多地发生。
“香河事件”后,天津汉奸报纸于11月11日刊发了所谓“华北民众自治会”成立的消息,多田骏随即声言:“华北一旦发生自治运动,日本愿意援助。”11月25日,天津一帮汉奸、卖国贼、流氓在自称“华北民众自治团”代表王明及“农民自救团”代表张国栋等人的率领下,聚众百余人,从日租界冲上街头,手摇小旗,狂叫乱舞,高喊天津“自治”,途中又聚集300余人,冲向天津警备司令部“请愿”,并分五批前往天津市政府高喊“自治”。12月初天津又再次上演了“自治”丑剧,一帮自称“自治”请愿的人,佩戴“敢死队”袖章,坐着汽车狂叫“自治”,并袭击了天津市政府。然而这帮狂徒却遭到了天津民众的迎头痛击而窜回日租界。
《何梅协定》出笼后,日军方叫嚣驱逐国民党在冀、察、平、津的一切势力:凡是被视为“有害中、日两国‘邦交’之秘密机关”——如蓝衣社、复兴社等组织及其人员,均要求国民政府予以取缔或撤走。被日本人视为蓝衣社中坚分子的蒋介石派在二十九军任政训处处长的宣介溪,日本人指令其随该处远调西安,然而蒋征得宋哲元的同意让宣介溪暂留北平,为日本人侦知,出动宪兵将其从住所逮捕押至天津。然而宋哲元等识破其阴谋,决以武力抗之,下令做好攻打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捉拿多田骏的准备,最终迫使日本人放人道歉。
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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