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纸币为什么会崩溃？明朝货币演变

Posted 2023-03-02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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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纸币为什么会崩溃？明朝货币演变

明朝纸币为什么会崩溃？相较于宋、金、元三个发行纸币的朝代都在王朝末年才发生纸币崩溃的现象，明朝纸币的崩溃发生在王朝经济稳定国力强盛的时代，这个事实令人感到困惑。我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重新检讨，希望与读者们一起来找出比较可能的原因。

一、明朝的纸币

从洪武朝开始发行，到正统朝崩溃，明朝的纸币只流通了六十多年。相较于宋、金、元三个使用纸币的朝代，明朝纸币的寿命是最短的。朱元璋(1328-1398)建立大明王朝(1368-1644)，他谨慎参考前代的纸币经验，在即位七年之后才决定发行纸币，来年正式印造大明宝钞，想不到宝钞的流通在他死后三十多年就悄悄收场，而且收场时明朝的政经局面风平浪静，当时人似乎毫无感觉，这种现象实在是耐人寻味。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铸造王朝的铜钱，名为洪武通宝，分为一钱(十文)、二钱、三钱、五钱、一两(十钱即一百文)等五种。洪武八年发行纸币，名为大明宝钞，署洪武年号，分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等六种。他规定宝钞一贯等于白银一两，铜钱一千文;黄金一两等于宝钞四贯。民间可以拿金银去跟政府换取宝钞，但政府不用金银跟人民兑换宝钞。市场交易只能使用宝钞与铜钱，不准使用金银。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印造小面额的宝钞，从十文到五十文，可能是要补充铜钱的不足。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他更下令禁用铜钱，强制民间铜钱在半个月内上缴官府换取小钞，想要让通货完全纸币化。这个命令应该维持不久，也无法贯彻。直到正统年间大明宝钞退出通货市场为止，明朝政府所推行的，是以大明宝钞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两种通货供应市场交易的货币制度。

二、纸币崩溃的原因

历来大家对于宋金元三朝纸币崩溃的原因，都认为是王朝末期财政收支发生困难，政府滥发纸币来挹注财政缺口，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纸币制度的崩溃。这样的看法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把这样的看法也应用到明朝纸币的崩溃，与事实却格格不入。

把纸币发行量与物价机械式地关联在一起，这是货币数量说的基本精神。且不去涉入当今理论的复杂内涵，让我们回归到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说，也就是DavidHume提出而由IrvingFisher归纳出来的简单等式：

MV=PT

M(Money)代表明朝宝钞发行的数量，V(Velocity)代表宝钞流通的速率，P(Price)代表物价，T(Transaction)代表商品的交易总量。根据上面的等式，如果V与T维持不变，当M增加时，P也就跟着增加。抱定M和P的机械式的关系，而忽略其它的可能因素，明朝的官僚们的纸币态度既然如此，稳定钞值的对策当然不外是减少M，即宝钞的发行数量。明朝政府一方面以减少支放，甚至停印宝钞的办法，另一方面，又以扩大宝钞支付租税的办法，来紧缩宝钞的发行量。诡异的是，尽管政府努力控制和减少宝钞的发行量，宝钞还是继续贬值的趋势，无法挽回。显然这里另有文章，需要深究。

让我们回到上面的简单等式。首先我们来注意V，也就是宝钞的流通速率。在一个既定的期间内，假设大明宝钞的发行总量M不变，而商品交易的总量T也不变，当宝钞的流通速率V增加时，物价P也会跟着增加。勤俭谨慎的明太祖朱元璋，从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起，就很注意钞价的稳定，除了颁行严刑峻罚以遏止违法的交易之外，他也努力控制宝钞的发行量。但是宝钞的价格还是下跌，无法稳住。朱元璋和洪武朝的官僚们注意到宝钞发行数量与物价的正向相关，并没有错。

