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融詐騙案推進的幣制改革,緣何最終引發金融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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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融詐騙案推進的幣制改革,緣何最終引發金融崩潰

引起「蝴蝶效應」的金融詐騙案
宋仁宗天聖元年,忽有民眾聚集至益州府衙門集體告狀,在古代這種集體性告狀的例子殊為不多,尤其在政通人和的仁宗時代,於是益州知府寇瑊鄭重地將告狀之人請入府衙開堂審案。
其實案情並不複雜,當時益州市面上流行著一種由十六家錢莊發行的存款憑證,剛開始這些憑證只作為取款憑證而用,發展到後來商人們認可了該憑證,所以逐漸發展到了流通領域,沒錯,這就是著名的「交子」。由於剛開始這十六家錢莊準備金豐厚,故所發行的這種票據從未出過問題,然而最近卻偏偏出了岔子。
由於其中幾家錢莊經營不善瀕臨倒閉,老闆甚至將儲戶存在錢莊中的錢拿來運轉也無濟於事,許多儲戶拿著票據過來取錢卻無法兌現,甚至錢莊老闆已經跑路,儲戶手中的交子儼然成為廢紙一張,這樣一來,就形成了擠兌風波,甚至其他幾家錢莊也大受影響,甚至破產倒閉。
手裡有交子但卻無法兌換成現錢的百姓們憤怒地向府衙告狀,於是有了開頭的一幕。
寇瑊(jiān)接到狀子後,感覺很棘手,因為這十六家錢莊發行交子都是有著國家合法手續的,屬於政府特許經營,最後最後尋求根源,實際上相當於國家給了他們犯罪的機會。對於這次的金融詐騙案,寇瑊給出的處理辦法是聯繫其他發行交子的商家,共同對市面上的交子實行兌換,然後把母錢毀掉,然後逐步清盤,將交子退出流通領域。
站在民眾的立場上,寇瑊的處置辦法並無不妥,他不僅將儲戶的存款全部實施了兌換,避免了百姓的損失,同時一勞永逸地杜絕了類似的金融詐騙,可謂是一舉兩得。
於是寇瑊將此案的最終處理結果上報,然而不久之後,薛田代替寇瑊成為益州知府,他與轉運使張若谷對「交子」再次進行調查,得出的結論與寇瑊卻大不相同。
薛田認為,益州經濟發達,但錢幣供給不足,始終影響束縛了當地的發展,而交子使用方便的特殊性,要強行廢除必然會把交子逼入地下,國家更難對其實行管理,他在上奏朝廷的奏摺中是這樣寫的。
「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
同時,他雖然不贊成廢除交子,但也不贊成民間機構發行交子,應當將此權利收歸國有,讓民間享受交子便利的同時亦可為國家賺取利潤。他的這個提議得到了朝中諸大臣的認可,仁宗迅速對此作出批示,由薛田正式成立益州交子務,負責發行此類紙幣,由此交子正式成為四川地區官方通用貨幣。
為什麼「交子」如此重要?「交子」緣何在四川地區可以成為法定貨幣?此次幣制改革有何特點?
要回答以上問題,必然要了解一下「交子」的前世今生以及誕生因素。
交子的誕生以及大規模運用的成因。
封建時期的中國貨幣史,其實更像一部補救「錢荒」史,自漢武帝將鑄錢權收歸國有以後,政府的低效加上中國本土貴金屬的缺乏使得民間一直缺錢,我們將這種現象稱為「錢荒」。所謂錢荒,簡單來說是指與經濟規模相比,鑄錢數量總是不足,又由於鑄錢能力有限,人們在商業活動中無法擁有足夠的貨幣進行交易,於是產生了經濟活動中的種種矛盾,以至於嚴重限制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到了唐朝,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個極度繁榮的程度,但是國家發行的貨幣數量依然不足,但卻又禁止民間私自鑄錢,又由於銅錢過於難得,以至於在唐代後期各個藩鎮之間甚至採取了限制貨幣流通,規定商人不得攜帶錢幣離開轄區,這樣一來,商人為了規避這一規定,便創造性的發明了一種新的金融工具——承兌匯票,在唐朝,這種可以異地兌付的票據叫「飛錢」。
飛錢的出現,是民間利用技術手段突破行政管制的一次金融創新,這種技術說起來並無難度,只需要精良的雕版印刷術即可,而唐代後期,剛好是印刷術取得飛躍性突破的時候,商人們恰恰利用了這一點。
北宋吞併後蜀之後,宋朝中央政府決定讓四川地區獨立發行鐵錢,其市面上不允許銅錢流通,也不允許鐵錢流出四川,這個決定最終將四川打造成了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鐵幣區。由於鐵不是貴金屬,與金銀銅的比值相差很大,所以在同等購買力的情況下,往往鐵錢需要攜帶數倍於銅錢的量,就拿一批蜀絹來說,需要鐵錢二十貫,重量達一百三十斤之多,無怪乎古代出門要帶僕人,原來是有原因的啊!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四川發生了王小波、李順農民起義,叛亂中四川各個鑄幣廠紛紛停工,民間馬上陷入了連鐵錢都沒有的尷尬境地。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四川人民創造性地發明了交子,以解決鐵錢攜帶不便的問題。
交子與唐朝的飛錢類似,但卻有著本質的不同。飛錢只是一種匯款工具,需要匯款本人到異地兌換貨幣,而交子卻是在本地使用,而且具有匿名的特性,已經完全被市場認可,進入了流通領域,已經具備了現代紙幣的一定特徵。於是在宋真宗時期,益州知府張詠將發行交子的錢莊限定在十六家,並形成一定的聯保機制,增強了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從此交子正式成為官方承認的貨幣獨立發行,逐漸被民間百姓所接受。
隨著時間的推移,交子逐漸成為人們經濟生活中的一部分,人們再也不想回到肩抗馬拉的鐵錢時代。
薛田主持的幣制改革有何特點?
