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狭颂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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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狭颂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书法历史

殷商时期-甲骨文 西周时期-铭(金)文 东周时期-石鼓文 秦朝-小篆 汉代-隶书 魏晋-真(楷)书、行书、草书 唐朝-楷书、行书、草书发展,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两汉书法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

"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 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

于此同时蔡鲨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 ,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衡方》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

可以说, 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

至於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 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

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杨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张芝被后人称之为"草圣"。

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於是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东汉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

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著重大意义。

它标志著书法开始成为 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二)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 : 1:三国时期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

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 《荐季直表》。

《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 2:两晋时期 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 为多二王(王羲之。

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 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人称“书圣”。

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 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

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於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3: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 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

代表作有《张猛龙碑》 《敬使君碑》。碑帖之中代表作有:《真草千子文》。

北朝褒扬先世,显露家业,刻石为多,余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民南土,北雄南秀皆是 基差异之处如论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是南梁《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北派书写者多为庶人,书不具名,故书法时冠冕,被誉为\'书中之圣\',北派王右军。

中国书法五:求规隆法--隋唐五代(一)隋朝书法: 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和之后的唐都是较为安定的时期,南帖北碑之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居书史承先启后之地位。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

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分四种风格: 1:平正淳和 如丁道护的《启法寺碑》等 2:峻严方饬 如《董美人墓志铭》等 3:深厚圆劲 如《信行禅师 塔铭》等 4:秀朗细挺 如《龙藏寺碑》等。 (二)书学鼎盛的唐代:1:唐朝书法简介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

"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

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中国书法 唐初,国力强盛,书法从六朝遗法中蝉脱而出楷书大家以欧阳询。

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通四家为书法主流。

总特点结构严谨整洁,故后代论 书有\'唐重间架\'之说,一时尊为\'翰墨之冠\'延至盛唐歌舞升平,儒道结合,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孙过庭草书则以儒雅见长,余如贺知章,李隆基亦力创真率夷旷,风骨丰丽之新境界。而颜真卿一出\'纳古法於新意之中,生新法 于古意之外。

董其昌谓唐人书取法,鲁公大备。到晚唐五代,国势转衰,沈传师。

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

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到了五代,杨凝式兼采颜柳之长。上蒴二王,侧锋取态,铺毫著力,遂於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也为唐书之回光。

五代之际,狂禅。

二、问:东汉时期隶书碑刻有哪几类典型风格

请问书闲老师:汉代碑刻高潮出现的时代背景是什么?东汉时期隶书碑刻有哪几类典型风格?试举例说明。

答:汉代十分重视书法教育,东汉灵帝设鸿都门学,使书法教育上升不独立的艺术教育,培养了一批书法人才。政府根据《尉律》来选拔书法人才,以通经艺取仕,有力地促进了书风的盛行。

汉代以孝治天下,并有举孝廉制度,此风一开,厚葬盛行,加上士大夫们好名之风盛极一时,死后皆立碑颂其生平,为汉代的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客观上促进了汉代碑刻艺术的发展。

东汉时期的隶书碑刻有三种风格。 一端庄平正、法度严谨类的碑刻。

有《子游残石》《乙瑛碑》《袁博碑》《张景碑》《西岳华山庙碑》《史晨碑》《熹平石经》《王舍人碑》。 二是挺峻流丽、清劲秀逸一路的碑刻。

有《礼器碑》《孔宙碑》《尹宙碑》《曹全碑》。 三是质朴高华、雄浑沈厚一路的碑刻。

有《裴岑纪功碑》《鲜于璜碑》《衡方碑》《张迁碑》《石门颂》《封龙山颂》《西狭颂》《郙阁颂》。

三、书法的来历

书法的种类很多,书法是什么中国书法为所谓美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先生作了积极的精彩的思考。

拜读了,谢谢。中国书法可不可以说是“一种”或者说是“另一类”视觉艺术、造型艺术、抽象艺术、表现艺术可以商榷。

但是,这些表述和研究,只能说明中国书法具有一些视觉艺术等等的属性,而不能包括中国书法固有的特别珍贵的特性,不应该是中国书法的“定位”或者“归属”。何况这些概念一般都有一些特殊的界定和来历。