只是这样的注意还不够，因为除了发行量之外，宝钞的市场流通总量还受到流通速率的影响。发行总量M并不等于流通总量MV，也就是单单考虑M还不够;还要考虑V。这一点洪武朝以及后来的各朝政府都忽略了，甚至迄今为止学界也忽略了。大明宝钞贬值的关键，就出在V太大，也就是流通速率太大。相对于其它朝代，在明朝，宝钞的流通速率V很大。假设在给定的一个时期中，商品交易总量不变，货币发行量也不变，但是因为流通速率增加，货币流通总量MV跟着增加，结果是物价P提升，单位货币M的购买力跟着降低。就是这个V增加的效应，尽管政府努力控制宝钞的发行量，宝钞的实际流通量还是很大，结果造成物价的上涨与钞价的下跌。

面对宝钞不断地贬值，从洪武朝到正统朝，各朝政府无不努力节制宝钞的发行，扩大宝钞的税收，藉以减少市面的流通量，达到稳定或提升钞价的效果。事实的发展刚刚相反，钞价还是持续下跌，甚至在市面上已经不易看到宝钞流通的情况下，钞值还是无法恢复。宣德与正统两朝，我们看到政府确实用尽办法，停造新钞，扩大宝钞支付的税收或各种犯罪的罚款折钞的规定，减少官俸的宝钞支付或各种使用宝钞的开支，等等，宝钞最后还是出现恶性通膨的现象，以致于退出市场流通。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显然，上述的货币数量说的等式无法应用到这个量缩价跌同时出现的矛盾现象。解开这个矛盾，也许我们需要用别的角度来看问题。让我在这里尝试用通货竞争和通货替代的理念来解释。

明朝的货币制度是以宝钞作为主币，铜钱作为辅币，提供给市场流通。如果除了宝钞之外，市场别无币种可做交易媒介，那么尽管人民对不兑换宝钞的价值存有疑虑，他们还是要使用它来做买卖，而只要宝钞保有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价值，钞价还是可以维持在一个大家还能接受的信用价值范围内，何况它是政府与人民交易的法定工具，以及税赋的支付手段。问题出在如果有其它币种来加入市场流通，结果就会出现通货之间的竞争与替代的现象。

除了布帛谷物之外，加入流通的最重要币种就是白银。明朝政府没有铸造银币，白银是以金属商品兼做支付手段的方式，长期以来在民间市场流通。由于白银是一种金属货币，币值有白银的商品价格作为基础，名目币值不会偏离太远，人民的接受度相对稳定。当白银与宝钞发生通货竞争时，白银的货币优势立即显现出来。除了携带比较不方便之外，不管作为支付工具、计价单位或价值的宝藏手段，白银都比宝钞可靠。一旦民间持有的白银变成通货投入市场交易，宝钞的通货地位必然亟亟可危，难以与之竞争。明朝政府一再地以严刑峻罚来禁止人民使用白银于市场交易，完全合理。

可惜政府的禁制收效不大，政治意图敌不够经济理性。宝钞面对白银的入侵，节节贬值败退，最后还是被迫退出市场流通。明朝政府每当看到宝钞贬值，在类似货币数量说的僵固观念下，就以为宝钞发行太多之故，因而努力收回宝钞，采取所谓的与宝钞通胀走势方向相反的逆风操作的货币政策。在宝钞与白银互相竞争的货币市场上，这种政策适足以加速宝钞的泡沫化和最终崩溃。

道理很简单。假设在某一给定的时期，货币需求不变，宝钞与白银的兑换率是1：1，也就是宝钞一贯的价格等于白银一两，如官价所设定者。

假设当时投入市场流通的宝钞总量有100贯，白银总量也有100两。宝钞与白银的名目货币量各为100，实值货币量也各为100。货币总需求为200，宝钞的市场占有率是50%。当宝钞贬值一半，即2贯兑换1两白银时，如果宝钞的名目货币量维持100贯不变，它的实值货币量会降低为25%。