薛田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將交子的發行權收歸國有其實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歷朝歷代鑄幣權往往都掌握在國家手中,這是定例。更何況將交子國有化可以為國家創造無數的利潤,同時以國家信譽來保證交子的正常運營,使交子的功能性作用發揮到最大,這次幣制改革發行的交子還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與民間發行交子不同的是,國家發行的交子必須有一定量的準備金,此規定確實保證了金融穩定。
二、交子有了「界」的限制,即每界三年,到了第四年發行新一屆的交子,舊交子換回後銷毀,這樣避免了產生通貨膨脹。
三、交子只在本省發行,本省使用,出境後作廢。
四、交子實行鐵幣本位,它標明的面值都是用鐵幣來衡量。
這樣一來,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交子不穩定的弊病,同時也維護了四川鐵幣的穩定,也根除了類似的金融詐騙案,可謂是一舉數得。但是官方壟斷髮行後是否代表真的絕對可靠,它能否避免紙幣貶值呢?
濫發交子引發的金融崩潰,竟成亡國之患。
眾所周知,發行紙幣一般都會與某種貴金屬硬通貨掛鉤,或者直接與國家信譽掛鉤,這樣才會使得紙幣匯率保持基本的穩定不至於出現普及行的通貨膨脹,但從世界發行紙幣的經驗來看,只要發行紙幣,必然會產生程度不同的通貨膨脹,甚至有些國家會通過印刷鈔票,從社會掠奪財富人為製造通脹,宋代的政府就是這樣乾的。
最初仁宗的確想把交子作為一個有信譽的金融工具來使用的,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四川都遵守著發行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的限額,沒有加印,故而交子的信譽度無比之高,甚至遠高於鐵幣,許多地區甚至寧可多出溢價都要把鐵錢換成交子,但這種情況在仁宗寶元元年發生了變化。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元昊在西夏稱帝,為此宋朝迅速進入了戰爭狀態,邊關物資告急,朝廷讓陝西商人運送物資到前線,但卻拿不出現錢來支付這些款項,於是朝廷讓四川交子局多發行了六十餘萬貫的交子來最終支付了這部分錢,這是交子第一次流出四川當做貨幣來用,而這部分多印出來的交子沒有準備金作為支持,而是以國家信譽作為擔保,所以對當時的貨幣市場有一定的破壞性。
而剛好陝西地區的貨幣政策本來就是銅幣鐵幣通用地區,鐵幣的購買力與不易攜帶的特性使得該地區迅速接受了交子這種新式金融工具,於是也逐漸開始使用交子。於是到了宋神宗時代,陝西設立了獨立的交子發行局發行紙幣,與四川交子不同的是,陝西交子既沒有準備金也不進行定期回收,以至於逐漸貶值。
熙寧五年(1072年),為了順利地實施變法,解決目前的財政危機,神宗朝再次打起了交子的主意,讓四川交子局多發行一屆的交子,卻沒有準備金,也沒有回收上屆的交子,於是市面上的交子驟然增多,交子出現了折價,而政府卻從這次發行的交子之中賺取了十二億錢幣之多。
只要動一動印板,就可以解決財政危機,這對神宗朝廷上下來說,這無疑是一本萬利的事情。但神宗皇帝沒有想到,用紙幣斂財短時間內的確是斂財的好手段,但長此以往無疑是殺雞取卵,經濟會全面失控,顯然執政者並未想到這一點,於是宋朝紙幣發行失控的時代終於到來了。
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政府又多發行了十五萬貫交子,元符元年又多發行了四十八萬貫,這些紙幣主要用來解決應付西夏與宋朝邊境的軍費開支。從這時起,政府印刷的紙幣不再受數量的限制,更別提準備金了,到了徽宗皇帝時期,在蔡京主持政府工作下,本來是金融創新工具分交子,展現出了驚人破壞力的一面,引起了世界上第一次金融泡沫。
蔡京的斂財手段頗有些現代人的意識,他將交子從四川引向全國,發明了一種叫錢引的貨幣在全國範圍內發行,天量的紙片從政府飛向民間,而民間所擁有的財富和以供生存的口糧則被收歸朝廷,這樣的做法最終造成了金融的崩潰,所以當金人兵臨城下時,政府再也籌集不上軍費以應對,於是北宋滅亡。
故北宋雖然從表面而言,是亡於金人的軍事行動,但真正讓它衰弱到極致的原因,其實不在於遼金夏,而是內部資源已經被盤剝到了極致,所以當金人兵臨城下之時,一個國家無法作出響應,不是刺激不大,而是國家已經乏力,經濟政治全面崩潰,心有餘而力不足罷了。
結語:
北宋交子的發明本來是利國利民的金融創新,其產生和運用開人類信用工具發展之先河,正所謂「符信一加,化土芥為金玉」,然而在商賈運行交子時雖說存在風險,但是隨著市場的優勝略汰,不合格的參與者終將會被淘汰,只有這樣交子這個金融工具才會發揮其應有的效用。
宋朝政府將交子收歸國有之後,直接結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時代,在如此的條件下這次的幣制改革,不僅沒有起到維護金融穩定的作用,反而被政府當做斂財工具來使用,最終引起北宋金融崩潰,國家滅亡。也正是這樣,儘管中國早西方六七百年便發行了紙幣,但由於政府的破壞性干預,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信用中介機構的生存空間,於是中國銀行才會晚於西方六七百年產生,這是利用引用工具傷害信用本身的必然結果。
參考資料:《宋史·食貨志》、《宋代經濟史》、《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國貨幣史》、《文獻通考》、《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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