也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理解的。重要的问题在于,研究中国书法不能从什么现存的概念出发,包括不能从什么艺术分类的“定位”,或者“归属”出发。

为了研究需要,仅仅是为了研究需要,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或者说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艺术分类。这些分类往往带有偏颇,局限,或者说仅仅为了便于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层面研究的需要而提出的。

不应该是一种什么定位或者归属。更不能用所谓分类来替代具体的艺术。

研究中国书法只能从中国书法的实际出发。艺术产生不是从艺术分类开始的。

艺术分类总是后人干的事情。如果艺术分类是为了对艺术进行什么定位,如果艺术分类是为了限制或者抹杀一门艺术的特征,特别是独有的特征,那么,这种研究是应该抛弃的。

比如有的认为中国书法是视觉艺术,就轻视、蔑视汉文字音、义与书法的关系,甚至认为音这一部分与书法毫无相涉。研究中国书法不仅应该研究书法作为艺术的普遍属性,更重要应该研究中国书法的特殊性,研究中国书法不仅仅应该研究中国书法具有的一些所谓视觉艺术、造型艺术、抽象艺术、表现艺术等等的特征,尤其要注意发掘、深入研究中国书法具有的而其他艺术不具有的特征。

中国书法与所谓视觉艺术、造型艺术、抽象艺术、表现艺术等的关系,不是什么“种和属”的关系。中国书法具有所谓视觉艺术、造型艺术、抽象艺术、表现艺术等的许多特点,但是中国书法不是一种所谓纯粹的视觉艺术、造型艺术、抽象艺术、表现艺术等。

中国书法的一些优秀的珍贵的独有的特征,是所谓视觉艺术、造型艺术、抽象艺术、表现艺术等无法包括的。中国书法是有界定的传统的民族艺术。

中国书法是汉文字的再创作。中国书法之形是另一类完美的形、音、义的统一体。

没有可识别性、没有可读性(这个形带“音”)、没有可议性(这个形积“义”)的形式不是中国书法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研究不可根据一些现成的艺术分类来定位,或者确定归属。

不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书法金沙2004年2月7日《答南湖醉翁》:关于艺术的分类,往往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某一个角度看待艺术,便于研究而划分的,我想关键在于各自讲得清道理,说得出理由,能找准分类的标准即可。

何有“扎营”之意?实际上艺术的分类有多个角度多种方法,不是单一的。而各种艺术各自固有的特征和特性却是一点不能模糊的。

如果说书法同样是时间美和空间美的结合,并希望强调中国书法艺术存在的时间性和运动性质,但是,不能为此而模糊或否定绘画的时间性、运动性质。中国写意画、西洋钢笔画、诸多漫画、连环画等等,如何来理解绘画的时间性?在讲“时空观”一节中濂先生甚至得出绘画的性质是与书法的性质完全相反,一个是静止的,一个是运动的,一个只具有空间性,一个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恐怕不合乎实际,或许是荒唐的;从而又得出“绘画是从结果找结果”,“书法是从结果找过程”的不同定位。

请问这里的“结果”是什么?“过程”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请思考: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静止、运动和时间空间性的关系?――“坐地日行八万里,寻天遥看一千河。”――书法金沙同样是2004年2月7日《答南湖醉翁》:音乐是“纯粹的时间艺术”吗?谈音乐,陈振濂先生又认为“是纯粹的时间艺术,它只具有虚构的空间而缺乏实际空间。”

如我们曾经提到《草书教程》的说法,音乐是“唱完即完”的艺术一样。什么是纯粹的时间艺术?濂先生这种把时间和空间截然分离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同样是荒唐的。