市场所需求者为实值，不是名目货币量。宝钞的实值通货占有率减低到原有的一半，即从50%降到25%，在白银通货供给弹性极大(人民拥有足够的随时可转换成通货的白银)的前提下，宝钞所缩减的份额，马上被白银取代，结果宝钞与白银的实质货币市场占有率变成25%：75%，也就是两者的市场份额是1/4：3/4。如果宝钞再贬值一半，即4贯兑换1两白银，而名目货币量还是100贯不变，那么宝钞的实值货币市场占有率会缩减成12.5%，而白银会扩张成87.5%，也就是两者的市场份额变成1/8：7/8。如果宝钞继续贬值而名目货币量不变，它在货币市场的份额会继续萎缩，直到完全退出市场流通，完全被白银取代。货币像语言一样，越多人用就越有用，越少人用就越没用。使用率反映货币的流动性(liquidity)，而流动性的大小决定货币的价值。

当宝钞在通货市场的份额减少，它的流动性跟着降低，贬值是必然的结果。明朝政府始终紧抱着退缩的宝钞政策，面对贬值的压力，政府就尽量不再投入新钞。更有甚者，明朝政府还加强宝钞的回收，让宝钞的市场份额萎缩得更厉害，宝钞的流动性加速降低，宝钞贬值得更快。从宣德朝起，明朝政府比前朝更加大力地回收宝钞，而宝钞的贬值趋势更加迅速，让它加速走向崩溃，最后在正统朝时完全给白银替代掉。

简单地说，大明宝钞发行时就设定是纯信用的不兑换纸币，人民难以接受，贬值的命运无可避免。明朝政府面对贬值一直采取减少宝钞发行量的逆风操作方式，结果加速贬值的趋势，让白银源源不断地进入货币市场，取代宝钞的通货功能。大明宝钞发行大概六十年就崩溃，比起宋金元三朝的纸币都来得短命，可以说是中国纸币史的一个特例。而它在王朝经济力上升的时代崩溃掉，更是一个特例。

中国第一个纸币周期在明朝的盛世划下句点。明朝纸币的崩溃，肇因于政府的政策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不兑换纸币政策，第二个错误是保守退缩的纸币发行政策。不兑换纸币政策让人民对大明宝钞的价值心存怀疑，注定它会随时间走向贬值的命运。保守退缩的纸币发行政策加速宝钞的贬值，面对白银的竞争，大明宝钞不断地缩减它在货币市场上的实质占有率，最后被白银完全取代。从正统朝起，中国经济踏上了四个多世纪的白银与铜钱并行流通的双元金属货币的途径。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上，明朝纸币的崩溃带给我们某些值得反省的经济意涵。

(一)在明清银铜双元币制下，政府发行铜钱，白银则任由民间发行流通。这种币制可以随时随地调整两种通货之间的汇率，让两种通货的数量混合自动地伸缩以满足市场需求，其结果是它会有效地适应明清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差异的现实，让该差异稳定地长期持续下去。例如，先进地区多用白银，落后地区多用铜钱，这种现象继续到清朝末年。银铜双元币制的运作有助于稳定中国各地有如光谱差异般的传统经济，却无助于全国的经济整合。

(二)银铜双元币制是一种金属货币制，币材的供给受制于原料的开采或进出口，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银铜本身是商品，商品市场的供需情境不同于货币市场的供需情境，商品价格与货币价格无法同步协作的结果干扰着银铜货币价格的稳定，放大两者之间通货比价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给市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一般观察认为明清的经济长期存在通货紧缩的状况，通货紧缩当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萧条倒退。

