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县起义击毙中佐歼灭500日军 汉奸府里的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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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县起义击毙中佐歼灭500日军 汉奸府里的起义军
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在通县宣布“独立”，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委员长，“负军政一切责任”，张庆余、张砚田、池宗墨等为委员。
殷汝耕“政府”的“部队”主力，是1935年5月奉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命令开入冀东的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分别由张庆余和张砚田任队长，两人原系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的团长。当第五十一军调往甘肃时，两个总队因系地方特警，不算正规军队，所以没有随同开走。于学忠离河北前，曾密召二人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伪政权成立后，殷汝耕即以第一、第二两总队为冀东军事主干的冀东保安队，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教导总队，以沈维干为总队长，归殷直接领导。
在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张庆余和张砚田密请张树声介绍前往宋哲元处，表明愿随宋抗日。在多次见面后，宋哲元还嘱咐张庆余和张砚田加强训练军队，做好准备工作，还给两人各一万元现金作为活动经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因宋哲元不在北平，张庆余派心腹刘春台密往北平见河北省主席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等我军与日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县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还将张庆余和张砚田所部“编入战斗序列”。
日军大举进犯南苑的战斗打响后，张庆余知“战机已迫，不容坐观，遂与张砚田密议，决定于7月28日夜12时在通县起义”。
起义部队封闭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派兵包围冀东伪政府长官署。殷汝耕闻讯，藏匿于贮藏金银冥器的橱柜顶上，起义部队搜殷不获，就威吓殷的仆人。仆人说：“长官！请出来罢，张大队长迎接您来啦。”殷汝耕听到后以为救兵到了，自橱柜顶一跃而下，立被拘捕。驻通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的公馆距伪署仅一巷之隔，他率领特务数十人抗拒，被起义部队乱枪击毙。日军驻通县的部队约有300人，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工事坚固，激战达六小时以上，起义部队牺牲约200人。激战至29日上午9时，日军除一部分逃亡外，大部分被歼灭。另外，日军驻顺义部队约200人，也被我驻顺义起义部队苏连章团于同日突行夜袭，迅速予以歼灭。
由于天津的日军部队陆续赶来，起义部队决定放弃通县，开往北平与二十九军会合。当他们到达北平城下时，二十九军已撤退至长辛店、保定一带。正在这时，一股日军突然从北平城内杀出，正赶上押解殷汝耕的汽车走到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被日军将将殷汝耕劫走。起义部队遭受严重伤亡，遂化整为零，向保定进发，沿途却被孙殿英部缴械。
据日方记载，殷汝耕30日下午2时左右，通过北平安定门外某车站站长家直接给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打电话，请求救命。今井武夫找到“维持会的公安局长”潘毓桂，让他打开城门放进殷汝耕。
殷汝耕虽保住了性命，但日子并不好过。虽然获救的第二天就表示“痛感罪孽深重，理应引咎辞职”，但是日本军方并不买账，以“保护”为名，将殷汝耕羁押在宪兵队。细木繁的妻子为了替丈夫报仇，向日军指控“殷与起义军串通”。据今井武夫说，日军天津驻军司令部之所以对殷汝耕“产生误解”，是由于殷的秘书长、后来在唐山代理长官职务的池宗墨的有意陷害。一直到当年年底，日军天津驻军司令部才算消除了对殷汝耕的怀疑，把他释放。
后来通县起义的领导者张庆余曾经被蒋介石接见。蒋介石问张庆余：既捉住殷汝耕，却为什么不杀？张庆余回答说：当时本拟将殷逆枭首示众。因刘春台说殷逆系何应钦代委员长和黄郛委员长的亲信，派他到冀东担任蓟密专员，所以才改为押送北平交宋哲元处理。
抗战期间，殷汝耕先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去汪伪政权任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逮捕处决。