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客观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万事万物的普遍属性,是不可分离的。绘画及一般视觉艺术的时间性正如音乐及一般听觉艺术的空间性一样,不是不同时存在,而是,也仅仅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特性不同,或者相对的更隐蔽,不容易被直接感觉;是各种特殊的个体,各种艺术的时间空间的具体的形态和性质的特殊性、相对性;换句话说,正是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时间空间具体的形态和特性的多样性所在,正是我们文化艺术园地百花争艳的所在,这怎么能少呢?研究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工作,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深入地去揭示各自的固有的特殊的奥妙所在——正是其乐无穷的事情啊!科学早已证明光是运动的物质,声也是运动的物质,或者说是物质的运动。

作为艺术的音乐作品具有物质存在性,它们同样具有空间性,不是“虚构的空间”性。何况音乐还有五线谱、简谱可以记录,还可以储存在人脑、电脑、磁带、光盘里面。

绘画同时客观存在时间性,音乐同时客观存在空间性。再说相对的“结果和过程”,“顺向和逆向”,是不是我。

四、汉隶与清隶的不同

在汉字字体发展史上,从秦末至东汉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篆书因其复杂化渐渐让位于书写更为便捷美观的隶书,而在隶书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又悄然包孕出草书、行书和楷书,同时,“正体”与“俗体”、“铭刻”与“墨迹”、文化中心与偏壤边陲等种种因素的交织,也相互造就了这一时期字体多样、风格多样的复杂局面。

各种字体之所以在此期间风云变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用性书写对速度的追求以及人类爱美的天性对装饰性的偏爱。 隶书从孕育到完全成熟,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多条复线共存的大背景之中,它不仅受本身字体“自律”的影响,同时也不断在种种“他律”的支配下游离徘徊。

所以后人看待隶书的眼光,因时因地,或囿于前规,或限于出土资料的客观历史条件限制,各各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不同眼光,使隶书创变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文拟从汉隶形态的多元化中整理出几条隶书划分类型,以此来探讨后世隶书创变的不同理念。

限于文字,本文只粗略列出隶书类型,而不对其产生的原因详加分析。 其一是隶书自身发展的纵向脉络。

早期脱胎篆书,化圆为方,变纵长为横匾,重结构空间;晚期体势谨严,用笔丰富,重笔画形态。 其二是汉隶发展过程中地域分布形成的横向格局。

分为鲁豫陕碑刻风格、川陕摩崖风格、荆楚简帛风格、西北简牍风格。(这种划分尽管在时间性上并不完全同步,但因其概括性强、风格突出,故采用。)

其三是字体演进中产生的诸体相杂现象。有“篆隶相杂”、“隶楷相杂”、“隶草相杂”等不同类型。

将汉隶从主观上加以整理和分类,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厘清后世学习隶书以及进行隶书创变的不同思路,为进一步推动隶书创新提供理论上的借鉴。限于学力,难免挂一漏万,还请方家指正。

一. 汉隶自身发展的纵向脉络与隶书复兴期关注点的演变 一 典型隶书特征与清代初期隶书复古理念 由于东汉标榜名节、提倡孝道的时尚,迷信神仙、追求奢靡的习俗,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书法艺术普遍爱好的心理,以及书法家群体逐渐产生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了碑刻在桓、灵时期大量产生。而八分书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是当时最适宜用于碑刻、又能充分表现书法美的书体。

① 这一时期的汉隶作品,以《乙瑛碑》(图1)、《曹全碑》(图2)、《史晨碑》(图3)等为代表,结体横扁,蚕头燕尾,章法字形都极为工整,代表着隶书已达到高度成熟。随着行书楷书的迅速崛起,以及宋元明普遍重视行草而忽视篆隶,到清代初期当书法家将眼光重新盯向汉代时,囿于资料的缺乏和受唐代为数不多的几位隶书作者僵化隶书的影响,蚕头燕尾的横扁体式无疑成为他们心目中最典范的汉隶形象。