(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经济发展路径是一个市场经济部门逐渐穿透、侵蚀、取代非市场经济部门的过程。信用货币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中国的纸币出现在市场经济还只是一个附属的补充性的经济部门的时代，它无法进一步地巩固发展，反而被银铜双元金属货币取代，反映出传统市场经济部门长期处于狭小的附属领域，没有进一步地穿透、侵蚀和取代非市场经济部门，去发展成为支配性的经济运作方式。换句话说，它长期处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们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出现纸币似乎是一种反常现象。但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思维如果不适合于看待现在与未来，它却适合于看待过去。出现纸币的事实意味着中国传统货币经济有其尚待厘清的发展逻辑，也意味着目前流行的货币经济史观有待重新检讨。

中国第一个纸币周期是一个举世独特的货币实验，在传统的经济环境中发生完成。它曾经让MarcoPolo(1254-1324)时代的欧洲人闻之震惊而不敢置信，而它竟然在明朝国力强盛的时候宣告结束，今天我们仍然难以置信。就像暖春未到，长冬尚在的时候绽放出来的一朵小花，它瑟瑟缩缩地点缀着一个强调统制和习惯的经济体，没有给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发展增添多少活力和光彩。傅衣凌曾经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传统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既早熟而又不成熟，从宋初到明初的纸币经验刚好也是一个印证。

货币的发展过程以及纸币的意义是

关于货币的起源

纸币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而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较早的国家。

根据文献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证，我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从原始贝币到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流行的方孔钱，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可谓源远而流长。

到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纸币——“交子”。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

钱币界有人认为中国纸币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

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

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

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

“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

此凭证即“飞钱”。

“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则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

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

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

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

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

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

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

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

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

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

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

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

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

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

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

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

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

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

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

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

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

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

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

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

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

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

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

首届交子发行1 256 340贯，备本钱360 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

“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

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

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

“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

“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

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

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货币的发展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

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

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

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

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

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

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

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

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

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

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

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

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

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

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

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

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发展的重大进步，在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宋、元、明、清各朝也都发行和使用纸币，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纸币的流通面并不广，尚不能完全代替金属货币。

中国纸币的大量发行和使用，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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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纸币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丧权辱国的清朝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

辛亥革命前已在国外发行“铸饷券”，为了军事开支的需要，又发行了“军事用票”等纸币。

辛亥革命胜利后，于民国初年，原“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把交通银行定为国家银行，先后发行兑换券，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16年停止了兑现承诺，1924年，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履行国家银行职能，发行货币。

此外。

经国家核准的普通商业银行也发行了钞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机构也先后发行了地方钞票。

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种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把中华民族推向国将不国的危亡境地。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孙中山先生为筹集粮饷军械和革命活动经费，积聚革命力量，在国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为扫除清政府的残余势力，应付军政急需，发行了陆军部"军事用票"和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发行了带有辛亥革命标志的钞票，这些钞票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是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产物和见证者，一向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受到人们的珍视。

国家银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

“中国”和“交通”二行在民国初年，被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

后因袁世凯称帝，而引起了讨袁战争。

接着各地军阀进行混战，财政状况极为恶化。

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使劳动人民蒙受了很大损失。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调节金融，活跃经济，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能。

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

除国家银行发行票外，不少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

在前清取得了发行权的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信成银行等。

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才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另外，还有经政府特许发行钞票的特银种行，如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等，这些银行在抵制外钞、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军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袁世凯称帝激起了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

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靖国军”，宣布独立。

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

它们在各自的*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了连年内战之中。

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了军用钞票。

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

这部份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地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国民政府纸币

法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

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

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

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关金券

关金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

原来海关收税为银两，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关税收入。

政府于1930年1月决定征收金币，以值0.601866克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称“海关金单位”，合美元0.40元。

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

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

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后，停止发行。

金元券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

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

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

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

银元券东北九省流通券

大陆解放前夕，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民间多已自动重新使用银元。

国民党政府乃恢复银本位币制，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元券。

规定金元券五亿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券一元。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币制方面采取分区发行制度。