历史军事 击毙千人关键是两个中佐
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取得了一次让国人家喻户晓的胜利。然而，平型关大捷的战果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讨论这个问题需注意：历史上各类宣传资料的史料价值不高，应该看原始的史料。此战战绩最原始的记录是战斗的次日(9月26日)，林彪、聂荣臻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发出电报里记述的：“昨日与敌第二十一连队(注：当时日语里常把“联队”写作“连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
日军第二十一联队原驻岛根县浜田市，于是又被称为“浜田联队”。其战史资料《浜田联队史》之中记录了日军救援部队看到的场景：“100余辆被烧毁的汽车惨不忍睹，大约每隔20米就倒着一辆汽车残骸，以新庄中佐为首的无数战死者倒在公路上或烧毁的驾驶室里”。这“意外的情景”在一瞬间吓得日军停步不前。但是，这绵延了约2公里的“惨景”还不是日军唯一的“伤心处”，救援的日军用三个小时收拾完公路上的战死者尸体后，登上了山岭，“从岭上俯视谷间，又一次看到了辎重车辆队的全军覆灭。辎重车与累累的人员马匹尸体堵塞了道路”。日军评论这些“惨景”是“景象如同地狱般的、全军覆灭的悲惨情况”。”
为了防止上述语句是“断章取义”，这里也附上《浜田联队史》里面上述有关内容的日语全文，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日军对于战败的沮丧：
“一〇〇台余りの自動車が無惨にも焼却され約二〇メートル間隔に残骸が転がっており、戦死体も新庄中佐を初め道路上にあるもの、あるいは運転台に焼けただれて横たわっているもの等無数にあり、まったく目を覆う惨状である。....。。焼けただれた自動車を一台一台片側に寄せ、戦死体の後片づけを終わるのに三時間もかかったろうか、やっとどうにか通行出来るようになり前進を始め峠にかかった。峠の上からふと谷間を見下すとまたまた輜重車輌隊の全滅か。輜重車人馬共に死体となり累々として道路を埋めているではないか。これこそ栗飯原部隊[歩兵第二十一連隊]の大行李及び山口、中島両大隊の大行李、小行李隊の地獄絵図さながらの悲惨な全滅の様相であった”。
然而，平型关大捷还有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战果：此战一次击毙了日军的2名中佐。笔者多方查询，在1995年之前，国内有关平型关大捷的宣传记录里均没有发现记录过击毙这2名中佐的战绩。而且，至今为止，国内有关书记文章也未能完整介绍出击毙这2名日军中佐的意义。
笔者利用日军史料的记录，现分述如下
其中一个被击毙的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的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
桥本顺正曾是朝鲜军第19师团统辖之下的步兵(联)队附。 1936年前(何时任职待查)桥本顺正担任了满洲间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当时还是少佐的军衔)，前任是河野悦次郎少佐。1936年8月，桥本顺正卸任后，田中铁次郎大尉接任该职务。
他的前任河野悦次郎和后任田中铁次郎，在日军的情报界都可谓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河野悦次郎曾官至济南陆军联络部(原来的济南陆军特务机关)部长，麾下的联络部“掌握全省伪政权机关，通过派任到各级伪政权机关和新民会的日籍顾问，来了解全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并加以控制，它是伪政权的决策和指导机关”。田中铁次郎则在给1945年苏军抓获时正担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是苏军不放过的日本特务。
夹在中间任职的桥本顺正，其情报工作的本领应该也不亚于他的前任和后任(从其随后调到主力师团任情报参谋可以侧面窥见其能力)。不过，他转到第5师团任职情报参谋，被击毙于平型关，其名倒变得鲜为人知了。但是，从日本档案的记录来看，他被击毙对于日军第五师团的打击其实是很严重的。
日军第五师团参谋长麾下的参谋部，实际上按编制仅仅只有4名参谋(图2)，应该是每个人各负责一部分职责。桥本顺正作为四个参谋之一的情报参谋，其实就等同于“司令部情报科长”。桥本顺正在平型关被击毙，让第五师团突然之间失去了“情报科长”。这一战果显然比击毙普通的日军中佐军官给第五师团的打击更大。
另一个被击毙的中佐是：日军第六兵站自动车队队长新庄淳中佐。“兵站自动车队”不是“兵站的自动车队”而是一个固定的建制番号，根据日军史料记录(图3)，“兵站自动车队”下辖若干中队，于是应该等同于“大队”级别。但是这一时期日军的大队级军官大部分只是少佐(战争后期甚至大多只是大尉)的军衔，而新庄淳是中佐军衔，这更显出了击毙一个兵站自动车队队长的战绩，也确有其可贵之处。
从击毙这2名日军中佐的角度看，平型关大捷的战绩其实长期被低估。日本军史史料的佐证，让这一次彪炳史册的大捷，其战绩更加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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