如同篆刻复兴之初以“酷似汉印”为能一样,清初几位隶书家的努力也仅仅是停留在对典型汉隶不遗余力的模仿,如王时敏、戴易、郑簠、朱彝尊、万经、郭宗昌及傅山等人,王时敏、戴易、万经的隶书作品甚至带着明显的“唐隶”痕迹,工整而气息糜弱,傅山则大量使用冷僻字、怪异字,习气极重,只有郑簠(图4)和朱彝尊(图5)两人在隶书方面成就稍高,前者灵动中得汉隶之“厚”,后者严谨典雅中得汉隶之“纯”,但与中后期隶书大家相比,他们基本上谈不上创造性,依然处于汉隶技巧的探索期。就其原因,一是前代基本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二是“典型隶书”的思维限制了他们的取法范围,他们普遍取法《曹全碑》碑就是明证②。

正如刘恒先生指出的一样:“清代前朝的隶书,基本上反映了隶书书法从取法唐人和随意妄作的状态向回归汉隶和以古为师的转变过程。由于隶书在宋代以后逐渐衰微,降至元、明,汉人古法消亡殆尽,于是写隶书者任意发挥一己之思,发明了许多诸如“细肚、蚕头、燕尾、鳌钩、长椽、枣核”之类的点画规则,名目繁多,巧思百出。

明清之际善写隶书者,大多沾染有这种习气,即便被认为是“力追秦汉”而卓然名家的王时敏、傅山、郑簠等人也未能免俗,他们作品中的夸张用笔和冷僻字、别体字形就反映了这种习气的流弊。”③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隶书创作者,当他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汉代时,实际上并无多少关于汉隶演变的概念,只是简单的将东汉成熟期典型隶书作品当作了全部的精华,对蚕头燕尾的刻意强调以及还原汉隶写法的种种努力,都深深打下了“眼光狭隘”的烙印,不过也正是在这种近乎复古风气的影响下,隶书创作的技法以及人们对汉隶的认识才得以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他们无疑对隶书创作的繁荣具有开拓之功。

二“空间—笔画”两极与追求大汉气象 隶书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逐渐脱离篆书那种纵长体式、强调建筑式空间感,转而主动寻找笔画线条表现力的过程。越是早期的隶书,波磔意味越不明显,越是晚期的隶书,空间意识越淡化,我们可以在以下列表格和图示中清晰看见这种“空间—笔画”衍化的轨迹: 作品名称 书刻时间 《五凤刻石》 公元前56年(鲁孝王34年) 《莱子侯刻石》 15年(新莽天凤2年) 《开通褒斜道刻石》 63年(东汉永平6年) 《石门颂》 148年(东汉建和2年) 《乙瑛碑》 153年(汉恒帝永兴元年) 《礼器。

五、走的隶书如何写

1)【走】的方正隶书繁体写法

2)隶书是从篆书发展而来的,隶书是篆书的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化弧为直。

隶书的结构特点

1字形扁方左右分展

2.起笔蚕头收笔燕尾

3.化圆为方化弧为直

4.变画为点变连为断

5.强化提按粗细变化

六、汉魏石刻的书法艺术有哪些体现

汉魏石刻与书法完成了完美结合,石刻所体现的书法艺术,在《汉魏十三品》摩崖石刻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因其位于石门,又称“石门十三品”。 《汉魏十三品》在褒斜道附近,是陕西穿越秦岭的古代交通要道。

这条要道北起眉县斜谷,南至汉中褒谷,全长约235千米,始建于战国时期。道的南端有一隧道,称为石门,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利用“火焚水激”方法而人工开凿的隧道。

隧道东西两壁和洞外南北数里的险坡、断崖以及褒河水中、沙滩的大石上,多有由汉及宋的摩崖石刻,有的是历代开通、复修褒斜道、石门和山河堰工程情况的记载,有的是参观、游览的留念题记。其中最为书法家称颂的珍品,即所谓《汉魏十三品》。

其中汉魏时期的书法以篆隶体为主,其珍品尚属罕见。 第一品《石门》摩崖,上刻“石门”2字,为隶大字摩崖,是状物抒怀之作。

第二品《鄐君开通褒斜道》,又称《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俗称《大开通》或《开道碑》,刻于石门洞南山崖上。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公元63年刻成,字体界于篆隶之间。