对于经济环境特殊地区，发行区域性流通券，限在当地流通。

1945年12月日，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其币值为法币的十倍。

1948年8月20日停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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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4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如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金融组织，解放战银时期的各地区银行所发行的银、铜、纸、布等货币，统称人民政权货币。

这些币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稳定金融，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扩大人民政权的建立与项固，乃至中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伐战争时期农民协会货币

1924年至1927年，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国出现了国共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的革命热潮。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蓬勃发兴起，很多地方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地主豪绅的农民革命斗争。

农民革命政权在打破封建秩序以后，为活跃农村经济，方便农民借贷，于是就在许多地区建立了金融组织，发行了自已的货币。

"浏东平民银行常洋券"、"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的期票以及"黄冈县信用合作社流通券"，是中国工农革命政权早期的货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货币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各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为了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农村经济，巩固革命政权，先后以工农银行、苏维埃政府以及其它经济部门的名义，发行了一百五十余种纸币和十余种布钞。

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统一，苏区的货币经历了由区、县银行货币到特区和省银行货币，最后统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及其各分行的货币，这样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统一的过程。

这个时期的货币是在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因陋就简印制发行的。

它是票面设计充满了浓厚的革命政治意义，反映了党在当时特定环境中的战斗风貌。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货币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大片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从1938年起，除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外，又在华北敌后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先后建立了苏北、苏中、浙东、皖中等8个抗日根据地；在华南建立了东江和琼崖抗日根据地。

这些根据地为发展农业生产，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都分别设立了自已的银行，发行了货币。

在抗日战争中，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一般称为"抗币"或"边币"。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货币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各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本来有可能统一起来。

然而，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不得不继续分散发行。

同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发行银行又有所增加和整。

抗日战争初期，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行政公署设立的地区性银行，合并组成了华中银行。

东北解放区增设了"东北银行"、"嫩江银行"、"关东银行"等。

内蒙古自治区增设了"内蒙古人民银行"。

中原地区增设了"中州农民银行"。

冀热辽解放区先后增设了"热河省银行"和"长城银行"等。

这些银行都在艰苦的条件下发行了自已的货币，对稳定解放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支援解放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套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

习惯上，人们将开始发行至1955年5月10日停止流通的人民币称为第一套人民币。

这套人民币的面额分别为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50000元，共12种，版别62种，其中：1元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7种、100元券10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

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高涨，因此，这套人民币没有发行辅币，也没有发行金属货币。

这套人民币最早设计的票版上有毛泽东像，但毛主席不同意在钞票上印他的像。

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

我现在是党的主席，因此不能在票子上印我的像，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

1949年10月，毛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曾当面请示毛主席：人民币上能否印毛主席像。

毛主席还是不同意，他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嘛是当上了，但当上了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因为进城前我们开会(七届二中全会）已作了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城市、街道、工厂和建筑物的名称及地名，以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防止骄傲自满的现象。

因此，在毛主席生前，人民币上始终未印他的像。

这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六字是董必武应南汉宸之邀题写的。

当时，董必武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由于这套人民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发行，因此，它上面没有国徽图案，其他的几套人民币上均有。

这套人民币至1950年8月停止印制。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因此后期设计印制的人民币上不再有"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等年版号字样，而全部采用公元纪年表示的年版号，且在一张钞票上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两种文字表示，如"1951"、"一九五一年"。

这套人民币采取多地区分散设计、制版、印刷和分地区就近发行的办法，因此缺陷较多。

主要是内容繁杂，主题思想不突出、不明确，图案既有反映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场面，也有反映交通运输的场景、名胜古迹等等；钞票种类多，面额种类差别大，最小面额为1元，最大面额达50000元；印刷技术各异。

从石版、凸版、胶版、凹版到胶版、凹版套合均有，油墨、纸张就地取材，导致印制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钞票相当精美，有的比较粗糙。

从整体上来说，防伪性能较差。

明代纸币为什么会崩溃？ 明朝货币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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