此碑由于被山土埋没,直至1000余年后的南宋时期才被发现。 此石据铭文记载,东汉永平年间的63年,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奉诏用广汉、蜀郡、巴郡刑徒2600多人,动工开通斜栈道,工程历时3年之久。

另据史籍记载和考查,该栈道上著名的古石门隧道,就是由鄐君主持在这段时间首次开通的。 此石书法气魄宏伟,布局饱满,笔划较细但遒劲有力,融入篆意,高古伟岸,加上天然石纹背景,更增添一种奇趣。

其结字方古舒阔,因自然石势作字,字之大小及笔画长短、粗细皆参差不整,没有波磔,天真朴拙而很有气势,保留了早期隶书的许多特点。 第三品《鄐君碑释文》,位于第二品下方,是南宋南郑县令晏袤的题记,刻于宋光宗绍熙年间的1194年,是楷书作品。

晏袤是南宋绍熙年间南郑县令,性嗜古,尤工隶书,号称有宋以来写隶第一高手。 1193年,刻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鄐君开通褒斜道》,因为雨水冲刷,显露出来。

晏袤发现后非常兴奋,于是在原摩崖下方另刻了一方摩崖,即将这方汉代摩崖初次发现的经过情况,以及原刻文字的内容加以注释,考古学家称之为《鄐君碑释文》摩崖。 第四品《李君表》,或称《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汉永寿石门残刻》。

李君名李寓。东汉顺帝永建年间刻。

内容是颂扬李寓修建褒斜栈道的功绩。该石刻位于石门洞北口外的西壁,但早被泥沙封闭,直到1000多年后的清同治时的1874年才被发现。

《李君表》通高70厘米,上沿宽40厘米,下沿宽43厘米,隶书。字迹多漫漶,结体较方整,隶法古拙质朴。

第五品《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杨孟文颂碑》、《杨厥碑》。东汉建和年间刻,隶书。

额题“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杨君名涣,字孟文。

碑文有“汉明帝永平四年杨孟文所开,逮桓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同郡王升乃嘉其开凿之功,琢石颂德云”。 《石门颂》原刻为竖立长方形,20行,每行30字至31字不等,纵261厘米,横205厘米。

全文共655字。内容为汉中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等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文辞为东汉汉中太守王升撰。

《石门颂》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

多用圆笔,起笔逆锋,收笔回锋,中间运笔道劲沉着,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

《石门颂》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亦为汉隶刻石中所罕见。

《石门颂》摩崖石刻是我国著名汉刻之一,它与洛阳《郙阁颂》、甘肃成县《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石门颂》是东汉隶书的极品,又是摩崖石刻的代表作。

它对后来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清代书法家、篆刻家张祖翼评论说: 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也,力弱者不能学也。

第六品《杨淮表记》,全称《司隶校尉杨淮从事下邳湘弼表记》,亦称《杨淮碑》。刻于东汉熹平年间的173年。

杨淮是《石门颂》中司隶校尉杨孟文的后人,他的同郡人卞玉看到《石门颂》表彰杨孟文开通石门的功绩后,就把杨的后人杨淮、杨弼兄弟两人的官职和政绩追述刻石,故又称《卞玉过石门颂表纪》。 《杨淮表记》为摩崖隶书,碑文7行,每行25字至26字不等,共计173字。

该碑书法奇逸古雅,与《石门颂》相近。 《杨淮表记》书法雄古遒劲,笔势开张,用笔沉着扎实,结字参差古拙。

其章法,因石势而书,纵成列,横不成行,字态因字立形,疏宕天成。如第六行“也”字为此行末字,故形体较大,第七行“过、此、追、述”4字,波笔舒展,极尽开张之势。

若将此刻与《石门颂》、《开通褒斜道摩崖》等视为一组,与同时期山东曲阜一带《史晨碑》、《孔彪碑》等庙堂碑相较,则见两地迥异之地域书风。 第七品《玉盆》,“玉盆”两字刻于石门南褒河水中的一块大石上,其石自然如盆状,光洁如玉,石的周围刻有题记“穷溪河之胜,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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